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融“双中心”建设的内在机制

浙江金融“双中心”建设的内在机制

一、金融中心建设的经济影响

（一）理论假设

尽管金融中心就其影响力而言具有明显层次性的特征，但一般认为，国内建设金融中心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各项功能，增强在本区域的实力和影响力，以此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转型。本质上，还是通过金融中心建设来强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转型的正面作用和影响。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研究结论却并不一致，除了各地所处的阶段和约束条件存在差异外，使用怎样的指标测度金融发展，也是影响研究结论的重要因素。金融发展指标选择的思路大致而言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国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的关系，最为经典的指标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是指某一时点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第二个层次是金融内部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比例关系，例如Goldsmith又把它细分为7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尤其是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等关系的研究中，往往用金融相关比率（FIR）来测度金融发展，这样的简化实际上是对金融发展的片面理解。李猛（2008）就直接指出，以往对金融发展的研究，例如McKinnon（1973）和Shaw（1973）对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研究，主要论述的其实是金融深度。常用的金融发展指标——M2／GDP的比率、金融资产／GDP、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GDP以及金融相关率等，都是用来衡量金融深度和规模的指标。

笔者认为，要全面衡量金融发展，除了金融深度外，还需要有一个新的维度，即金融宽度。国内外学者对于什么是金融宽度，尚没有严格的、广泛接受的定义。伍旭川（2005）认为，金融宽度是指金融媒介能够将居民储蓄的资金投入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渠道宽度，它主要用于衡量金融业发展的程度，即一国金融产品的丰富程度、金融工具的创新力度等。例如一个国家全部金融资产的结构指标，一国居民财产的结构指标等均可用于衡量一国的金融宽度。李猛（2008）认为，金融宽度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能够使用更多更便捷的金融服务，即金融服务的可得性（access to finance）。耿颢（2009）则综合了上述两位学者的看法，认为金融宽度是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即一国金融产品的丰富程度、金融工具的创新力度等。温智良（2007）则从金融制度的视角指出，从表面来看，金融宽度是一个结构概念，包括可供选择的金融方式、市场、产品、服务等层次，但实际上金融宽度不足涉及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我们认为，金融宽度（Financial Width）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Accessibility）、丰富性（Variety）和覆盖面（Coverage）。作为金融中心，除了金融资源集聚的特性外，还要表现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较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多元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对企业和居民的覆盖面较广。不少研究结果支持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有利于拓展金融宽度。以日本为例，面向中小企业和居民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主要服务中小企业的相互银行和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商工组合中央金库，面向地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金融交易的第二地方银行，以及主要服务于会员、民间社团和非营利机构以及公会成员的带有互助性质的信用金库、信用组合、劳动金库（阎坤，1996）。严谷军、闻岳春（2005）认为，进一步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是经济市场化向深度推进地区经济结构状况的必然要求。允许这类金融组织的生存发展，也才能有效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性。金融机构的多元化还可通过促进金融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国有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温军、冯根福，2012）。

因此，我们把金融中心建设对经济发展转型的作用机制概括为两个方面，金融中心建设一方面是通过做大金融规模，从金融深度的角度推进转型发展；另一方面是金融中心建设往往伴随着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丰富性和覆盖的提高，从拓展金融宽度层面推进转型发展。

此外，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之间也可能存在作用机制。一个经济体的演进，既要有相对平稳的发展，也要有关键时刻的转型。而且，转型往往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客观需要。此时，如果不进行转型，发展就可能停滞甚至倒退，但是如果转型不成功，也会影响继续发展。事实上，转型国家大都面临着双重的经济任务，既面临着经济的转型，又面临着经济的深化和发展（李泽广，2003）。因此，必须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的节奏，深入研究、探讨发展和转型的目标模式、初始条件、过程方式和风险因素，既要避免只注重发展而忽视转型，因而延误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而陷入“发展陷阱”，也要避免为转型而转型，忽视了转型中的发展，因此而形成转型危机。

