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现状和任务

第二节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现状和任务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在多方面出现了显著变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突出地发展重工业，几乎在所有经济领域中大力推行国有企业制度。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资源配置和使用上出现严重的低效率问题，许多结构性经济问题——例如低城市化比率和高农业比重等——继续存在。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工业化在改革开放年代才得到真正的“起飞”并进入到较高级的阶段。

综观现状并展望未来，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继续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已有的发展为未来的结构转型和调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今后应当更加有力地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

以下从多个方面概括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现状和任务，包括所面临的一些制约条件。它们包括：人口总量增长及结构变动趋势，国民经济总需求中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服务业与工业的比率，城市化趋势，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对外贸易依存度，能源消耗和污染减排。

人口总量增长及结构变动趋势

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众多人口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为消费需求及其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持。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口总量增长中已出现明显的减缓趋势。伴随人口总量变动，人口年龄构成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这些都会给未来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影响和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人口增长率年平均高达2%及以上。70年代初开始，政府推行生育计划和控制人口增长政策。近年来，在城市化比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城市生活成本压力等因素促使城市妇女的生育意愿减弱。城市人口的自发性（即非政策性的）增长率出现下降倾向。今后若干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或会从目前的0.5%下降到0.3%甚至更低水平。

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0年》提供的数据表明，2008年，中国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男性为71岁，女性为75岁，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67岁和71岁）。

伴随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年龄构成自然会发生相应的显著变化。主要变化包括这三方面：年轻人口组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老龄人口组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中间年龄组（即劳动年龄人口组）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具有不确定或者从长远看前后时期呈现相反变化的倾向。

图1-20显示，从1982～2010年，中国人口中年轻年龄组（0～14岁）所占比重从34%下降到17%，中间年龄组或者说劳动年龄组（15～64岁）占比从61%上升到75%，老龄年龄组（65岁以上）占比从5%上升到9%。

图1-20　中国人口年龄分组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1年）。

研究者们对这些变化给予了很多经济意义上的解释。首先，在这个时期，劳动年龄组占比的升高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相应扩大，中国经济增长受益于可被称之为“人口红利”的好处。

其次，从长远观点看，年轻人口组占比的下降意味着未来时期进入劳动年龄组的人数会相应减少，上述“人口红利”便不再具有可持续延伸的前景。“人口红利”或会逐渐消失。

再次，老龄化趋势日渐显著。老龄人口退出就业后并在后续的生命时期内，不再获得工薪收入，其生计通常只能依靠就业期间的储蓄及其收益。在家庭关系已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老龄人口不再指望或只能在很小程度上指望子女的经济支持。换言之，货币储蓄成为老龄人口维持生活水平的重要支撑。社会福利制度和金融市场是否能为老龄化社会提供足够的储蓄和投资服务便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图1-21显示联合国人口署提供的中国人口年龄分组构成的长期序列（从过去的50年到未来15年）。该图中，未来时期为预测数。可以看到，从目前（2010年）到2025年，劳动年龄组（15～64岁）占比不再上升，而是有所下降。同时，老龄人口组占比不断增加，将会超过10%。

相应地，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将从目前水平开始上升，即从38%上升至42%。有学者测算，人口总抚养比的边际经济效应为－0.115，即人口总抚养比上升1%，经济增长率会放慢0.115%（王德文等，2004）。这几位学者以及蔡昉（2010）等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中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即在人均收入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就进入到人口转变（老龄化）的新阶段。

图1-21　中国各年龄阶段人口增长变化和总抚养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预测》（2010）；总抚养比为联合国测算数据。

蔡昉（2008）依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方面的新形势，提出了“刘易斯拐点”（或称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他认为，人口结构变动具有广泛的经济影响，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人力资本培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关系。

蔡昉（2010）集中讨论了人口转变、人口红利和刘易斯转折点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论证了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观点。他认为，迄今所加以利用的人口红利仍然有其发掘潜力，“第二次人口红利”——即未来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可能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和新的人力资本供给——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并且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以提供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此外，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外加的且相对次要的助动作用。例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20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都在90年代以后大幅度下降了。印度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相对微弱，人口转变过程相对滞后，但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轨迹（林毅夫，2006）。

总的看，近年来中国人口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若干趋势带来了重要的经济信息，即经济增长必须更加注重质量，必须更加重视生产率的提高，必须伴随社会福利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健全。

