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拨款政治的财政效果

第六章　国会拨款政治的财政效果

“我要成为为西弗吉尼亚创造数十亿收益的产业。”

——已故的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资深成员罗伯特·伯德为自己定下的立法目标

2008年总统选战正酣之际，远离美国本土的一座桥梁突然成为两党争议的焦点话题。这座叫“格拉维纳岛桥”（Gravina Island Bridge）的公共设施计划联通阿拉斯加州的凯奇坎镇（Ketchikan）和仅有50多个居民的格拉维纳岛，预期耗资高达3.98亿美元。2005年，阿拉斯加州的国会参议员泰德·史蒂文斯和国会众议员丹·杨（Don Young）共同推动，并借助前者拨款委员会资深成员的身份而将其塞入了当年的拨款法案之中。这一拨款细节被媒体曝光后，马上招致公众抨击，批评该桥为“绝路桥”（Bridge to Nowhere），最终该计划在一片指责声中搁浅。^[1]而当麦凯恩（John McCain）拔擢阿拉斯加州州长佩林（Sarah Palin）作为副手人选时，这位年轻女州长在“绝路桥”上的骑墙表态立即成为民主党阵营和公众舆论攻击的对象。毕竟，在国会每年通过的拨款立法中与“绝路桥”相似的令人费解的专项支出仍旧大量存在。

事实上，美国国会拨款过程复杂，影响因素众多，且作为核心机构的两院拨款委员会还具有着不同的政治逻辑。这种程序复杂、利益表达多元的拨款过程将导致怎样的拨款效果，无疑是研究美国国会拨款政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本章就将以拨款效果为研究对象，即分析国会拨款政治的财政效果。本章将以2003年到2008年的第108届至110届国会（即2004至2009财年）各项财政资源的分配情况为例，采取数据统计分析和个案研究方法，通过联邦财政资源在各财政年度、各行政部门以及各地区的分布，分析、评价拨款过程以及拨款委员会制度对于财政资源配置的影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