由此可见，金融中心建设与经济发展转型都是复杂的系统，包含了众多需要考虑的因素，而且各个基本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要探讨金融中心建设与发展转型的关系，用传统的多元回归模型恐难胜任。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方法进行建模分析。典型的SEM包括测量方程（分析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关系）和结构方程（潜变量之间关系）。SEM的优势在于可处理多个原因、多个结果的关系，以及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弥补了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成为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结构方程模型属于多变量统计，它整合了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同时检验模型中包含的显性变量、潜在变量、干扰或误差变量之间的关系（吴明隆，2010）。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把金融中心建设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因素归纳提炼为“经济发展”“经济转型”“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4个方面，根据这4个关键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假设如表12所示。

表12　金融中心建设促进发展转型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假设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1．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构建了一个由“经济发展”“经济转型”“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4个潜变量及若干观察变量构成的变量体系。

关于经济发展，我们选择经济增长（人均GDP）、收入水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生活质量（每万人拥有的执业医师数）和文化生活（每百万人群众艺术文化馆数）来衡量，经济转型则用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环境友好程度（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城市现代化水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经济增长的智力支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等角度测度。金融深度的测度则包括金融资产规模（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业产发展（金融业增加值）、信贷规模（贷款余额）和直接融资发展（上市公司总数）测度。

我们的难点在于金融宽度的测度。Beck，Demirguc－Kuntand Peria（2005）列出了99个国家的8个衡量金融宽度（主要是银行服务）的指标值，包括每1000平方公里存在的自动取款机数量、每10万人拥有的自动取款机数量、每千人拥有的贷款账户数量、每个贷款账户的规模与人均GDP的比率、每千人拥有的存款账户数量等。Honohan（2006）运用45个国家的家庭调查和银行调查数据，用统计学方法合成了一个衡量162个国家的金融宽度的指标——拥有银行账户的家庭数目占总家庭数目的百分比。囿于数据的可得性，这些指标较难以获得。我们认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在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主体也是金融机构。因此，我们分别从银行业服务（商业银行支行数量）、证券业服务（证券营业部家数）、保险业服务（保险密度）以及金融服务国际化程度（外资银行在本地的营业性机构数量）等加以测度。各个指标及其符号如表13所示。

表13　结构方程模型指标

续　表

2．指标计算与数据处理

本文的经验研究以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第三期和第四期所列城市为样本^[1]，其中第三期反映的是2009年金融中心发展状况，共有29个城市入选，第四期反映的是2010年金融中心发展状况，共有31个城市入选，总共60个样本。数据来源：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第三期、第四期报告所附的原始数据。由于各个指标的单位不统一，且数量级相差较大，为了便于比较和计算，我们运用SPSS17．0对所有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从最新的一期报告看，上海和北京位列前两位，得分超过100，优势显著；深圳、广州、杭州、南京、天津、成都紧随其后，分列3到8名，得分在30—70之间，其后的城市得分比较接近；与前一期相比，前7名的排名没有变化。

（三）模型拟合度与路径分析

1．拟合度检验和模型修正

依据上文述及的指标体系，运行Amos7．0，构建结构方程，如图5所示。

图5　金融中心建设促进发展转型SEM模型构建

对金融中心城市样本无量纲化数据用GLS方法进行估计，并对模型适配度各项指标进行检验，模型卡方值为360．154，自由度为98，适配概率为0．000，模型适配度效果并不理想，需要进行模型修正。我们依据金融中心建设与发展转型相关理论和假设为基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检验路径系数是否显著，依据模型简约性原则，逐步删除不显著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以及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根据CR（Critical Ratio）标准，去除路径系数在95%的置信度下与0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路径；二是通过参考Modification Indices，通过增加残差相关的路径，减少估计方程的卡方值，提高模型适配度；三是可以根据Critical Ratio for Difference中的CR值判断两个待估参数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若两个待估参数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则可以限定模型在估计时对这两个参数赋以相同的值，以增加自由度，改进其他建议指标效果。

表14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估计

续　表

注：＊＊＊表示在0．1%显著性水平显著。

路径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深度对经济转型没有显著的影响，首先去除，同样金融宽度对经济发展也无显著影响。然后进一步考察观察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逐步去除每万人拥有的执业医师数等变量的影响。最后参考Modification Indices和Critical Ratio for Difference指标值，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得到新的估计模型。模型适配度检验表明，修正后的模型卡方值为20．4，自由度为19，概率P大于临界值0．05，其他主要检验指标也基本通过检验，模型整体的构建较为理想。