消费与储蓄、投资的比例

消费与储蓄、投资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总需求中的结构关系。很多研究者都指出，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消费与储蓄、投资的比例出现了剧烈的变动，参照国际经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规的情形。而且，如果将消费与储蓄、投资的比例失调看成是国民经济的内部失衡，那么，这还与国民经济的外部失衡（表现为经常账户差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率）有着密切联系。

樊纲、张晓晶等著《中国经济再平衡之路》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民收入也大幅提升。30年赶超型的高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不少扭曲和结构性失衡，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所谓‘两高一低’现象，即‘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内部失衡”（樊纲、张晓晶等，2010，第8页）。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储蓄在统计上表现为“国内投资加净出口”（并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1978年，中国的储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约为38%，2008年约为52%。

大量储蓄一方面表现为经常账户顺差及其相伴随的官方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参见本书第五章和第七章），另一方面支持了国内投资的高速扩张。中国经济中的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1978年约为38%，2008年为44%。

既然储蓄与消费都来自国民收入，而在储蓄已经占了国民收入很大一个比例的条件下，消费比率就不能不相应降低了。“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加政府经常性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78年为62%，2008年降至49%。其中，居民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78年为49%，2008年降至37%（以上数字参见樊纲、张晓晶等，2010，第10页）。

图1-22显示2008年中国与几个国际组别在消费、投资和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对比情形，可以清楚看出中国的“两高一低”特点：消费率（即家庭消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国是所有参照者中的最低者，同时在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和储蓄率（储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上中国是最高者。

图1-22　中国与若干国际分组的2008年消费、投资、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表4.8；低收入经济体缺储蓄总额数字。

历史上曾有新加坡等少数东亚经济体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过与中国类似的情形。新加坡的消费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85.3%，此后逐渐下降，到90年代降低至51.7%。消费率下降的幅度新加坡大于中国，但消费率在低位时新加坡高于中国。

新加坡的经验还表明，消费率的变动会随着经济增长的持续出现回升倾向。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消费率上升到63.2%（以上有关新加坡数字参见樊纲、张晓晶等，2010，第12页）。

对中国经济中的“两高一低”现象，也有一些观察者提出过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疑问。例如，有看法说，中国官方统计中对“居民消费”（或者说“个人消费开支”、“家庭消费支出”、“住户消费支出”等等）可能低估了，因为有大量现金消费支出不能完全被官方统计所覆盖。还有看法说，中国官方统计中对“投资”可能高估了，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支出中包括了土地购置费，而土地不属于新增价值物。此外，也有看法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可能有遗漏和低估。

类似的看法也涉及一些国外经济体。例如，有美国的研究者认为美国经济中存在的高消费率和低储蓄率及低投资率（与中国情形正好相反的“两低一高”）也有统计因素。美国家庭消费支出中包含许多在电脑软件和硬件以及教育培训上的项目，这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活动，而是具有投资意义（尤其是智力开发投资）的活动。

对待有关统计上的疑问，有两个可资参考的情况。一是参考国内统计部门近年来对统计数据的改进工作。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事例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5年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经济普查活动，并根据普查结果大幅度地修改了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部分的统计数据。具体说，2005年发布的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36 875.9亿元，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为140 775.8亿元，居民消费为59 048.3亿元；2006年发布的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59 878.3亿元（比2005年发布数增加16.8%），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为160 280.4亿元（比2005年发布数增加13.9%），居民消费为63 833.5亿元（比2005年发布数增加8.1%）。⁽¹⁾这种修改调整显然没有实质性改变有关消费、投资和储蓄的比率关系或变化趋势。

二是参考世界银行近年来发布的依据统一标准对各国净储蓄估算的调整结果（表1-2）。针对有关包含在消费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和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效应的意见，世界银行对“净储蓄”概念进行了具体调整，即将教育支出纳入储蓄并从一般性统计中扣除具有负的外部性效应的若干项目，诸如能源消耗、矿产资源消耗、净森林消耗、二氧化碳排放损害和颗粒物排放损害。表1-2列出了2008年中国与按收入分组世界各国的净储蓄估算结果。

表1-2　有关净储蓄的调整结果（各项数字与国民总收入的比例%，2008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表3.16；“符号”表示该列数字取值范围；“＋/－”表示该列数字可正可负。

从表1-2可看到，2008年中国经调整的净储蓄与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是35.1%，大大高于按收入分组的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即使对传统的或者说常规的储蓄概念进行了调整后，中国的储蓄率仍然是世界上最高者。

