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会计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与路径依赖

第三节　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会计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与路径依赖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

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柯林·梅耶）。公司治理结构包括：①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②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③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一般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利用这些制度安排的互补性质，并选择一种结构来减少代理人的成本（钱颖一）。^[25]

90年代以来，西方实证会计理论学者对会计选择类型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选择在理论上大致可分为机会主义型和效率型。会计选择的机会主义假设经理人员会利用会计选择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效率型假设经理人员会利用会计选择来降低契约成本，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一）机会主义与效率的比较

1．基本含义。在将“机会主义”和“效率性”作为影响经营人员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之前，应该先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定义。在这一部分就是要做这件事。

在组建和重组公司时，签订合同的各方参与者（包括经理人员和外部享有求偿权的利益者）要在公司的现金流量如何在他们之间分配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些参与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降低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在自利意识的驱使下，合同的各个参与者都想使各种契约关系的实际执行出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但是企业的其他参与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会理智地限制这种利益的转移。假如签订合同要依据会计数据，那么在合同的有效期内经理人员的会计方法的选择就被限定在公认会计程序范围之内。一旦这个合同具有有效的约束机制，经理人员就可以进行会计政策和其他方面的决策来增加股东的利益。因为未来的经营环境很有可能发生变化，再加上经理人员具有专业知识，他们更清楚选择何种会计政策会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所以最好赋予经理人员根据情况来自由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力（Demski et al，1984）。

购买流通在外的证券之前签订合同，合同的各方参与者会意识到经理人员的未来决策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存在都将影响各方利益者对经理人员的有效监督，但是各方利益者会预期到经理人员可能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会增加合同费用，这将减少企业价值。如果合同已经存在，外面的债权人和股东将会在购买价格中扣除以后可能由于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使他们的收益降低的部分。因此，通过价格避免由于经理人员出现机会主义行为而发生的损失。

经理人员的决策（包括在公认会计准则的范围内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能达到在减少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前提下增加自身利益的目的。但是，由于理性的股东会利用价格来预防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经理人员就会尽可能地减少机会主义，从而，预期到的机会主义是有效率的。当监督的边际成本之和等于预期机会主义边际成本的减少额时，预期机会主义会使公司价值最大化。剩余的预期机会主义就是Jensen和Meckling所说的剩余损失，包含在愿意支付给经理的报酬里。由于存在签订合同的费用，经理人员会采取有效的行为来增加企业各方参与者的财富，包括自己的那一部分。

如果经理人员采用机会主义行为，则他的决策会在不增加总体财富的前提下增加他自身的财富。既然企业的外部人能在购买价格上预防经理人员发生机会主义，那么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外部人无法预见到的机会主义。什么时候预期到对于定义机会主义很重要。如果在签订合同时就已经预期到，那么合同的内容就会受到影响，包括公认会计程序的界定和愿意支付的价格。当知道关于企业最新的信息时，合同各方会根据预期到的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来修改对企业最大化价值的估价，然后签订合同并使它制度化。因此，机会主义是指经理人员作决策时，他这个决策对企业价值的实际影响数与股东的预期数之间的差额。如果发生下列情景，机会主义就会产生：①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如果公司的某些控制系统允许经理人员获得比预期多得多的报酬。②在签订合同时发生错误。

总之，机会主义意味着未预期到的在未增加企业总体财富的前提下以减少外部人财富来增加自身财富的经理人员行为。行使机会主义行为的经理，是指通过增加外部人未预见到的费用来增加自己财富的经理人员。下面两个部分描述会计政策如何增加企业价值（效率型）或者在企业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经理人员的财富（机会主义型）。

2．效率型会计政策选择。在几种情况下，会计政策的选择是有效率的（公司价值最大化）。

（1）一些预见到的机会主义是有效率的。如果企业的外部人预见到经理人员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同时他们的获得会相应地减少，则这种会计政策就会被看作是没有效率的。由于存在合同费用，消除所有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明智的。