表15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检验

2．金融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型的影响机制

从模型估计的路径系数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除了金融深度对经济转型以及金融宽度对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影响外，基本符合理论假设，但是其影响的路径和机制却有所区别。金融深度对金融宽度和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961和0．782，但是对金融经济转型没有直接影响。金融深度通过经济发展对经济转型有间接影响，总效应系数为0．772。

值得关注的是，金融中心建设的两个方面即金融深度与金融宽度对发展转型有正面推动作用，但是却存在显著的不同，金融深度主要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而拓展金融宽度的作用体现在推进经济转型。这种差异性对我们如何推进金融中心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表16　结构方程模型各潜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

本部分以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第三期和第四期报告所涵盖的城市为样本，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提炼出了“经济发展”“经济转型”“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4个方面的要素，对金融中心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转型的路径和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支持了金融中心建设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具体通过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两个方面，分别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此外，经济发展有助于经济转型，金融深度对拓展金融宽度有积极影响，因此金融深度对经济转型有间接的正面作用。

二、浙江金融“双中心”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发展转型的影响因素

影响经济发展转型的因素非常多，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上文中通过构建SEM模型，依据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的原始数据，对国内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中心建设能够通过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两个方面，分别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在此，我们依据浙江金融“双中心”建设的目标和区域特征，再次考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与金融“双中心”的内在联系。我们首先考察金融因素。

1．金融规模

一般认为，金融规模的扩张，将有利于经济发展转型。实际上，这种关系似乎并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对于经济增长而言，金融的扩张可能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其影响机制也会不同。在粗放式增长模式下，对资金的过度依赖，将会导致投入要素的效率下降，因此对以实际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而言，可能作用并不显著，甚至会有阻碍作用。金融规模指标一般用金融相关率指标FIR表示。

2．金融效率

金融效率的度量本身存在不同观点。在经验研究中，往往用贷存比表示，即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实际上，由于大量资金带给基础设施建设，央企等优先予以保证的项目和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说，贷存比指标较高，只能表示某一时期的资金稀缺程度或者宏观环境的紧缩程度，与效率相关度并不高。我们认为，这个指标恰恰反映了“金融负荷”，即对资金规模的渴求。与金融规模指标一样，金融负荷较高，可能对经济增长也会起到负面作用。我们认为，贷存比指标在一定范围以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效率，但是超过了这一范围，就会成为其自身的反面，即金融负荷。

3．金融可得性

这是一个衡量金融宽度的重要指标，即金融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否满足居民和企业，尤其是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的资金的需求。我们用贷款余额／储蓄余额这个指标，衡量的单位的居民储蓄理论上能够获得的银行贷款。

4．居民财富

金融发展可以表现为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归根结底，金融发展的目的还是为作为消费主体的居民的财富积累和财富管理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用储蓄余额／存款余额来测定，不够精确，因为居民财富正日益多元化，但是储蓄还是多数居民的主要资产，同时囿于数据的可得性，用此指标近似替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上四方面的影响因素都反映了金融发展的某种结构关系，金融规模反映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结构关系，而其余三个指标反映了金融内部的结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发展就是调整金融与经济以及金融内部之间的结构关系，尽管不同的结构之间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希望能够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使其相互作用能产生更加积极的合力。

5．其他因素

影响经济发展转型的因素，当然包括劳动、资本等因素。另外，为了考察物价水平是否会影响实际经济增长和转型，我们也考察CPI。此外，还包括制度、文化等因素，在计量分析时，归入随机变量。

另外，从金融“双中心”建设的角度考察，中小企业金融中心建设侧重解决融资难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主要包含金融规模和金融可得性两个方面，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建设则主要侧重解决投资难问题，包括金融效率（负荷）和居民财富两个方面。

各个指标含义和计算方法如表17所示：

表17　计量模型指标

续　表

数据来源：历年浙江统计年鉴。其中CPI为以1978年为基准年份的指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GDP、GDPPC、Employ、Invest、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居民储蓄余额均用CPI指数平减，依据惯例，GDPPC、Employ、Invest等水平指标均取对数。