我们认为，即使存在统计上的不精确问题，但中国经济中的消费、投资和储蓄的比率关系及其所蕴涵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是一个需要从政策和社会层面认真积极加以探讨和应对的问题。

研究者们对中国经济中的“两高一低”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许多研究。前面提到的一项研究成果（樊纲、张晓晶等，2010）从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相互结合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探讨。还有研究者认为，储蓄率与历史习惯、收入增长、实际利率、通货膨胀走势等经济因素有关（参见Horioka＆Wan，2007）。周小川（2011）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角提出，我国的高储蓄倾向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阶段等因素相关。本章专题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国内储蓄倾向与财政体制的关系。

伴随“两高一低”国民经济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投资波动过大，政策依赖性严重，外部市场影响偏大，居民部门实际福利水平偏低，经济活动效率（包括投资效率和储蓄效率）显著低于理想状态。本书后面将进一步联系对外经济平衡问题展开讨论。

服务业与工业的比率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前的近30年中大力推进国内工业体系建设并取得了相当的总量业绩。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建设在新的背景条件也得到大规模展开。一方面，对进口工业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促使国内市场可被国内工业企业充分利用，另一方面，推动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促进了面向国外市场的国内制造业的快速增长。

如图1-22显示，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保持在一个高水平，大体上介于40%～50%之间。也就是说，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基本一致。

另一方面，服务业的产值比重自改革开放之初以来出现了逐步上升趋势。如图1-23显示，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由1978年的23.9%增加到2009年的43.4%。不难理解，服务业产值比重的上升主要来自第一产业（即农业）产值比重的下降。

图1-23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与服务业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表2-2。这里“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和水电气生产供应业，但不包括建筑业。

服务业与工业的关系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是现代生产技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的重要领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和意义。服务业——不论是面向生活的服务业还是面向生产的服务业——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智力进步和生产技术开发及生产活动效率。尤其重要的是，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是现代社会中吸收就业的最大出路，关系到劳动人口的普遍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人口中服务业占比逐渐上升，由1978年的17.3%上升至2010年的27.8%。同时，就业人口中工业占比持续下降，由1978年的70.5%下降至2009年的38.1%（见图1-24）。联系到前面的图1-23，可以认为，工业的就业比重下降与其产出比重的基本稳定反映了工业部门效率的上升。

但是，联系到国际经验，可以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偏低。

图1-24　中国就业人口中工业与服务业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表4-3。“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水电气生产和供应业。“服务业”指第三产业。

图1-25　2002年各国就业中服务业份额的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10年；2002年为可得数据的最近年份。

江小涓（2011）指出，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组别，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服务业“第二波”增长时期。与上中等组别的情况相比，我国服务业的两项指标在同组内都明显偏低，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只有43.4%和34.1%，而中等偏上收入组别的两项指标平均值分别为60.4%和58.3%。我国服务业增长表现出滞后特征，需要采取多种应对措施来逐步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迅速上升的情况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在相同人均GDP下的水平，明显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平均水平，是一个可称为中国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发展“背离之谜”（郑江淮、张丽丽，2011）。他们以长三角城市群数据为例，分析了服务业增长与制造业的关系，并提出，若从根本上改变服务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背离，必须改变资本投资驱动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增加人力资本密度和生产者服务业及其外资利用力度等。

服务业的增长关系到就业总量的增长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关系到劳动市场的活力和效率。尽管我国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已经趋于缓慢，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在数量上将出现递减，但是，就业压力仍在我国经济中显著存在。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伴随城市化，农村地区将继续向城市输送大量新增的年轻劳动力；第二，高等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就业市场上年轻劳动力的学历层次，这部分劳动力的供给增长速度显著提高；第三，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该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由此而“节省”下来的劳动力通常应当转移到服务业。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制约和影响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非政策因素有多种多样。金融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和效率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第二章第二节将进一步探讨两者的联系。

城市化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20世纪50年代，中国总人口中居住在城市者仅有10%左右。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尽管出现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浪潮，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非农产业和城市经济的活力，人口中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有的时候还出现过“逆城市化”情况，即城市人口被输送回农村地区。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新的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劳动市场的活跃，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到城市和工厂。许多村庄和小城镇也大力推进地方工业化建设，转变了当地人口的就业和居住方式。大中型城市则在城市土地扩张过程中吸收了大量近郊农村人口，使之转变为“非农户口”居民。

