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行业反对停付内债本息风潮

第二节　上海银行业反对停付内债本息风潮

一、政局和金融市场动荡背景下出台的停付公债本息政策

进入1931年后，先是宁粤之间政争迭起，国内政局动荡不定。入夏以后，发生了60年来罕见的大水灾，又给社会经济等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随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对原本动荡不安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可谓雪上加霜，导致政治经济领域中积存已久的各种复杂的矛盾一时间内空前加剧，结果造成了1931年年底至1932年年初的严重的经济金融恐慌局面。

关于1931年春间，宁粤政争及新债发行等对上海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影响，据1931年3月22日襄办中国银行沪行行务的陆兆祚致函贝祖诒称，“国内时局，自蒋、胡为国民会议产生约法，政见不合分离后，人心稍感不安，加之现又提议增加出口税，用以增加发行二十年新关税库券八千万元，是以债票市面日见不振。而本年一、二月两月关税收入比较去年同时收入，减损有八折之多，此亦有影响于债市也”。⁽³⁶⁾

至于1931年夏季发生的大水灾及其造成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损失情形，据中国银行在1931年度营业报告中称，本年水灾，为60年来所未见，区域遍及20余省，灾民达数千万，其最烈者为江、浙、湘、鄂、赣、皖、汴8省。据统计，农产损失有45 700万元。⁽³⁷⁾针对此次自然大灾害之后可能出现的财政经济等危机，有论者曾撰文指出，水灾之后的危机主要有：①国家财政将益陷于困难。“将来财政上必因此次水灾而更形膨胀。况巨灾之后，民不聊生，租税收入更难望其发展。一方既增公债重负，而他方又使租税减少，则财政前途未可乐观也。”②国民经济将益趋于凋敝。“内地水灾之后，其购买力必将锐减，经济界必全部受其影响。此经济之危机更有甚于财政也。”⁽³⁸⁾

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又在中国东北地区挑起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侵占东北三省广大地区，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据有关银行1931年度营业报告中称，东北事变发生后，“时局每况愈下，工商各业几致停顿，社会经济濒于破产，结果地产、公债、公司股票债券等项，价格一律惨落，金融亦陷于停滞”。⁽³⁹⁾由于内忧外患相继发生，政治、社会局势日趋动荡，结果出现了“百业停滞，商号倒闭，银根奇紧，证券狂落”等严重的恐慌局面。⁽⁴⁰⁾

此时际，上海一地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首当其冲。当时的恐慌跌落情形，据记载：“暴日藉中村事件，入寇东北，沈阳等处，相继沦陷。噩耗传来，公债首受影响。散户云集抛空，多头争相了结，市况之混乱，空方之疯狂，达于沸点。而投机奸商，复利用时机，大卖特卖，遂致公债市价惨落不已。情形之严重，实为空前所未有。”结果，自9月19日至24日一周间（其中20日星期无市），债券市价跌势最烈者几达15～16元左右。⁽⁴¹⁾其中9月21日（周一），上海证券市场上各种债券几乎皆因跌愈4元而停拍。⁽⁴²⁾至于成交情形，该周4日间（9月21～24日）成交总数，现货一无开出，期市共计做开达13 586万元。⁽⁴³⁾到9月28日至10月3日这一周间，仅有4日市面。其11月份期货，虽定于交割后开拍，但交易所以目下市情不安，为限制投机卖出计，对于本、下月期货均须提供现品。故下月期货虽已开拍，但始终未有交易。即10月期货进出亦无多，较前周相差极巨。计全周每日成交多不及千万元，而周三交易只有280万元，合计仅3 052万元，比前星期相差约为1亿余元。⁽⁴⁴⁾据统计，截至10月份交割日，债券市价与9月18日以前比较，每种平均几各跌近20元。⁽⁴⁵⁾

此刻，人们鉴于金融市场之动荡，亦纷纷从华商银行提取大部分存款而转存于外商银行，导致外商银行存款骤增，华商银行存款骤缩，据估计此种提取转存之资金约有3 000～4 000万元。⁽⁴⁶⁾如此一来，市面银根更趋紧缩，进一步加剧了债市跌落的程度。有银行业内人士将自9月18日以后，至1931年年底止，每月月底上海金融市场上银拆、债券、股票行市选取数例统计如表3 1所示（以9月18日行市为基价编成指数）。

表3-1　1931年9月18日～12月底上海金融市场银拆、债券及股票行市情形统计

（以9月18日行市为基价100）

注：本表各指数，根据各月末一日之行市，银拆依早市。裁兵公债及盐税库券，则系每月交割前本月期最后一日之收盘行市。盐税库券每月还本1元，故于计算10月指数之时加上1元，计算11月加上2元，12月加上3元。

资料来源：金国宝：《国难声中之上海金融问题》，《银行周报》第16卷第1号，1932年1月19日。

该业内人士对上表作出分析称，业广为上海最大之地产公司，故其股票市价可以代表地产业务之状况。电力公司股票可以代表公用事业之状况。大概言之，公用事业股票之跌价，不如地产股票之甚，而地产股票又不如政府债券，政府债券之中，裁兵公债又不如盐税库券。上海一地之金融恐慌情形，由此可以概见一斑。⁽⁴⁷⁾

