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携手共同推进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香港携手共同推进金融中心建设

李国宝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尽管我们处于金融危机当中，我觉得要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不是为时过早，至少我觉得越早进行总结，我们将做得更好。

我想当前经济衰退，最令人担忧的方面就是它的影响面，全球无一地方可以幸免。在当前危机之前，人们的一个常识是多样化可以分散风险，但常识往往会误导我们，多样化非但没有分散风险，日益联系紧密的全球金融体系却在分散着风险的蔓延。最初还是一场金融危机，很快演变成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估计，全球的银行总共有4万亿美元的“有毒”资产，而那些有着最多“有毒”资产的银行，正是所谓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我们究竟如何陷入了这个混乱当中？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就是，不受监管的证券化业务快速发展。随着衍生产品越来越抽象，他们接受的监管越来越少，他们变得越来越不透明。

在此我想明确告诉大家，证券化是好的，证券化可以使买卖双方联系，满足各种需要，如果做得合适正好体现了金融的中介功能。我们现在看到，在证券化背后所支持的这些资产是没有与实体经济相联合的，包括很多的抵押债务凭券和信用违约产品的定价是不实际的。事实上，美国有着全球最先进的证券化市场，随着利率的下降，对于华尔街最新的衍生产品的需求与日增加，投资银行家们几乎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增长。整个体系就像一个漏斗一样，把所有的投资都漏进美国，资金流入美国，使得美国的资金水平非常之高。

美国在全球的地位越来越基于它在全球的金融服务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动力，要对这些资金的流入加以新的限制和措施来影响其地位。几乎没有任何境外的银行家提出任何疑问，也没有人可以与这些美国所承诺的无风险的回报相抗衡。我们知道的事实就是，纽约和华尔街变得太大，无法领导我们的前进。危机发生了，尽管我们看到安然倒闭之后有了新的会计准则，尽管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关注公司治理，我们应该寻找其他的方式，这是我们的错误。全球的金融市场，它的日益全球化，事实上是在日益美国化，而在美国之外的世界却没有建立其他的投资渠道。毫无疑问，要建立起新的金融中心，这是有利于我们所有人的。那么，如何建立一个金融中心呢？许多的城市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领先的金融中心，包括迪拜、新加坡、法兰克福、香港和上海，都已经宣布要这么做，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与美国的纽约一样，有这样的能力。金融中心不仅仅是一些现代办公楼的聚集场所，也不仅仅是有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的交易越来越电子化了。

那究竟什么使一个城市变成充满生机的金融中心，而不是貌似的金融中心呢？我觉得有两个基础条件：第一，这个城市必须有一个巨大的内陆市场，必须能够成为一个领先的经济体或者几个经济体金融活动的中心；第二，这个城市的特性和它所拥有的金融机构，必须要是遵守国际准则。那么我们一一具体来谈，一个国际化的金融中心首先要成为一个领先的区域中心。我们看到全球的投资者能够成为它的支撑力量，金融中心需要有广泛的内陆来支撑它。当然它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作用，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和贸易的中心，要吸引人才。一个金融中心要成为能够吸引创新人士、理论倡导人士、交易人士和决策人士的地方。这样一来，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中心。随着他们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质变的时候，我们看到应该可以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中心，能够给所有相关的服务提供良好的配套设施。随着服务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这个城市就有更多的机会施加它的影响力。政府也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要出台一些优惠的措施，包括非常具有竞争力的税收措施。东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个领先的区域中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城市。它是日本的经济、政治中心，但是没有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