根据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以加入金融因素的C—D型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　FinS表示金融结构，包括RSD、RCD和RCS三个指标。

经过单位根检验，所有变量均为I（1）过程，可以通过OLS方法估计回归方程。检验结果见附录。

我们首先估计方程（1）式，选取所有变量，得到模型1．1。结果表明，除了变量FIR外，其余变量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模型整体拟合值较高，但是DW检验显示存在自相关。其余3个表明金融发展的变量均显著，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其中RCD系数为－0．59，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贷存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将下降0．59个百分点；RCS的系数为0．09，表明金融可得性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水平将增长0．09个百分点；RSD系数为2．12，意味着居民财富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水平将增长2．1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较高。

从业人员总数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经济水平下降0．91个百分点，说明当前依靠增加劳动力的方式，并不能提高生活水平，说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面临挑战。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较为明显，系数为0．54。物价水平所反映的生活成本对经济增长略有正面影响。

我们采用逐步回归法，逐步剔除统计上不显著的变量，并试图通过引入AR项的方式，克服序列相关问题，得到模型1．2至1．5。综合比较，引入AR（1）、AR（3）后的模型2．5拟合效果较为理想。与模型1．1最大的不同在于，金融相关率指标在1%的水平下显著，系数为－0．08，即金融相关率指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经济水平下降0．08个百分点。这个结果与大多数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支持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不同。剔除统计上不显著的变量后，模型1．5与模型1．1的其余各个变量的方向均一致，大小比较接近。AR（1）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增长存在自身的惯性，而AR（2）统计上不显著，到了AR（3）则显著为负，说明要保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需要克服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

表18　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因变量lGDPPC）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显著。

接下来我们采用类似的方法，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2．1到2．5。在选取所有备选自变量的模型2．1中，金融规模的增加对经济转型有显著的推动作用，FIR系数为5．60，即金融相关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第三产业占比提高5．6个百分点；RCD、RCS对经济转型的作用与对经济发展作用的方向一致，但弹性系数更大，系数为－9．21和1．87。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对经济增长，劳动力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且系数为43．67，说明第三产业容纳劳动力的能力十分巨大。投资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较小，且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物价水平则显著为负，系数为－0．01。

考虑到经济转型的系统性和复杂性，金融发展对其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因此，通过考虑对相关变量添加滞后项。根据DW检验显示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同样考虑引入AR项。经过反复检验，得到模型2．5。对照模型2．1，在剔除不显著变量后，其余各个变量的方向一致，但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减小。FIR及其滞后一期项对经济转型均有正面影响，系数分别为4．19和2．61，金融负荷和劳动对经济转型的影响系数均有所减小。与经济增长的结果相似，前一期的经济转型对后一期有正面影响，但随之就转为负，而且这种转换更为迅速，在第二期就完成了。

表19　经济转型影响因素（因变量Third）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显著。

经验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规模的增加对于促进经济转型有效，但对于经济发展的效果并不确定，而金融效率或者金融负荷对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影响，均显著为负。金融可得性提高对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影响多为正面，同样居民财富的增加对于经济增长也有助益。

在经济要素层面，劳动力主要对经济转型有作用，而资本主要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反映生活成本的物价水平则对经济增长有利，但不利于经济转型。

由此可见，一方面，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本身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各种因素对它们影响的大小甚至方向均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正因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如何布局经济发展转型，尤其是如何在发展转型中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性难题，需要精细谋划。

表20　计量结果汇总比较

注：“＋”“－”表示变量系数为正或为负，括号表示统计上不显著。

（二）浙江金融“双中心”建设的影响机制

上文的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影响是多元和复杂的。以FIR指标为例，在不同阶段，其与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之间的动态关系存在较大差异。

图6　金融规模扩张与经济发展转型曲线图

在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增长与FIR均呈稳步缓慢增长，但此后，经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而金融规模在滞后大约5年之后才快速增长，直到20世纪末，经济增速放缓，而金融规模仍然有较快增长。第三产业占比的扩大则总体上以先快后慢的趋势，呈现出波浪式上涨的特点，但与金融规模的增加波动上更为接近。