上海证券市场上政府债券行市大跌，对作为政府债券主要持有者的金融业乃至整个社会究竟会产生若何影响？据上述业内人士就金融业具体所受之影响分析称，“此次恐慌最为金融界之致命伤者，厥在公债惨跌”。现银行、钱庄之大宗资产，无不直接间接与公债有关，细分之则如下列各项：①有价证券，其中自以公债为多，银行对于公债所以有大宗投资者，一则利息优厚，二则买卖便利，资金活动。“惟此次惨跌，需少供多，处分不易，即使忍痛卖出，牺牲甚大，如不出卖，则资产减缩，犹其小事，向所恃为最活动之资产，一朝变成呆搁，此所以金融日趋紧迫也。”②公债押款，此项债券，虽系借款人资产，与银行仅为间接之关系，然债价跌落，往往不能如期取赎，即不致成呆账，银行方面已缺伸缩自由之妙。③钞券准备，依财政部规定，钞券准备，现金六成，证券四成，证券之中除少数道契外，大部分均为公债。发钞银行固无论矣。不发钞之银行钱庄，大多数亦均领用钞券，“惟是此项保证准备，须依市价为准。每遇债价跌落，发钞银行须向领用行庄，追加证品。平时涨落甚微，无甚影响，此次大跌，有二、三十元之巨，领钞银行被追证品，至再至三。上焉者顿觉头寸不宽，次焉者不免周转为难矣”。此时刻上海正义银行之倒闭即因为此。⁽⁴⁸⁾至于整个社会所受影响之程度，可以从当时社会上政府债券持有者的广泛分布情形中推知而得，据有论者称，人们持有政府债券的情形主要分为以下几类：①财团法人之基金。“近来吾国学校、医院、慈善机关等之拥有巨资者，为谋事业垂久、收入确定起见，类皆购藏内债，作为基金，以期按年生息俾充每岁之开支。”②公务上之保证金。“各官署中事务员之须交付保证金者，亦多购置内债缴纳，以免耗息。”③私人之投资。“年来资金证券化，即穷乡僻壤，亦知债券利息之优厚，群趋于收买之一途。其他若养老金、保险金等之运用，莫不以投资内债为生财之大道，足征其需要之殷矣。”⁽⁴⁹⁾可见，此时期政府债券之持有者，社会分布广泛，其尤以金融业为主体，故因债市跌落而受影响之程度，也尤以金融业为最甚。由此则可知，此时际因政府欲停付内债本息而引发的反对停付风潮，为什么会以上海金融业为主，且社会参与广泛，声势宏大的缘由之所在。

此时期上海证券市场上债价的狂跌，也引发了政府债信的危机，进而殃及政府财政及内债政策的推行。因此，如何维持债价，巩固债信，成为政府与金融界乃至社会人士等有关方面共同关注的焦点。

针对此时刻银行界和政府财政当局等在救济债市方面应该采取哪些举措，有论者建议，银行界救济债券跌价应采之办法为：应速由银钱业公会等重要机关，召集会员开一紧急会议，订一各银钱业买卖公债之公约。对买卖行为进行必要协调、统一和约束。“此诚目前唯一救济跌价之办法也。”财政部救济公债跌价应采之办法有：①指定债券之基金。②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宜立即改组为中国内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另订条例，改革其组织之分子。③对于基金保管委员会宜许数种特权。④预告整六、整七抽签日期以振人心。“查整理旧债办法，国府成立数年，延未公布。财政当局，惟知谋自发公债之基金，对于过去之公债，任其延期失信，此种办法，不惟使旧公债跌价，即购买新公债者，亦皆怀疑恐惧，恐蹈旧债之覆辙。”⑤对于证券交易所交易办法，应分别取缔。如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涨跌4元即行停拍，应改为停拍以后，凡未超过4元之买卖仍准照常交易，不因停拍而终止等；如关于交易所既有停拍4元即行追金之办法，又有增收交割准备金800元，应取消交割准备金，仍恢复每万600元证金之前例；如严查现品提交银行方面出证之弊漏；如债价跌至5折时，财政部应令交易所即行停拍等。⑥宣布赈灾公债在1年以内不得在交易所开拍，以避免因筹码过剩而导致债券之跌价。⁽⁵⁰⁾应该说，该论者上述关于救市的若干建议，是非常及时、有针对性、且切实可行的。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就此提出了各自的主张或建议等。⁽⁵¹⁾

此时际，上海金融业出于维护切身经济利益起见，开始主动自发地采取一些必要的维持债市之活动，以求保持金融市场之稳定。例如，鉴于上海证券市场债价暴落，金融市面震动，经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商诸中国、交通、中央各大银行维持，结果各银行允承做债券押款，并奉财政部指令，由证交所出面抵押，其抵押办法为：①各经纪人截至9月22日止，代委托人所做9月份买进交易，对于交割收货，如有困难，得由受委托之经纪人负责向本所请求登记，将所买之债券抵押款项。②请求登记手续，须于9月26日下午5时前，将委托人姓名、住址、种类、数目开单（套利除外）报告总务科登记核办。③前项抵押债券凡9种（库券须附带本月期本息票），押款折扣系照9月24日记账价格计算。④前项债券押款，系按照市值7折作抵，月息1分2厘，期限3个月。结果，各经纪人登记票面数额约有800万元。查9种债券所定押款折扣分别为：裁兵43.00、统税40.00、一九善40.00、一九关41.00、关税30.00、二十关41.00、编遣32.00、盐税39.00、二十卷37.20。⁽⁵²⁾9月24日，金城银行沪行致电总处，就上述各大银行为维持债市而承做债券押款的情形称：“债市虽由银行允做押款，未见大效。现由各行组织银团，除以千万元做押款外，另备五百万元备购本月份期货，使不停板为度。三行（中央、中国、交通）共认千万元，余由各商行分认，四行各认五十万元，内储会认五份一。”⁽⁵³⁾

为了维持债信，巩固财政基础，国民政府亦开始采取各种方式，通过各种途径来应对危机。其实，早在1930年7月间，针对一时出现的债价跌落、市面混乱的情形，上海内国公债维持会即为救济债市致函财政部长宋子文，提出了四项救市办法，即①请令行证券交易所，限制出卖期货者，须预交现货为担保品；②请令中央银行及中国、交通两行，对于各种库券本息票，仍照向章准予贴现；③请宣布公债基金之实况，俾明真相而杜谣诼；④请令中央、中国、交通及其他各发钞银行对于编遣、裁兵各债券之抵押，不得拒绝等。⁽⁵⁴⁾