一个城市如何能够实现跳跃式的发展，成为一个领先的、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呢？我认为这个城市必须要有以上两个基础条件，这个城市的特点和它的金融机构必须要遵守国际通行准则。首先，它的运营环境必须是透明的，包括一个令人熟悉的透明法律体系和稳定的监管环境。同时，还有利于推动资本的自由流动，有一个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能够吸引高管人员和经理人员。除此之外，英语的使用应该是广泛的，而且应该成为商业的标准用语。还需要有媒体的存在，媒体不仅可以报道新闻，这个城市要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就必须要有能力对全球展现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形象。现在香港和上海还没有具备上述所有的条件，成为一个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还没有那么国际化，香港在内陆的需求方面还是远远落后于上海之后。但是我认为两个城市确实是极为互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现在可以与美国或者欧洲相抗衡，在全球只有中国才有这个潜力，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对于整体全球的经济繁荣发展，我认为中国必须要建立起一流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来与纽约相抗衡。我们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让上海和香港携起手来，他们不能各自行事，只要携起手来我们将是无敌的。因此我非常希望上海和香港两个城市加强合作，能够进一步的携手前进，这确实十分的紧迫。谢谢各位！

听众提问：

我是瑞银投资亚洲区主席。昨天我在会上休息的时候，听到一些人的议论，很多金融巨头都在，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呢？他们都在讨论说，为什么你的薪水那么低，是100万，那个老总说我没有办法。他们都在讨论金融高管的减薪问题。我问他们大概多少钱呢？他们说也就是150万、200万，甚至有的都不敢说。我听了以后很惊讶，我想150万、200万的人民币收入，相当于外资银行最基层的工作人员26岁到30岁之间的员工收入。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说，管理层收入这么低，我想这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中国为什么刮减薪风呢？他们说美国也在刮减薪风，但是我想中国的政府不一样，中国的金融机构要更加国际化，金融人才不断建设，我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收入不算很高的。

刚才屠光绍副市长谈到金融市场建设，主要是金融人才，我想在这个大框架下，主要的管理层只有200万人民币收入，还不敢提的情况下，怎么建设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呢？我把这个问题提给苏副行长以及周副主席，包括胡董事长，当然屠光绍副市长愿意发言，我也非常欢迎！

苏宁回答：

既然问到了，我也说一下。关于减薪的问题。你提到了，国外一些金融机构也在减薪，他们的工资过高。你说中国的工资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跟国外的工资水平相比较。但作为一个国内行业来说，往往是和国内其他行业的工资来比较。你刚才提到的关于减薪的要求，详细情况我也不是非常清楚，具体减多少。但是我觉得这项措施的提出，首先是对国有金融机构提出的，国有金融机构的老板是国家，要求他们减薪，这完全是可以这么做的，并非要求外资金融机构或者非国有金融机构来减薪。所以，我觉得各个金融机构仍然有自主权，决定他们的工资多少。这样会不会导致国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外资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差距，我想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国有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的任命不完全是市场化的，比如说胡怀邦董事长恐怕不是从市场招聘的。我想恐怕不要担忧国家对国有金融机构招聘高级管理层的工资限制，我觉得这种限制也未必会导致像胡怀邦先生脱离交通银行，而到我们瑞银集团任职。谢谢！

周延礼回答：

我简单补充一下苏副行长的意见。我认为从三个方面可以理解。公司治理要充分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出资人对金融成本、业绩考核都要有一个意见，因此必须要有一个薪酬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对高管的薪酬都有一个预算，预算定下来之后就要形成一个刚性的工资管理，并且反映到经济效应当中。我觉得公司治理要切实发挥作用，股东要进行监督，主要是对金融企业，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其他这些都要按照公司治理的角度来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工资在企业经营当中处在什么的位置上，我认为是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相当于一个杠杆来撬动人力资源的素质和水平，如果可以把好的人请来，可以给你创造很好的价值。但是好的人才进来之后，首先你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源成本付给他，在这里一个企业就要考虑人力成本。在这里作为出资人，股东、董事会就要研究决定请什么样的人，干什么样的事，把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好。第三，我简单讲一下，大家提出来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主动提出减薪要减多少，这是一种风格。我想大家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处在下滑的情况下，勇担社会责任，我觉得也应该给予鼓励。谢谢大家！

屠光绍回答：

作为我对苏副行长回答的补充，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薪酬，要靠市场和治理结构起作用。上海金融机构会推进金融机构的深化改革，其中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叫作：在总结已有试点经验的基础之上，要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层市场招聘的范围和力度。不光是我们在试点副职可以市场招聘，而且我们将来的正职，包括总经理、行长，我们在条件具备下也要实现市场招聘，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在高层管理人员方面的激励和制约作用。