中国出现了城市化快速增长趋势。如图1-26显示，城镇人口数由1978年的17 245万增加到2010年的66 557万，平均每年增加4.3%。城市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0年的49.7%，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城市人口的大量和快速增长，伴随着亿万人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影响着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和结构变动。城市化进程具有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意义。

图1-26　1978～2010年城镇人口数量（亿人）和在总人口中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表3-1；2010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11）。

刘鹤（2011）指出，据估算，中国城市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将增加1.4个百分点，直接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4个百分点。蔡昉（2010）也指出，随着未来人口红利的消失，城市化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建设应做到：第一，人口的城市化比土地的城市化更处于核心地位；第二，新增人口作为市民的意义，比作为劳动力的意义更为突出；第三，对于全体城市实际居民而言，均等地获得公共服务比居住权更加重要。实现这种理念下的城市化，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还有学者提出，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一些特殊情形来看，推进城市化以减少农村人口比单纯增加农民收入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这是解决传统中国社会中“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根本方法（沈凌、田国强，2009）。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从理论上分析了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和成本上升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并对中国城市化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工资成本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负向效应，住房成本对服务竞争力产生了负向效应。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应减少城市化成本的过快上升，转变城市化模式，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未来时期，我国城市化率将会继续上升。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高收入经济体城市化率目前平均为78%。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变，中国的城市化率很可能朝着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继续上升。而且，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聚集于大城市的比率可能更加突出。王小鲁（2010）预测，我国100万人以上规模的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20年可能达到30%左右，在2030年可能达到39%。到2030年，超过100万人的大城市可能将新增150座以上，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特大和超大城市。

过去几十年来，城市化进程相当迅猛，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也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遗留”给了未来，是未来中国在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认真努力加以解决的。

有学者认为，过去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可称之为“被动的、粗放式”城市化，其特征是以“乡镇企业和开发区作为承载工业化的主要平台”（孙建波，2010）。还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经济中的城乡劳动力流动，受到现行社会人口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并因此而制约着多个领域中的劳动力总量供给及其构成，对城市劳动人口的就业率和失业率等指标产生影响（参见袁志刚，2007）。

图1-27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人口城市化率与非农就业人口比重。总体上看，两个指标在30余年时间中都呈现上升趋势。具体说，人口城市化率上升了28.7个百分点，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上升了32.4百分点，后者上升幅度大于前者。理论上，如果城市化是一个平衡的进程，如果非农就业的增加主要出现在城市（农村的工业和服务活动相对不显著），那么，统计数据上应当显现出两个指标走势的高度一致。

图1-27　1978～2009年人口城市化率与非农就业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1）；“非农就业人口比率”这里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两个指标实际上的不一致很可能说明，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加未相应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加，或者进一步说，人口的城乡流动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人口的跨产业就业流动。这种情况也被称为“城市化跟不上工业化”（郭树清，2010）。这样，人们不能不联想到人口城乡流动中所受到的各种制度性政策性限制因素，例如户籍（户口）制度、土地归属和使用以及与这些情况相关的多种社会管理措施等。而且，它们也很可能是中国经济中周期性地出现的“农民工”季节性短缺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所在。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具有促使需求在空间上集中和相互影响及促动的重要作用，而且带来了对公共产品爆发式的需求增长。城市化也对社会管理模式提出巨大挑战。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是否能实现平稳发展和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如前提及，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是缓和中国社会中城乡差距甚至城乡矛盾的一个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金融部门需要发挥有利和有力的支持作用。金融部门若在城乡经济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歧视性行为，无疑将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

国有部门战略性调整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即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工业和服务业许多领域中国有企业和事业机构发挥着绝对支配性作用，非国有企业仅存在于为数不多并且经济意义相对不重要的领域中。

如图1-28显示，1978年时国有部门吸收了城镇就业人数的80%。仅仅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从根本上说还带着浓厚农村经济的特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此前的工业化相对不成功），而农村经济难以实现充分的国有化，国有部门在全社会就业总数中的比重只有20%左右。

图1-28　1978～2009年国有部门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1）；这里“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等。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政策方针不再奉行“绝对国有化”原则，非国有企业及其经济活动开始大量涌现和壮大起来。集体企业、个体经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在多个领域中逐渐发展。90年代中期前后，针对当时许多国有企业遇到的突出困难，政策方针开始出现重大调整，即不再鼓励国有企业单纯数量上的扩张，尤其不再支持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的数目和职工人数都出现了大量减少（参见马建堂，2008；Economist 2011）。到2009年，从城镇就业吸收的角度看，国有部门已不再具有最重要地位了，其比重已经下降到20%。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不仅为城镇就业的增长提供了宽阔的门路，而且增强了国民经济的内在活力，推动了市场竞争，促使经济效率不断提高。