1931年10月8日，面对益趋跌落的债市，为了维持公债价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行界会商，计有中国、交通、中央、盐业、金城、大陆、中南、上海商业储蓄、中国实业、浙江实业、四明、中孚、通商、江苏、国货、垦业、浙江兴业、国华18家银行代表到会。与会代表“佥以维持公债价格，实为安定金融之无上办法。”鉴于前次各银行虽经放款1 500万元，目下尚有余额，遂决定各银行于必要时竭力垫款，由各交易所和银行尽量购进债券，以维持债价，同时决定将取消交易所现品提交的限制，“俾各商尽量交易”等。⁽⁵⁵⁾此外，10月11日，针对前一日上海某外报所载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现正在考虑暂停付各外债本息一年之谣，宋子文又对外界发表声明，予以否认。⁽⁵⁶⁾关于此事，随后财政部次长张寿镛复向记者正式声明，财部绝对无停付外债之举动，而于维持公债，已有确切办法，再经一度商讨，其事即可实行。据张次长所称，外传停付外债之谣，全系根据熊希龄之建议而起。熊氏前以水灾严重，曾有延付外债之建议，财部当局初未接受。如今报章重复宣传，实属不确。财政部现正集议一永久维持公债之方法，一经确定，即可实行。⁽⁵⁷⁾

财政部上述救市举措实施之结果，虽一时见效，但总体观之，成效有限。由于此时刻政治外交形势不明朗等，上海债市继续呈现跌落沉闷的走势。在10月5日至10日一周间，债券现、期货成交额共计5 325. 5万元，比前星期约增加2 300万元，至其上落依然甚烈。不过周四（10月8日）时，市场忽有特异之变化，推究其因，虽外交情形尚鲜转机，惟以连日步跌颇巨，且金融业方面集议维持办法，于是一面市场转有生气，空户多从事补进，零户亦投资踊跃，前市即渐渐趋坚，后市则人气尤佳，竟以求过于供而纷纷猛涨停拍。“然此之突飞上涨，纯为一时之人心兴奋致然。”不过至周五时，买方又开始观望不前，债价遂又大跌。⁽⁵⁸⁾到10月26日至31日一周间，因办理交割，停市3日。其余3日，债券现、期货成交总数计3 672万元。“观债市之形势，较前为沉闷，其前途之趋势，实颇难测定。惟外交形势之推移，当仍为市价变动之最大原因。”⁽⁵⁹⁾

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债价如此持续不断地跌落，使得政府财政与金融业等皆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当时有人曾对此时期政府债券跌价之损失情形进行了专门分析统计，截至1931年10月，国民政府发行债券计22种，其中除江海关二五库券、津海关二五库券业已本息清偿外，其余20种（军需、善后公债、金融短期、赈灾、裁兵、金融长期、十九年关税公债、海河公债、续二五、续卷烟、十八年关税库券、编遣、三卷、十九年关税库券、善后库券、四卷、二十年关税、统税、盐税、赈灾），旧北京政府整理案内之公债由国民政府继续承认抽签还本付息者，有七长、整六、整七3种，承认付息而未还本者有春节库券。前后计24种，按照10月份计算，所有未还本之总额为765 388 000元（发行原额为985 990 000元），其中纯为国民政府发行者20种，其未还本总额为690 068 000元（发行原额为865 000 000元）。查1931年9月18日之市价，关税、统税、盐税3项债券均在65元以上。自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以来，公债市价日趋惨跌，其暴跌停拍者计有5次，每次停拍者辄达10余种。至10月9日，阅时仅20天，而关、统、盐3项已一齐跌至46元，即裁兵公债，今春间市价在80元以上者，今亦下跌至50元左右。将各债平均统计，实已跌至5.5折。所有765 388 000元之债券，已减其值为420 963 400元，因跌价所损失之总额共为344 424 600元。该人士最后指出：“查此次损失之总数，政府在市场出售，向银行折价时，损失其一部，其余大部分统由购买者所负担，而暗中银行之受轧及长货家之破产者，已不知凡几。设再不尽力维持，则金融风潮、破产奇祸，便将接踵而至，经济一旦破产，国内将陷极度之混乱，所谓抗日救国便成虚语。”⁽⁶⁰⁾另有论者就政府债券跌价对金融业等所造成的损失指出：“政府年年发行公债过巨，以致社会上证券充斥。同时所有银行之发行准备一部，亦因跌价而受其影响。其他放款之抵押品，亦大都为公债，平时公债价高，自能立时出售，以易现款。但价既低落，则金融界中流动资金已见降低，不仅全国公债者之财产低其估价而已。”⁽⁶¹⁾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银行界对于此时复杂的政局演变也颇为关注，并针对财政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积极地向政府有关当局进呈建议，且随着宁粤间政争形势的不断发展，时刻保持着谨慎应对的态度。1931年9月21日，银行公会召集改组筹委会第6次紧急会议，主要讨论对于此时刻时局之变化应否有所主张一事。各委员集议之下，佥以为公会自应发表意见，惟措词之间不妨切实锋利，本良心说话，不必作左右袒。遂议决请林康侯立时起草，以便即日会同钱业公会联衔拍发。⁽⁶²⁾