图7　金融规模扩张与经济发展转型散点图

我们通过散点图进一步分析FIR与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FIR在1．0到2．0区间，经济增长的跨度很大，实际人均GDP从300元一直到2000元（依据以1978年为基准进行平准后的结果），而在此后，虽然FIR有大幅增长，但是实际人均GDP增幅并不大。与之相类似，FIR大致在0．8到1．3区间时，第三产业占比迅速上升，此后增速也随之放缓。

图8　金融负荷与经济发展转型散点图

图7、图8表明，金融负荷总体上与经济发展与转型呈现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RCD处于0．7—0．9区间以及1．1—1．3区间似乎存在不少的相反的情况。

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把金融规模和金融负荷大致与建设“中小企业金融中心”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对应，因此，我们通过构建VAR模型，通过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双中心”建设对浙江经济发展转型的影响机制。

我们构建由LGDPPC、THIRD、FIR和RCD组成的四变量VAR方程，依据LR法则等方法，确定最优滞后期为1期。此时，AR根均位于单位圆内，VAR模型是稳定的。

表21　VAR（4）最优滞后期选择

图9　VAR（4）AR根图

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表明，经济增长对自身有持续的正向作用，浙江经济转型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同时金融规模的扩大和金融负荷的加重对于经济发展存在持续的负面作用，尤其是金融负荷，累积的负面作用更为显著。而经济增长对经济转型的作用先负后转正，可能体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某种路径依赖。经济转型则对自身有持续的负作用，说明经济发展方式有一种“回归”的力量，使得转型可能逆转，体现了经济转型的难度。金融规模对经济转型有推动作用，说明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金融负荷的持续的负面作用显示了其对经济转型的阻碍作用。

图10　VAR（4）脉冲分析

（三）浙江金融“双中心”建设路径选择

据上述分析，我们把金融“双中心”建设和经济发展转型联系起来考虑，得到了初步的结论。但是，金融“双中心”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内部各个环节或者子系统之间又会存在复杂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机制。

图11　RCD、RCS和RSD之间关系图示

属于金融结构范畴的RCD、RCS和RSD三个变量之间也存在比较复杂的相互关系，如图11所示，金融负荷与居民财富之间呈负相关，即金融负荷越大，居民财富占比越小。而金融负荷与金融可得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负荷越大，金融可得性也越大。

为此，我们进一步构建由LGDPPC、THIRD、FIR、RCD、RCS和RSD组成的六变量VAR，采用与上文类似的方法，选择滞后2期的VAR模型。

脉冲结果分析表明，前期的经济发展总体有利于经济发展自身，主要体现在短期，但对经济转型不利，而经济转型对自身和经济发展都有利。

无论短期、中期还是长期，金融规模的增加对于实际经济水平提高并无正面影响，而对经济转型有较大推动作用。金融负荷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而金融可得性的提高在中长期看来有助于经济增长。取得一致的是，居民财富的增加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均有持续的正面作用，支持了藏富于民的重要意义。

图12　VAR（6）AR根图

图13　VAR（6）脉冲分析

表22　“双中心”建设的动态影响机制

续　表

从短期来看，金融发展中对实际经济增长起到作用只有提高居民财富，而对经济转型而言，金融规模和居民财富的增加均有正面影响。从中期来看，正面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包括金融可得性的提高、居民财富的增加，而经济转型依然包括金融规模和居民财富。从长期来看，新增了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经济转型的影响因素基本一致。

因此，我们认为，“民富”是浙江经济能够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动力，进一步增加居民的收入，进而增强“双中心”建设中的财富管理功能，将是一项重要举措，既有短期效应，又有可持续性。从中长期来看，提高金融可得性，对于浙江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而浙江金融规模的扩张和金融负荷的增加，对实际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同样，“民富”也成为中短期浙江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但是这种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而金融规模的扩张，将会对经济转型有持续的作用。

从金融“双中心”建设对经济发展转型的影响机制来看“双中心”建设的路径选择，不仅金融“双中心”建设的重点比较突出，而且建设的先后顺序也有了一定的依据。因此，“双中心”建设路径选择的基本思路如下：