但是，国有企业仍然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和行业中占据重要的、甚至支配性的地位。这些部门和行业包括：重型制造业、石油化工、重要原材料采掘业、铁路航空和远洋运输、电信、城市公用事业、金融服务业等等。

在许多领域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或超大型国有企业继续享有多种形式的政策扶植和优惠待遇，其中一些还拥有由特定政策措施所带来的市场垄断性地位。

国有企业近年来经营业绩从销售额和利润额等指标上看；总体上十分令人瞩目。然而，也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与它们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尤其是在一些行业中所享有的垄断性地位有着密切关系。不仅如此，许多国有企业还可以在行业准入、土地资源获取和使用、融资便利和成本等多方面得到超越非国有企业的待遇（参见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年）。

国有企业的这些地位和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市场还不完全具有公平的竞争性，国内经济的活力和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并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有深刻见解的学者吴敬琏明确指出，“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认为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具有全局性意义（吴敬琏，2011）。

同时，也应看到，国有企业与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与金融部门如何发挥辅助性的支持作用有关。如果金融服务业能无偏见和无歧视性地对待一切有活力的企业，那么，至少在融资便利和成本上，国内经济能进一步增强活力和竞争性，经济效率也有可能得到新的提升。

外部市场依赖性

国内许多学者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在1949～1978年属于“内向型”发展，1979年以后进入到“外向型发展”（参见张燕生，2009）。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努力发展起了可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参见余永定，2010、2011）。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许多年份中，中国经济经常遇到外汇短缺问题。当时，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外经济，国内出现了对进口品——包括机器设备、原材料和许多消费品——的强劲需求，并由此形成了贸易逆差、外汇储备减少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等情况。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内通货膨胀不断爬升或周期性地严重化也紧密相关。扩大出口贸易、争取大量外汇收入、增加外汇储备就成为当时政策的一个极端重要的课题，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战略方针。

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旨在鼓励出口贸易的扩大，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并使之帮助中国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日益增大的市场份额，将人民币汇率调整到并维持在一个能让普通中国制造品也能拥有国际价格竞争力的水平上——所有这些，都促使中国出口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快速的、连续多年的高增长。

两个简单指标就可反映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业绩：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以及进出口差额（净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图1-29比较了中德日美四国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在1990～2010年的变动情形。中国在时期之初已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的水平，但显著低于德国的水平。后来，中国几次接近德国水平。到2005～2007三年中，中国的这一指标达到63%，虽然低于德国水平，但远远高于日本或美国的水平。

图1-29　1990～2010年中德日美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情报组。

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上升表示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就中德两国而言，在对外贸易中，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进口增长速度。而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的结果就是净出口额（进出口差额或贸易顺差）不断增多，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呈现上升趋势，如图130所显示。

图1-30　1990～2010年中德日美净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情报组。

学术界有一个看法，即一国对外贸易的总量水平与国内经济规模之间通常有一定关系。库兹涅茨（1989）综合考察过若干国家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对外贸易额与经济总量的比率，并观察到该比率的高低与经济规模的大小呈现负相关关系。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小国国内市场相对小，同样规模的对外贸易就会表现出与本国经济总量较高的比率；大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规相对大，同样规模的对外贸易就会表现出与本国经济总量较低的比率。

中国显然从人口、领土面积和经济活动总量等多个指标看属于世界经济中的大国，但是国际比较中国的对外贸易比率很高。导致这个高比率的原因有许许多多，并不一定表明中国制造业具有了与德国制造业一样的国际竞争力（参见傅钧文，2004）。

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个贸易大国，自然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了重要影响。伦敦出版的《经济学家》周刊近年来为此专门编辑了“依赖中国指数”，借以分析各大跨国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业绩与其中国市场利用度的关系（参见Economist，2010）。

但是，快速的出口贸易增长、高的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以及高的贸易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同样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且，大量出口贸易顺差促使外汇储备也快速增加，给现阶段以及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新挑战。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外汇短缺国，传统的贸易发展战略需要改革和调整，相应的外汇管理和汇率形成体制等也需要改革和调整。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内外平衡和更有效率并更加符合可持续性原则的发展，中国经济需要“轻装”前进，在相关领域中大力摆脱在改革初期阶段形成的政策套路及其桎梏。