关于此时期银行界就财政问题议商向宁、粤双方当局进呈建议的情形，据11月4日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吴蕴斋致函周作民称：昨晚公权约谈，在座者达、馥、涧、孟嘉、康侯、寄庼、淞孙等，以京粤两方尚在争持不下，业金融者渴望和平，关于财政问题，拟对双方稍有表示：①议请以后每月军政费，按照以前经济会议议决案，不超过1 920万元；②议请每月除他项收入外，公债弥补之数，不超过1 000万元；③议请所有政府已发行未销完及发行后之公债，悉数交由即将组织成立的财政委员会及基金保管委员会，会同保管，每月由银团垫款1 000万元，其保管之公债随时由银团酌代售出；④议请中央银行应设法改组，财政部长不宜兼任总裁，或由各商业银行加入资本。以上前3条推公权分向两方代表口头表示，第4条容考虑后待机提出。查上项第3条办法，闻甲行（指中国银行）与当局曾有磋商，现在无非拟摊在多数头上，故今日4时半又有会商，中南、大陆亦约在内，顷与达、笔、新熟商，由达铨一人往谈。惟顷得消息，允馥（暗指蒋介石）可稍让步等。⁽⁶³⁾在此基础上，11月5日，改组后的银行公会召集第4次执委会，继续讨论对于时局及财政的建议。会议主席李馥荪提议：“目下时局问题，虽由京粤双方代表在沪召集和平会议，但荏苒多日，仍未有结果，而人言藉藉，佥谓尚在争议党政制度问题，双方殊难接近。际此外侮孔亟之秋，若此次会议不能成功，和平复告破裂，则国家前途将不可收拾。故无论在个人国民天职上及本会立场上，皆应有所表示，合力促成达到和平统一目的。兹由本会拟就宣言一件，请共同讨论。再近来公债充斥市面，国家军政费用度漫无限制，几完全恃发债票度日，致债市日趋跌落，苟长此以往，必有溃决之一日。其影响所及，不独银行界首当其冲，非至全国经济破产不止，其危险有不忍言者。故本会对于财政上亦拟有建议一件，以促进当局之觉悟。盖发行公债全恃信用，而其保持信用之道，必须确定预算，对于军政费支出方面，尤须加以限制，庶收支既有标准，公债自趋稳定，即金融界亦联带可以巩固，全国经济不致险象环生。以是该项建议实为目前切要之图。银行界为金融枢纽，自当积极贡献该项意见，以期挽此危局。惟是否可行，亦须斟酌尽善，请在座诸君表示意见云云。”结果，与会各委员一致通过了银行公会宣言稿及建议草案，议决照原稿登报公告，并公推张嘉璈、陈光甫、李馥荪、吴达铨、胡孟嘉5人，携同该项宣言及建议草案，向宁粤双方代表当面陈述一切，以达促成和平统一之愿望。⁽⁶⁴⁾可见，一方面，针对国内纷争不止的政局，银行界积极发表宣言，表达自己的政见；另一方面，围绕着如何维持财政及内债等问题，上海银行界内部及其与政府有关当局之间经过一番讨论协商，就有关建议也已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不过，随着此后国内政局的演变，当政者的更迭，上述建议等遂流于泡影。

进入12月以后，随着宁、粤之间的政争，因粤派势力暂居优势而使形势不断明朗化，上海银行公会面对如此演变的政局，在处理有关问题上，变得更加审慎起来。

如12月18日，银行公会召集第7次执委会及第9次常委会，针对此前财政部为维护债市问题函嘱妥拟办法一事，议决先前债市限价之时，公会并未参加意见。此次财部既拟取消限价，自属维护金融之意，公会无不赞同。惟其办法如何，财部自有权衡，或经与两交易所会商办法等。⁽⁶⁵⁾此外，中国银行在1931年度营业报告中，对该年因内忧外患重重而造成的各种损失及开支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其数额总计约为75 000余万元，“综各种损害以制中华民国之决算，其数目之可惊，足以震骇世界。惟发生损害之由，基于国内政治之变动者，远超出基于国外经济之变动，此则最可悲痛耳”。⁽⁶⁶⁾由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中国银行为代表的上海银行界对于此时际国内政局动荡变迁的基本态度及其政治取向。

为了能够恢复金融工商各界对于政府财政政策的信心，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宣布缩减军政费用支出，以求财政收支平衡。11月15日，国民政府组织召开了由政府代表和国内金融工商界人士共同组成的全国财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有蒋介石、林森、杨铨、韩复渠（孙桐宣代）、荣宗敬、何应钦、朱家骅、刘鸿生、马寅初、李煜瀛、吴达铨、张嘉璈、李馥荪、虞洽卿、宋子文、张学良（张振鹭代）、邵元冲，由蒋介石出任主席。议决通过了国难时期紧缩临时预算，将军政费用支出缩减为1 800万元，党政费不超过400万元，除了每月不敷1 300元～1 400万元应由公债抵补外，不再发行公债。同时，会议对外还发表了宣言。⁽⁶⁷⁾

随后，为了严格执行上述临时预算方案，在公债发行方面，对于1931年赈灾公债的发行，国民政府决定自明年1月起，在关税项下附征10%为救灾费用，所有财部第二批赈灾公债5 000万元，现已无发行之必要。并由国民政府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停止发行。⁽⁶⁸⁾在每月财政收支不敷之数的弥补方面，拟定11月份收支不敷之数以1 200万元为度，为此，财政部决以民国二十年金融短期公债作押，向上海金融业借款1 200万元，以弥补该月不敷之数额。11月15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筹借上项押款一事预先致电上海银钱界各人士，进行接洽，请仍照向例尽力协助等。⁽⁶⁹⁾随后，财政部即分别致函上海各银行，开始进行款项押借。如财政部在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函中称，拟以民国二十年金融短期公债60万元作押，商向该行借款30万元，期6个月，月息1分等。⁽⁷⁰⁾同时，财政部还以该项金融短期公债票面25万元作押，向上海钱业公会借款125 000元。⁽⁷¹⁾

另一方面，为了筹划提倡国内实业，奖励生产，发展国民经济，以谋巩固政府财政政策的永久根基，1931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在组织召开全国财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同时，又组织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有蒋介石、宋子文、虞洽卿、连声海、张嘉璈、孔祥熙、吴鼎昌、张学良（张振鹭代）、李书华、李煜瀛、王伯群、李馥荪，列席刘瑞恒、秦汾和国联代表拉西曼。会议拟定一3年计划，就能发展全国经济之各项工作，择其最需要者，视国家财力，于最近期内实施之。至于其经费方面，当先经全国财政委员会决定。政府每年可提拨款项若干，供是项建设之用，然后由该经济委员会支配此款之用途等。最后决议：关于振兴工商业，整理金融，及其他与国民经济有关者，一律组织专门委员会详细研究，拟先组织关于交通、农业、工商业及国际合作等专门委员会。⁽⁷²⁾