听众提问：

我有两个问题问屠光绍副市长和徐麟书记。

第一个问题是在2009、2010两年全国10多万亿信贷投放和超过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投放中，大部分的资金流向了中西部，目前上海市各金融机构在各自系统内的市场份额正逐渐下降。据我所知，各总部下达给上海金融分支机构的指标是微增或者是零增长，给中西部的指标都是增幅30％到50％。上海新资金总量在全国的份额也正在逐步下降之中，长此以往，此趋势和我们金融中心的建设是相悖的，请问你对此有何评价，以及如何应对？

问徐书记，昨天农业银行董事长项俊波先生在演讲当中讲到，他在中西部发放100亿贷款所赚的钱在上海需要投放160亿贷款才能完成。其实，这背后显示了上海金融中心在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包括商务成本高涨在内的严峻挑战。您对此如何评价以及有何应对？

屠光绍回答：

我回答一下刚才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历年来上海的信贷在全国的信贷增量当中，大概最多到过百分之七点几，最近比例是有所下降的，所以你说的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但我想第一，尽管有所下降，但总量还是增加的。这个增加是由于管理层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2009年一季度上海经济的有些指标不尽如人意，但总的结果好于预期，这里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句话，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整个上海信贷增量里面，在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这确实与上海目前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转型，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知道，尽管上海在整个重点的产业包括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还在进一步推进，但是总的来讲，上海因为它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在这次拉动经济的整个过程，上海的情况跟中西部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根据这样的情况，怎么样更好地使上海的金融资源能够有效地释放，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使我们的金融服务，包括我们银行的服务和上海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我们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随着上海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转型，金融服务包括银行服务，也必须要能够跟进。这样既能够为上海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提供金融支持，同时也会为我们金融资源的释放和扩张开辟新的空间。比如说，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方面，要求我们银行的贷款需要在传统的项目、传统贷款的项目上怎么增加对科技的投入量，这对信贷和金融服务业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建设航运中心，航运的融资、航运的保险、航运的金融租赁方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我们的银行，我们的各类金融服务也要跟上。上海的金融服务和上海的经济转型必须进一步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为银行下一步信贷的增长，为金融资源的释放，不断地开辟新的空间。谢谢你！

徐麟回答：

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昨天项行长具体指什么，但是我想在浦东综合成本高一点、商务成本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的弱点在哪里呢？主要是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对比较高，要降下来也比较难。那么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综合功能和产业的融合程度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的。我们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如何降低行政成本和治理成本。谢谢！

听众提问：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想问苏副行长，一个是问屠光绍副市长。

问苏副行长的问题是，目前情况下企业利润下降，盈利下降，现在的利率水平是不是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负担。另外“国十条”提出贷款利率下调，这项改革目前是否考虑在推进？

问屠光绍副市长的问题是，怎样推进浦发银行综合经营试点？昨天刘明康先生提到混业经营还没有成功的经验。

苏宁回答：

企业的成本是非常广泛的，利率当然是它的组成部分。至于人民银行是不是会利用调整利率的方式来进行各种调控，我们已经在多次场合说过，为了促进货币供应的适度增长，人民银行可以适度采取调整准备金率、调整利率等方法来控制的。谢谢！

屠光绍回答：

你第二个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昨天刘明康主席的讲话当中谈到，银行业要打好一个基础就是专业化经营，但是这次国务院的文件需要推进综合经营的试点。这两个放在一块，大家感觉有矛盾，但我个人理解并没有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它实际上是统一的。我想刘明康主席的意思是说，在搞综合经营之前，你先把专业化经营搞好。如果你自己这点事，专业化的事都没有做好，怎么在这个基础上搞综合经营呢？这是我的第一个理解，所以它不矛盾。

第二个，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在金融创新、金融发展方面，要先行先试。我觉得上海可能比较有基础，在做好专业经营的基础之上，逐步根据情况，条件成熟之后推进综合经营的试点。可能在上海率先进行综合经营的试点，比较有条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