第一，强化财富管理功能。由于居民财富是唯一对发展和转型都有持续正面影响的因素，因此，需要更加突出金融“双中心”对居民的财富管理功能。

第二，逐步提高金融可得性。需要从战略发展的眼光看到金融可得性问题，通过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服务对象范围，让更广泛的经济主体能够得到优质的、多元的、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第三，适当控制金融规模。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原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关键是要调控好金融规模总量，同时更要调整资金投放的结构，通过金融机构创新和金融市场创新，加大对转型升级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第四，合理降低金融负荷。目前的金融发展对于间接融资太过依赖，可能造成金融资产的质量存在隐患，金融风险逐步累积。因此，依托金融“双中心”建设的平台，需要更加多元化地发展金融业。

三、浙江金融“双中心”建设的空间布局

（一）总体布局

金融“双中心”建设不仅是一个行业的概念，也是一个空间地理上的概念。在《金融业规划》中，就对“双中心”建设的空间布局有了较为具体的陈述：

为了实现“十二五”发展目标，必须构建金融资源集聚、金融功能合理、金融服务均衡的浙江金融发展空间支撑体系。加快建设长三角南翼金融集聚区，形成以杭州、宁波、温州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以台州、绍兴、嘉兴、义乌等为区域金融特色城市，培育一批金融创新示范县（市、区），其他地区加快发展的浙江省多层次金融空间布局。

具体而言，要把杭州打造成为金融综合实力突出的长三角重要区域金融中心；把宁波打造成为对接上海、服务海洋经济的重要区域性专业金融中心；把温州打造成为连接两大经济区、服务民营经济的重要区域性专业金融中心；着力打造台州、绍兴、嘉兴和义乌等区域金融特色城市；重点培育一批金融创新示范县（市、区）；加快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这个空间布局充分体现了系统化、层次性和差异化的总体思路。

（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的空间布局

以杭州为中心，打造“杭嘉湖绍”都市圈的民间投资管理中心。

《金融业规划》中指出，充分发挥杭州承接上海、面向长三角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管理中心的核心功能，打造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中小金融机构总部集聚区、财富管理机构集聚区、金融后台服务和金融服务外包等公共服务基地。

绍兴应进一步提升在专业化产业区金融支持方面的特色和经验，积极探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化解区域性信贷风险的有效金融对策，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和集群金融服务示范中心，发挥其在产业集群的金融服务和区域金融风险处置方面的先行示范作用。

嘉兴应进一步发挥地缘优势和文化优势，成为浙江接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桥头堡和纽带，建设金融商务和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发挥其在对接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示范带头作用。

图14　各地人均GDP与城乡居民储蓄余额（2010）

除了各个城市的自身定位，更要发挥“杭嘉湖绍”都市圈经济实力较强、金融基础较好、文化传统接近的整体优势，加强都市圈各成员之间金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的基础上，在民间投资管理领域进一步进行合作，发挥合力作用。

（三）中小企业金融中心的空间布局

以温台为先导，打造浙中南中小企业金融中心。

《金融业规划》中指出，发挥温州民间资本规模优势和民营经济示范区的体制优势，凸显其在民营企业投融资方面的先行示范作用。同时，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契机，充分发挥温州的区位优势、资本优势、机制优势和市场优势，夯实其作为长三角经济区与海西经济区连接节点的区域金融中心地位。

台州应进一步强化民营银行发展领先的区域优势，促进民营银行示范中心的建设，发挥其在民营银行服务中小企业方面的先行示范作用。同时积极发展区域性的产权交易市场，强化台州企业在中小板上市的“集群效应”。

义乌应进一步拓展其在民间借贷、商贸和物流金融领域的区域特色，强化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的建设，发挥其在中小企业融资和贸易金融方面的先行示范作用。

图15　各地内资规模以上企业数（2010）（家）

温台地区以及义乌等地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数量十分巨大，而且一直受到融资难问题的困扰。由于民间借贷以及小额借贷的地缘关系比较密切，因此可以在这些地区分别搭建服务当地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同时，浙南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通过鼓励居民创业来实现增收同样需要当地的金融支持。为此，与民间投资管理中心的相对集中不同，中小企业金融中心的布局可以是网状结构，以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注释】

[1]截至2012年8月，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共发布了4期，但是从第3期开始依据指标的计算方法有所调整，故只选择后两期作为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