随着这一时期宁粤政争的持续升级，加之因日本侵略东北引发的种种危机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党势力因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等，备受社会各方面的谴责和指斥，在宁粤之间复杂的政争中渐处于不利之地位，如此一来，南京国民政府即将面临改组的局面。1931年12月15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提出辞呈，12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推选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12月20日，宋子文也呈请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⁷³⁾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全会最后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在此次全会上，中委石瑛代表呈递提案称，鉴于中央政府所发公债，除已还本付息外，尚有6亿元之多，而国库每月平均收入不过3 500余万元，付公债本息及财政部所辖各税收机关每月经常费，即需2 800万～2 900万元，仅有600万元左右，可供军政费及一切事业费之用，殊属骇人听闻。为此，建议政府与金融界切实商洽，在兼顾财政困难和维持公债范围内，设法将债券应还本息一部分展期拨付。⁽⁷⁴⁾

二、上海银行业等反对停付公债本息风潮的预演及公债危机之缘由　　上述展期拨付债券本息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全国各界民众的反对。上海市银钱两业公会及交易所联合会联合致电国民政府及行政院称：“窃查国民政府成立四年，发行内债共计九万万余元。人民极端信任政府并希望政府度支宽裕、政治统一、从事建设、力图富强。乃不惜以血汗之资尽力购买。在今日状态之下，各种公债之持票人实已普遍全国，与全民生计、社会治安有莫大关系。”“从前债价旋跌旋复，不过一时现象。本年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债价自八折落至三、四折，至今未已。”通电强调，国债一失价值，全国财产皆同失其价值，其损失非仅在国债持券人，其关系更非仅在财政金融，应请政府“对于国债事如有变更之条陈，千万勿予采纳，并请明令预为声明，以定人心而挽债信”。⁽⁷⁵⁾与此同时，为了有效维护债权者权益，上海金融界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内国公债库券持票人会”，并立即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要求对展期拨付公债库券本息提案予以明白表态，以安群情而定国信。⁽⁷⁶⁾此外，该会还对外发表宣言称：“查内国公债库券，与我持票人关系最为密切，利害最为深远，我持票人购置公债库券，全系视为最可靠之投资。”“不谓代表民意之某中委等，竟有展期拨付公债库券本息之提议。如果有其事实，则政府与人民信约，完全丧失。”为此，请政府“打消该项足以危害国本、灭绝民生之提案”。⁽⁷⁷⁾

12月25日后，上海银行公会还分别致电平、津、汉银行公会，告知已在上海由持券人组织债券持票人会，希望各地公会在要求政府维持债信问题上采取一致主张，经电中央，以壮声援。⁽⁷⁸⁾

此外，其他各商业及社会团体等，如上海市商会、全国商联会、上海市160余个同业公会、上海市理教联合会、上海市房产公会以及江苏省国难救济会等亦纷纷通电或发表宣言，表达对展期拨付公债本息之提案的抗议。⁽⁷⁹⁾另有论者也撰文分析指出，“公债库券之偿还，其利益所在，乃于金融紧迫之际，苟由政府偿还公债库券之本息，则金融界受其润泽，得免金融之恐慌。今债价跌落，已使金融发生恐慌现状，若更进而展期还本，是无异于投井下石，其影响岂仅少数之持票人而已哉”。因此，“政府如永久不再向人民募债则已，不然仍非以偿还维持之不可”。⁽⁸⁰⁾

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如此强烈的抗议形势，12月24日午后，在四届一中全会财政审查会上，作为该组审查员之一的石瑛自动将前呈维持公债信用提案撤回，理由为非政府军队先厉行紧缩政策，暂时不必与金融界协商缓付公债一部分之本息。⁽⁸¹⁾该月月底，上海银行公会方面又得到确切消息称，南京当局已经开始恢复拨付债券到期本息基金。⁽⁸²⁾

至此，可以认为在以上海金融界为主体的全国性抗议形势下，以孙科为首的南京政府当局只得重新考虑原有展付公债本息的提案。“而由展付提案引发出的上述团体对缓付公债库券本息之议的高度敏感和强烈反对，也可视作以金融业为主体的上海各界为捍卫自身利益和不愿支持孙科政府的初步表态，它实际上是日后反对停付债券本息风潮的预演。”⁽⁸³⁾

尽管此次展付公债本息的提案暂缓实施，但是公债问题上的危机却是继续存在着，并有愈发严重之势。关于此时期政府债券不断跌落之原因及其解决之道，有论者曾分析指出：“今日公债价格，初则由于财政上之拮据，继则由金融上之紧逼。就公债价格之低落而言，如能按期还本付息，则公债决不能跌落至此。”并称，公债价格之跌落，“其最大原因乃于最短期间发行数额过巨，于是财政收入均被凝滞，而继续不绝，使其数量大增，物多则贱”。⁽⁸⁴⁾

也就是说，政府债券市价跌落，危机重重，根源在于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公债政策乃至整个财政制度及政策存有缺陷，进一步而论，当时财政制度及政策存有缺陷又关键在于政治制度不完善、不健全。对于这种制度层面的缺陷及问题，当时中外论者颇有论及。

如针对国民政府财政运行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及其应采取的整理改革举措等，当时有论者分析认为，自1927年4月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来，亦尝努力以求财政之统一公开，惜终未有具体之完善计划，见诸实行。最近上海和会主张财政公开，合组财政委员会。惟财政委员会为国家最高之财政设计及监督机关，并非财政执行机关。其职权在决定财政政策，及事后解除政府之财政责任。对于政府内部财政执行之事务责任，自难强其兼任。故欲完成此项重大任务，对于现行财政审计、主计及军需各机关之职掌权限，尚须再加整理刷新，方能按照委员会决定之各种计划负责进行。为此，该论者建议：①宜划分财政部权限，俾专责成；②宜厉行预算制度；③宜厉行审计制度；④宜厉行军需独立。⁽⁸⁵⁾又如关于财政与政治互相关联，国民政府财政制度存有问题首先在于政治制度有问题等，当时某外国论者就此也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该论者认为：“官厅之腐败，与财政制度之缺点，实为使中国陷入现在财政紊乱之主要负责原因。”针对国民政府举债用途之不当，该论者又指出：“以内债而论，苟一国债务劝募过多，即可以使其信用日衰，而公债利率遂不得不比例的增高。此种公债，非仅吸收金融市场上存置未用之资金，并利用已投资或将投资于不甚有利企业之资金。而此等公债本金之取回，又不甚可靠，故其终也，可以减少一国实业之活动范围。抑更有进者，设以此种债务投资于不生产之企业，则其影响于一国之经济者甚大。此种情形，尤以中国为特甚。”最后，关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该论者建议，一为公债发行收缩，二为减低军费。⁽⁸⁶⁾