（2）决策和内部控制机制，如采购和制造决策、成本分配、转换定价、资金预算、资金计划、定价决策、估价和补价决策都会受到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这些决策和控制机制是相互联系的，所以价值最大化要求选择能使他们都达到最佳状态的会计政策（Ball，1989；Christie et al，1993）。对于不同的公司，有效率的会计政策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公司，随着经营环境的改变，它的有效率会计政策也会随之改变。内部的和外部的会计政策不需要一样，但是现实中它们经常是一样的（Vancil，1978）。这样选择的会计政策如果能使对外公布的企业价值最大化，就会影响到内部决策价值最大化和控制目的。

（3）税负考虑也会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有效性。例如，存货计价效率性选择的一个方面就是当期应税额的最小化。通常，效率式会计政策就是使收入减少，但是在企业有着允许抵税的前期亏损且即将到期时，就会采用增加收益的会计方法。

（4）Jensen（1988）提出，当制造业有剩余资金，但是增长率下降时，通过合并和清算来结束经营比破产在成本上要低得多。企业要是由于经营不善或者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而成为接管目标，例如，产业供求状态扭曲，从而导致某个产业拥有太多的企业，接管就会减少资本过剩。从短期来看，一些公司会因面临财务危机而被迫缩小债务规模。当处于衰退行业中的企业面临财务危机时，就会选择增加企业价值的会计政策以减少签订债务合同的成本。如果选择增加收入的会计政策能减少财务危机的成本，它们就不是经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

3．机会主义型会计政策选择。自利的经理人员寻找种种途径来获得超过他们应得部分的报酬，有董事长、审计员、分红计划、产品市场的竞争、经理人员的竞争以及公司间竞争的存在，会限制自利经理人员的代理成本。但是，所有这些机制的运行都是需要成本的，这就降低了限制经理人员自利行为的有效性。

我们认为，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条件给定的情况下，经理人员选择不在预定范围内的会计政策来增加收入的行为就是机会主义式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认为，经理人员采用机会主义会计政策来增加收入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①增加基于报告收益的正式和非正式报酬；②减少由于经营不善被上级主管部门撤职的可能性。

Holthausen和Leftwich（1983）认为，由于存在合同成本，报酬计划增大了经理人员选择非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会计程序的可能性。正式的红利报酬计划经常增加了经理人员通过选择提高收益的会计政策来虚报盈利的机会（Healy，1985）。在没有正式的报酬计划，管理报酬的支付仍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的企业里，经理人员也会有选择增加收入的会计政策的动机。开始研究如何控制股票价格之后，有大量的证据说明管理报酬和会计利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Antle and Smith，1986；Sloan，1993），Abdelkhailk（1985）and Healy et al．（1987）发现报酬委员会不能消除会计政策改变带来的影响。

经理人员的撤换或通过董事会直接解雇他们或由于被接管导致原有的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被撤职。Weisbach（1988）、Murphy和Zimmerman （1992）提出如果经过股票操纵之后，会计利润还是比上年低的话，管理者的更换成本将更高。Weisb－ach认为，董事长在更换董事时更多是基于会计利润而不是股利。De Angelo（1988）提出，没有利用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的经理人员比采用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的经理人员更经常采用使收入增加的会计政策来帮助他们在经理人市场上取胜。

Shleifer和Vishny（1989）提出，经理人员使用各种各样的防御计划，包括公开会计政策，来增加非管理人员从撤换在职管理人员这个事件上估计盈利的难度。会计政策选择是经理人员在发生使企业价值非最大化的费用时，欺骗外部人的一种手段。因为外部人没有参与所有涉及会计利润计算的过程，从而对于他们来讲，就很难对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作出界定。即使外部人能够预测到经理人员会选择机会主义式的会计政策，也很难形成正式文件来限制经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的范围。例如，虽然外部人知道经理人员使用了直线折旧法，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在直线折旧法改为加速折旧法时必须估计固定资产的可使用年限及其净残值。