能源消耗与污染减排

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既是现代社会中人类经济活动的必然伴随物，又是具有显著负外部性效应的事物。许多初级能源来源，例如石油、煤、天然气等等，有着不可再生性特点。当期社会消耗越多，未来社会可用资源就越少。换言之，可以认为当期消耗对未来人类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污染排放的负外部性更加明显。污染物的产生和积累，恶化了人类生存环境。未来人类如欲保持不变的生活质量，必须投入日益增多的资源以消除过去污染物形成的不利影响。而且，一些污染物的不利影响还可能具有不可逆性，即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环境因受到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将不会因未来社会的努力而出现明显改善。

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世界很少重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控制问题。随着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发展，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控制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一些地方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气候变化的种种迹象都在提示着人类社会担心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可能形成的长远负效应。

从经济角度看，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与一国一定时期中的流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格制度有密切关系。如果能源价格偏低，如果企业和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排放污染物而不遭受经济惩罚，如果企业的生产活动不必讲究经济效率，那么，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能源消耗势必过大，污染排放势必蔓延。

从根本上说，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控制反映了一国一定时期中经济体制的效率和经济结构的合理性。

图1-31对比了中国与若干国家以及世界平均的能源消耗强度，使用了每创造1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伴随的能源消耗量。在2000年和2008年，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既高于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和德国，也高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和印度。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仅低于能源资源大国俄罗斯。

图1-31　创造1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千克石油当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10年；图中数据是按购买力平价法折算的2005年不变价。

但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在2000～2008年期间出现了一定下降。2000年，中国每创造1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消耗324.8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降低为279.7千克石油当量，降幅为13.9%。同期，世界平均每千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从202.5千克石油当量下降到183.24千克石油当量，降幅为9.5%。可见，中国能源消耗强度的下降速度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但是，在污染排放控制方面，中国的情况远不够理想。按照国际社会流行的一个衡量标准——碳排放量或二氧化碳，近年来中国的情况在一些方面还有一定程度的恶化。

表1-3显示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与若干重要经济体1992年、2000年和2007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在所观察期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非常迅猛，1992～2007年每年平均增加6.1%（同期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增加2.1%）。在总量上，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7年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尽管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市场价格法仅为美国的1/5，按购买力平价法不到美国的1/2。

表1-4显示若干经济体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看到，在1992年和2007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所列各经济体中最高者，2000年俄罗斯为最高者。2007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美国高1倍多，比日本及德国高2倍多，比印度高出78%。

表1-3　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亿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10年。

表1-4　各国单位GDP美元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10年；2007年世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美元额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缺失；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美元额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

当然，这里也有值得一定欣慰的地方。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2007年比1992年下降了61%。中国也在明显地跟随世界潮流，积极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

许多学者联系中国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等因素考察了污染排放控制在中国的表现及其原因，并认为从一个长远观点看，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蔡昉等（2008）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先升后降的曲折变化趋势），预测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他们的结论是，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已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陈诗一（2009）通过构造中国工业38个二位数行业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库，利用超越对数分行业生产函数估算了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进行绿色增长核算，得出结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能源和资本是技术进步以外主要驱动中国工业增长的源泉，劳动和排放增长贡献较低甚至为负。但是，一些能耗和排放高的行业仍然表现为粗放型增长，必须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最终实现中国工业的完全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是气候变化背景下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战略选择。对于中国来说，节能减排是发展低碳经济和践行科学发展的重要行动和内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取决于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等若干要素。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节能减排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低碳经济发展之间有很大的政策协同关系。中国必须以节能减排优先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庄贵阳，2008）。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在追求节能减排的进程中，许多社会各个方面都作出必要努力，包括政府、企业、各类社会机构和个人等等。就企业的节能减排而言，除了要求自身的努力和有关价格机制的建立健全之外，金融机构实行和完善“绿色金融”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因素（参见第二章第二节）。

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概述了中国经济增长进程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其中即包括一些基本的制约性因素，例如中国人口转变及其经济意义，也涉及消费与储蓄和投资的比率关系、产业部门构成、城市化、国有企业调整、外部市场依赖性和节能减排等方面。总的看，未来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朝着更加重视增长质量和增长可持续性的方向。

而且，我们也看到，在所有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和应对方面，它们或多或少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金融部门的发展有关，并因此也与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有关。在一定意义上，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也成为了联结国内经济平衡与对外经济平衡的一个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