关于当时公债危机之由来及根源，现有研究成果中亦认为：“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财政不上正轨，没有确立严格的预算制度，尽管税收方面较以前有很大增加，但与日益膨胀的军费支出相比，仍远不敷用，只能依靠发行内债作为弥补赤字的不二法门。”政府发行大量内债造成财政负担加重，本息偿付存在危机，具体而论：①从政府内债发行的结构和票面利率来看，以库券为主、公债为辅的内债发行结构，以及政府债券的高利率，是政府债务负担加重的最初原因；②从政府内债发行的办法来看，特殊的债券押款，使得政府债务负担再增一层；③从政府内债的用途来看，政府通过内债发行筹得的债款大部分用于军政费用领域，而非生产建设领域，即财政性公债多于建设性公债，使得政府公债的运行陷入恶性循环的状态。⁽⁸⁷⁾正如1931年年底《大公报》所刊载社评指出，“近年因实业不兴，游资集沪，故公债发行，反得利便，五年来超过9亿元，然而尽耗于炮灰。至今年下季，则上海市场，已无以应国库之需求。”当孙科政府组织成立之际，“殆公债财源已竭之时”。⁽⁸⁸⁾

三、1932年上海银行业等反对停付公债本息风潮的经过

孙科上任之后，为了增进与上海金融界之间的有效沟通与联系，以便取得金融界在财政问题上的协助，1932年1月5日，行政院第二次会议议决，依据上海和平会议议决案，修正财政委员会组织大纲，以期集合全国金融实业领袖及经济专家，协谋财政改进，并聘任孙科、陈铭枢、何应钦、韩复榘、张学良、徐永昌、何成浚、黄汉樑、张嘉璈、李馥荪、吴鼎昌、周作民、陈光甫、钱新之、胡孟嘉、荣宗敬、刘鸿生、范旭东、虞洽卿、王孝赉、王云五、郭乐、顾孟余、胡适、马寅初、杨铨、金井羊、唐铭壬、李石曾、陈公博、陈锦涛、林康侯、孔祥熙、邓召荫、卢学溥、叶恭绰、胡笔江、谈荔荪为财政委员会委员，其中陈铭枢、何应钦、黄汉樑、张嘉璈、李馥荪、陈光甫、钱新之、刘鸿生、林康侯为常务委员。财政委员会组织大纲经修正后，其内容第一条为：国府为整理财政并实行财政公开，设立全国财政委员会；第二条为：本会对于政府在中央及地方财政收入内提供军费，只以关于国防及“剿匪”两项用度为限；第三条为：本会得拒绝关于内战之一切负担。⁽⁸⁹⁾

同时，新政府任命上海和丰银行经理黄汉樑署理财政部长，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为财政部常务次长，接着又任命上海银行公会执委会常务委员、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徐寄庼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代理总裁兼中央造币厂厂长。1月6日，中央银行新任总裁及理、监事举行就职典礼，到会者为副总裁代理总裁徐寄庼、常务理事叶琢堂、陈光甫、吴鼎昌、夏鹏，理事张嘉璈、钱新之、荣宗敬、周宗良，监事李馥荪、虞洽卿、贝祖诒、王敬礼、秦润卿、胡孟嘉、唐寿民等。关于总裁一席，本来是由财政部长兼任的，现在政府根据上海和平会议议决案，为使中央银行实行独立，脱立政治潮流，所以这次特派常务理事徐寄庼为副总裁，代理总裁职务。1月12日，新任中央造币厂厂长徐寄庼即莅厂接收。⁽⁹⁰⁾孙科和黄汉樑在不同场合也表示：尽力维持债信，保障金融等。⁽⁹¹⁾

但是这些举措，实际效果极为有限。署理财政部长黄汉樑于元旦就职，即来沪筹措军政各费。至1月12日，黄忽然提出辞呈，其理由为：“受事旬余，一切计划难以实现，国库收入，割裂堪虞，如此征象，断非汉樑之愚，所能图挽。倘再勉强支撑，贻误大局，何如及早让贤，以减罪戾。”同时，财政部常务次长林康侯尚未就职，即呈请收回成命。⁽⁹²⁾结合下文内容可知，黄、林两人此举实际上是对当日政府内部又有停付债券本息之提议的不满。

正在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军政费用开支没有着落的情形下，各地又相继出现了截留国税的现象。如在孙科政府成立前后，两广、华北、湖北、山东、浙江等地区纷纷出现了截留国税的局面。如此一来，更加剧了债券市场的动荡以及政府债信的危机。对此，上海金融界迅速作出反应。1932年1月9日和11日，银行公会分别召集常委会和执委会，均通过决议，致电鲁、粤、平、汉当局及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停止截留国税，以免动摇债券基金，同时并电平、津、汉银行公会，请其一致主张，以资声援。⁽⁹³⁾此外，上海地区其他各重要团体，如上海钱业公会、上海市商会等，也纷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当局，要求制止此种危害债信的行为。⁽⁹⁴⁾亦有银业内人士就此时各地截税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其后果分析称，现政府主要收入可分为税捐、公债（政府倚债度日，故公债成为经常收入）及其他收入3项，主要支出可分为政费、军费、公债本息及其他支出4项。年来内战不息，政府军费激增，军费增则增发公债。公债多，则公债本息与之俱增。公债本息增，则不得不再举新债以还旧债。但是政府税捐收入增加有限，公债亦不能无限增发。于是政府支出方面军费与公债本息将成互相火并之局。其始公债本息或占优势，于是军费不免扣发，或打折发放，或竟欠饷，但欠饷太多，军人不能耐劳，势必攘臂以争，于是不免有截税等情事。而公债本息之一部将为军费所侵占。但军人扣税太多，公债本息不能如期清偿，则金融界与人民之持票者皆破产，不惟政府以后不能再发公债，且工商百业咸受影响，金融破裂，工商停滞，则税捐益少，政府益陷困境等。⁽⁹⁵⁾