（二）外部监控治理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性

在外部监控治理模式下，由于他有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使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范式，即经理人员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达到契约成本的最小化，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他的激励约束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经理人员激励兼容的报酬方案。在报酬方案中引入了会计收益以外的其他变量，如与企业股票价格相挂钩的红利，允许经理于未来若干年内行使的认股权计划。因此，经理人员的报酬不仅取决于企业当年的会计收益，更取决于企业目前和未来的股票价格。经理人员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必然会选择有助于企业健康发展的会计政策。

2．公司的治理结构。由于在这些国家企业的流通股数量比较大，经理人市场比较发达，股东在不满意经理人员的行为时，可以通过股票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等各类市场来解除与他的合约，并且股东会和董事会有权罢免经理人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理人员会计政策的机会主义行为。

3．市场机制。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执行外部监控治理的国家，他们的各类市场都相当发达，经理人员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反而是得不偿失的。

但是，一套激励约束机制最终能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它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价值中，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的大小和对不明朗事物的反应等三个因素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的影响很大。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英美国家，个人主义思想受到尊重，股东和董事会在制定经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时，为了缓解经理人员的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减少经理人员的个人主义行为，会自觉地去选择那些能够同时增加两者利益的激励机制。其次，权力距离很小，他们间的利益分配很容易得到调整，从而经理人员就可以通过正当的利益分配程序来获取自己的份额。最后，在英美国家，人们对不明朗因素的反应不强烈，所以他们的经理人员不仅关注于当期的收入，更注重收入的稳定增长。要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就得通过增大企业的价值来提高股价。这样，经理人员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就不会出现两难的境地。从而他们就有动力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增加企业的价值。

（三）内部和家族监控治理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照样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同样也存在“代理人问题”。由于经理的努力具有不可观察性，股东等委托人通常借助某些可观察的替代变量作为考核经理的依据。因此，企业的账面收益经常被作为衡量经理业绩并据以计算经理人报酬的依据。由于这种治理模式的缺陷：各类市场不发达，经理人市场不完善，公司治理中“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等，使得经理人有可能在不被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察觉的情况下，行使的会计政策选择权通过会计上的“应计制”技术，将一些费用资本化或减少应预提的费用使企业出现较高的账面收益来提高自己的薪金收入。对股东而言，在企业实际收益既定的情况下，由于经理人的这种行为，使得一部分资源流出企业，体现为经理多得的薪金收入以及企业多承担的税负，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减少，其权益受到了损害。虽然这种结果已经产生，但是在还没有恶化到一定程度之前，股东们却被蒙在鼓里。因此，克里斯蒂与齐默尔曼（Christie and Zimmerman，1994）将会计政策中的机会主义定义为：经理以超过股东等外部人在订立契约时所形成的预期方式，在公认会计准则尚未明确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上作出选择，通过这样的选择可以增加经理的财富，但却相应减少了外部人的财富。^[26]

如上所述，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由于推行内部和家族监控治理模式的国家要么崇尚集体主义，要么就是推崇家族传位，经理人员的个人利益并不受重视。股东和董事会在限定可选择会计政策范围时，也只是一味地强调企业价值最大化。其次，权距较大，人们接纳社会组织秩序，在此组织秩序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长幼有序，利润分配一旦定下来，就很难改动。但是，即使不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经理人员的追求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它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再次，德、日、东南亚国家对不明朗因素反应强烈，因此他们更注重获取眼前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这些种种的文化因素造成了经理人员和股东及董事会之间产生的矛盾，从而迫使经理人员在无法通过正当渠道获取利益的情况下，为了一己之私，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路径依赖

公司治理结构也可以看作是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包括在高级管理阶层、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的有关利益人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构成公司治理的核心是：①谁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②谁应该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当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不一致时，一个公司治理问题就会出现（科克伦和沃特克）。公司治理分为四个要素：管理阶层有优先控制权；董事过分屈从于管理阶层；工人在企业管理上没有发言权；政府注册规定过于宽容（布坎兹）。