正当各界群众为维持债信积极活动之际，国民政府内部又传出了准备暂时挪移公债本息基金以弥补军政费用支出的消息，从而推动公债本息停付风波达到高潮。在国民政府内外交困、财政窘迫的情形下，1月12日上午，孙科、于右任、陈铭枢、陈友仁、李文范、黄汉樑、叶恭绰、邹鲁、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马超俊等国民党中央要人，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议决于中央政治会议之下设立特种委员会，以应付目前种种严重问题。在此次会议上，孙科等还提议将债券每月还本付息基金1 400万元，挪作军政等费用开支，以6个月为期。至于其中原因，据当日孙科对外发表时局谈话中指出，“现在国难，日急一日，诚为民国以来所未见之艰险局面。”最近政府每月财政实际收入不过600万元，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虽经核减仍需1 800万元，政费教育费尚须400万元，不敷之数达1 600万元。几年来政府债台高筑，罗掘已穷，欲再发行新公债，则抵押净尽，且目前市面债券之价格不过二、三成，即使强制发行，亦于事无补。⁽⁹⁶⁾因此，遂有暂时挪移债券本息基金以充抵军政等费开支之提议。当日下午，上海银行界得此消息后，随即派代表向孙科质询，但孙未做正面答复。⁽⁹⁷⁾到1月13日，因市场盛传新政府有停付内债本息之说，人心恐慌，沪、平两地证券交易所遂相继宣布临时停市。⁽⁹⁸⁾该日下午1时，在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第47次会议上，会议主席李馥荪报告称，近日时局，又生变化，闻政府当轴有挪用债券基金之提议，并闻业经有人面告孙哲生院长，劝其慎重，未得要领。本会接持票人会来函，略称债券本息基金，因各省截留国税，而政府又以中枢无人主持，基金必生摇动，请贵会代表人民利益，将各项指抵债券本息基金之国税，直接保管等。经讨论议决：电致国民政府及行政院，如有挪用基金之提议，请即毅然打消，并明白宣示，以安人心；致函总税务司、统税署、苏浙皖统税分局、盐务稽核总所及中央银行，保留备抵债券基金之税款，不得移作他用，并公推委员视察统税、盐税状况等。⁽⁹⁹⁾会议当日，该基金保管委员会即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称：“顷闻政府有挪用公债库券基金之提议，群情惶惑，市面为之动摇。查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财政入不敷出，端赖募集内债，以资挹注。历年所发公债库券，已达9亿余元。此种债券，所以能流通市面、调剂金融者，以还本付息从未延期，故能坚人民之信用。万一停付本息，立成废纸，政府之信用扫地，经济之恐慌立生，在人民将演成国民经济破产之惨祸，在政府亦失却救济财政之财源。”通电指责停付公债本息乃是“杀鸡求卵政策”，“于国于民，为害均烈”，要求“毅然打消，明白宣示，以安人心”。⁽¹⁰⁰⁾与此同时，该基金保管委员会发表宣言称：“本会职责所在，于必要时惟有尽力之所在，采取种种办法，总期国民政府之条例，继续有效，更希群策群力，以匡不逮。”此外，该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王晓籁亦对外发表谈话称：“就全国金融界而言，债券均作为发行钞票之保证，如果本息无着，钞票亦将发生影响，全国金融，立陷停顿，国本动摇，何以图存。本人既为保管基金委员之一，敢负责表示，头可断，公债基金之用途，绝对不能移动。”⁽¹⁰¹⁾

同日，上海市银钱两业同业公会召集联席会议，讨论了南京方面要求上海金融业提供借款以作为收回停付公债本息案的交换条件，决定：①推胡孟嘉、贝祖诒、裴云卿、俞佐庭等银钱业资深人士共同起草致国府电稿，要求打消停付本息之议，以安人心，并即拍发；②由两公会致函基金保管委员会，愿竭全力作其后盾，同时分电各地省政府各地银钱公会，恳其一致主张，以壮声援；③推李馥荪等先与各界接洽并告以银钱业会议情形，同时再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商谈借款的具体数额。会议还讨论了维持上海市面的计划，预定对于洋厘、银拆不得抬高，并劝各银行勿购进现洋。⁽¹⁰²⁾

会议结束后，上海市银钱两业同业公会为请政府取消停付债券本息拟议而联合发出致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孙科、财政部长黄汉樑电文，内称：“顷闻政府有停付内国公债库券本息之拟议，风声所播，商市震动，请明白表示，以释群疑。”1月14日，上海银钱两公会致函江海关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称：“顷闻政府有停付内国公债库券本息之拟议，一时市面震惊，群情惶惑。比读贵会本日（14日）宣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所以为维持债信及债权人利益计，议论正大，深合人心，故两会极表赞同。除已电陈中央一致主张外，并决议函达嗣后关于债券问题，敝两公会愿竭其全力以作贵会后盾。”此前一日，上海银钱两业公会还联合致电江、浙、鲁、鄂、皖、豫、赣、粤和北平等地行政长官称：“顷闻政府有停付内国公债库券本息之拟议，一时群情惶惑，市面震惊。敝两公会特于本日（13日）分电中央陈述利害。查兹事关系国信民生綦重且巨，苟一旦实行，势必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不待强邻入境已自陷于覆亡，此诚一发千钧危急存亡之秋。为特电请钧座本救国之旨，迅予主张正义，转请中央打消此议，以挽国运而维民生。”此外，该日银钱两业公会还致电平、津、汉、杭、苏银行公会以及各地钱业公会，呼请各地金融界一致出面，反对政府公债停付本息。⁽¹⁰³⁾