（一）外部监控治理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的自发性

在外部监控治理模式下，外部的资本市场较发达，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从而股权分散于数量庞大的个人手中。正是由于股权分散，所有者对企业没有影响力，他们不能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发表意见。所以，对于这些小股民而言，他们投资于企业主要希望企业能带给他们短期利益，希望企业的管理当局采用能够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来反映企业的现金流量和经营状况，以提高股票价格。^[27]对于企业的管理阶层来讲，他们也是有自己效用函数的理性人，他们不可能跟所有者的利益完全一致。但是，受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约束，经理人会采用增加企业总价值的会计政策。这样，经理人就可以在不减少企业其他参与者财富的基础上实现自身财富的增加。如前面所讲，在英美国家，分散的股东主要通过市场进行控制。若众多股东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满意，则会“用脚投票”，使股票价格大幅度下降，这时董事会便会对公司经理阶层进行改组。其次，这些国家公司控制权市场很活跃，如果一家公司的股票价格跌破其正常价，就容易被其他公司兼并购买，从而使在职经理面临被解雇的危险。再次，经理人市场的竞争给经理人施加了有效的压力，因为完全竞争的经理市场可以把有能力和尽职的经理与没有能力和不尽职的经理分开来，前者能很快晋升和获得高薪，而后者只能获得低职位和低工资，甚至被驱逐出市场。另外，在英美国家，股票市场发达，股票价格可以正确地反映当前经理决策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量变化。为了更好地约束和激励经理人，经理的报酬由固定工资、奖金、股票和股票期权组成。经理同股东一样，成为分享企业剩余的索取者。这样，他对企业剩余的分享一部分来自分红，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因企业股票价格变动而导致的其个人财富的变动。换句话讲，经理人员的报酬不仅取决于企业当年的会计收益，更取决于企业目前和未来的股票价格。经理人员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必然会选取有助于企业正常发展的会计政策，从而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

当然，这种结果的出现是建立在他们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对于经理人员而言，为了让所有者不“用脚投票”，就得让投资者信赖他们，但是信赖的基础就是信息，投资者会根据所得到的有关企业管理当局各方面的信息，其中包括会计信息，来评价企业管理当局的经营能力和道德品质。所以，为了确保投资者相信他们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公允的，他们就得一方面让国家立法机构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他们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另一方面，聘请独立的审计师对他们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以增强会计信息的权威性。

在政府方面，既然企业的所有者、经理人和他的利益大体一致，他就没有必要花大量精力和金钱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上。于是，他就把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下放给民间组织，自己只保留最终否决权。

在这种情况下，会计政策就达到了“纳什均衡”的状态，成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市场规则”。任何人的行为若违反了该政策而暂时占了什么便宜的话，便会承受来自别的方面的更大惩罚。因此，会计政策的选择是自发性的。

（二）内部和家族监控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的强制性

在内部监控和家族式治理模式下，所有者、债权人和企业经营阶层都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若政府任其选择会计政策的话，它的财政收入将会大受影响，从而导致政府不得不强制性的规定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以维护其利益。具体分析如下：

1．内部监控和家族式下，外部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所需的资金基本上不从资本市场上获取，他们的股权大部分集中在法人、银行和家族的手中，而这些大股东都比较注重企业的长远利益，不希望采用增加当期盈利的会计政策。

2．由于内部监控和家族式治理模式下，所有人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所以企业经理阶层的利益取向与所有者一致。从而，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会采用减少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以减少应纳税所得额，而政府因为缺少同盟而只能加强其武力职能来保证财政收入。所以，他会通过制定统一的严格的会计准则来限定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由于企业抵制不了政府的武力，只能妥协于政府，执行他们所制定的会计准则。这样，企业就没有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力。但是，这种妥协并不是百依百顺的。他的少纳税意图并没有随着博弈的失败而消失，再加上制定“完全”的会计准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企业的管理当局就会钻会计准则的空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这些空子被政府发现时，政府就会制定出更严格的会计准则。对企业来说，又会重新寻找会计准则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主选择会计政策是不被认可的，该选择什么样的会计政策由政府强制规定。很显然，他们的会计政策选择是强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