上海银钱两业公会的呼吁很快引起各方的反响。1月15日，江海关二五库券基金会即函复银钱两公会称：“保持债券基金为敝会之职责，自当尽力之所能及，维持债券信用。今得贵会为后援，精神为之一振，敢不奋勉以副推意。”随后不久，上海银钱两公会又陆续接到浙、苏、赣、鲁等省政府先后函电复告，表示赞同支持并向中央代为吁请。⁽¹⁰⁴⁾在上海银钱两业公会积极与有关各方联络吁请的同时，上海其他各团体，如上海市商会、持票人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有关当局，坚决反对政府停付公债本息的拟议，并致电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表示赞同其宣言，誓为其后盾；又函致上海银钱两业公会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协力抗争等。

就在此时刻，在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居中努力下，随着众多会员银行纷纷加入，1931年年底组织成立的“中华民国内国公债库券持票人会”成员迅速增加，已发展成为以上海金融业为主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持票人组织。⁽¹⁰⁵⁾

在当时内国债券持票人会致上海银钱两公会函中，大有视银钱两业公会为在债券问题上与南京当局进行交涉的领袖之意。而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银钱两业公会的电文，更是体现了奉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为整个公共领域的代表之举。⁽¹⁰⁶⁾

至于债市为什么必须救济维持，以及如何救济维持等问题，此时刻，一些业内外人士更是议论纷纷。如著名经济学家章乃器认为：“近者政府已有动用基金之拟议矣，基金动用之动机，半为目前财政之困难，而半为公债发行之无望。即孙哲生氏所谓‘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发公债，亦于事何补’者是也。”故“提高公债市价，实为救济目前财政金融关键中之关键”。为此，章乃器建议，首先，运用现有基金，以提高债市之法；其次，减少所谓库券之虚浮额面，以提高市价之办法等。⁽¹⁰⁷⁾

又如某银行业内人士从财政与金融之间密切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当时债市乃至财政必须维持以及如何维持之道。该业内人士认为：“国家财政，若无整个计划，举债以外，别无办法，则金融界虽欲独善其身，亦不可得。盖金融与财政有密切不可分离之关系，政府收支不能适合，则金融问题断不能单独解决也。”故欲图金融之安全，必先谋政府收支之适合。因此，第一在于停止举债，即不能立刻停止，亦必限期停止。同时，筹备新税，整理旧税，裁员减政，厉行紧缩，改良财务行政，实行兵工政策等。⁽¹⁰⁸⁾业内外人士的这些议论都是比较切要、中肯的，皆程度不同地触及此时刻公债危机乃至财政金融危机的要因之所在。

结果，由于以上海金融业为主的工商各界等的强烈抗议，1月17日晚，行政院发出致江海关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中华民国内国公债库券持票人会等特急电：“迭接来电，均悉。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希即转知各业行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是为至要。政府历年以来，咸与人民合作，当此国难日亟，尤赖互相维系，共济时艰，有厚望焉。”⁽¹⁰⁹⁾这实际上等于正式宣布了将收回停付公债本息一案。1月2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又在致江海关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中华民国内国公债库券持票人会快邮代电中表示，军政各费一再核减，所需犹巨，务希本人民与政府合作之精神，每月勉任1 000万元，以安大局等。⁽¹¹⁰⁾1月22日，业已打消辞意的署理财政部长黄汉樑经与上海银钱界等商洽，双方就每月借款800万元初步达成协议，其中银行界担任600万元，钱业及交易所各100万元等。⁽¹¹¹⁾随后，海关总税务司署、盐务稽核总所及统税署为奉财政部令按期如数拨付各种内债基金一事函致江海关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¹¹²⁾此外，考虑到政府已经表示继续维持内债基金，1月19日，银行公会召集第10次执委会，商谈交易所明日开市问题。同时，北平证券交易所亦发出通知，定于20日照常开市。⁽¹¹³⁾至此，一场反对停付公债库券本息的风潮暂时宣告一段落。对此，有报刊中曾评论道：“现在（公债）市价之低，竟有在票面三分之一以下者，则可知现状未尝不可危。惟政府当局已一再表示，无停付本息之意，人心或可稍安。为政府计，停付本息之举，当以全力设法避免之，非下愚应不出此。或有议整理办法，另发公债以收回已发之库券者，此法虽不可为训，已胜于停付本息多多矣。”⁽¹¹⁴⁾另据上述某银行业内人士称：“上海银行界经此风潮，创巨痛深，当能觉悟以前之失策，渐谋补救于将来。”至于亟须改弦更张之处，该业内人士认为，约有下列两端：①提倡商业票据，促成贴现市场；②钞券之保证准备亦得以商业票据充任之等。⁽¹¹⁵⁾

总之，1931年年底至1932年年初，值国民党内粤派代表人物孙科等执掌南京政府之际，在上海银钱两业公会的积极倡导联络下，以上海金融业为主的全国反对政府停付内债本息的风潮之所以如此广泛而强烈，根本上言，南京政府财政长期入不敷出，预算不立，内债政策与制度自身存有缺陷等，固然是此次反对停付债券本息风潮爆发的主要原因，而此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可谓风潮爆发的直接诱因。回顾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当时在国民党粤派代表人士古应芬、孙科相继掌理财政之时，在有关北洋旧债整理等涉及金融业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上，没有切实举措，导致金融业有所不满；与之对照，宋子文理财期间，在整理财政金融方面有比较系统的方案，⁽¹¹⁶⁾且能够把握金融界的心理特性而施以适当对策。上海金融业与南京政府财政部前后不同时期掌理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是具体考察此次反对停付内债本息风潮的复杂缘由时，应该考虑的因素之一。进一步而言，正如前述，1928～1931年间，通过承借及投资政府内债，上海银行业等获益匪浅，并由此与南京政府财政之间结下了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渐呈“沉浮与共”的局面，因此，在政府内部传出准备暂时挪移公债本息基金以弥补军政费用支出的消息时，上海银钱业的反应会如此迅速、强烈，而在政府当局宣布将收回停付公债本息案后，银钱业又随即同意每月提供借款800万元，以期稳定政府财政等。随后围绕着1932年内债整理案的推行，上海银钱业与重新执掌财部的宋子文等经过一番往来交涉、互有妥协让步之后，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史实也更加证明了上述因素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