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城镇体系演化的内在机制

（三）浙江城镇体系演化的内在机制

城镇体系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演化过程既包含必然规律，也受偶然性事件的影响。由单个城市发展到具备一定的结构等级和功能联系的城镇体系，既是由市场机制引发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又是一个人工控制、规划下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前一过程通常称之为自组织机制，后一过程则称为他组织机制，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使城镇体系向着结构健全、功能强化的目标演进。当前，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浙江，政府（他组织）和市场（自组织）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于城镇体系演化。

1.演化的自组织机制

城市化是一种自组织过程，城市系统不断地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内部子系统又发生非线性相互作用，这种非线性相互作用就是系统内部的自组织（王放，2000）。区域城市从“聚落→村镇→城镇→城市→城镇体系”的变迁演化过程中，依靠自身聚集和辐射能力的不断增强，各种城市要素自行地由低层次、单一的，向高层次、复合的城市功能和形态转化，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自下而上的形态同样是典型的自组织过程（段汉明，2000）。城镇体系是一定区域内空间要素的特定组合形态，是由一个或数个中心城市和一定数量的城镇结点、交通道路及网络、经济腹地组成的地域单元，能够通过中心城市形成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功能。

藤田和克鲁格曼（1999）指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及城市化进程是在市场条件下企业和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是经济主体相互之间发生作用的自我组织过程。经济主体的参与者主要是企业和个人，人口的不断集中和企业的持续集聚，才有城市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因此，城镇体系的演变本质上是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产物或结果。在浙江省，随着民营经济的繁荣和扩散，逐渐形成了以低层次产业的区域专业化集聚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小企业的快速集聚，使浙江迅速兴起了一大批以专业化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十分鲜明地呈现出“民营化＋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特点。正是这种以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推动为主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使浙江的城市化和城镇体系演化具有鲜明的自组织特征。

浙江城市化与城镇体系演化的自组织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城市化与城镇体系演进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后，浙江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达0.87，经济增长促使人口、产业和要素聚集于城镇，促使城镇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2）结构转换。城市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相伴而行，改革开放前浙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份，产业结构呈“一、二、三”分布；改革开放后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日益优化。在第二、三产业集聚经济作用下，城市表现出巨大的吸引力，大量劳动者从农村迁向城市，推动城市化与城镇体系演进。（3）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可通过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交互作用，共同促进城市化与城镇体系演化。长期以来，产业集群是浙江城市化的一大推动力，绍兴轻纺产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诸暨袜业产业群、嘉善木业产业群、慈溪小家电产业群、乐清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群等逐步构筑以地区专业化为基础的特色产业链条，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城镇发展。（4）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空间扩散效应主要包括近邻效应、等级效应、轴向效应和集聚效应四种。近邻效应导致创新由城市向郊区扩散，加快了城市的郊区化进程；轴向效应使城市沿着交通轴扩展，等级效应使中小城市更易于接受大城市的辐射而发展壮大，集聚效应则有利于形成新的产业区或城市新区。改革开放后，浙江各地的技术创新日益活跃，创新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与城镇体系完善。

2.演化的他组织机制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作为他组织机制的政府行为仍较大程度地影响着浙江城市化演进，突出地表现在行政区划调整、城市规划导向、城市化战略及制度变革与创新等方面。

（1）行政区划调整。区域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城市腹地范围和城市规模。改革开放前，浙江省各级建制区划变动较多，主要表现为市级建制从地区（专区）变更为设区市，县级建制增市辖区、县级市、自治县，影响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带来城市化水平波动。改革开放后，浙江省根据城市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多次果断调整行政区划，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1992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撤区扩镇并乡工作；2001年撤杭州市的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设立萧山区、余杭区；2002年宁波市撤鄞县设鄞州区。另外，还开展了乡镇区划调整和“撤镇设街、撤村建居”等工作。这些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了浙江城市化水平与城镇体系结构。

（2）城市规划导向。通过规划引导和控制对城市空间的发展进行人为干预，以期达到既定目标和空间效果，在新城建设和旧城市改造中显得尤为突出。从整体上讲，城市规划作为一种他组织手段，与城市空间发展自组织共同作用于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浙江城市化过程中各级政府非常注重各类规划的编制，初步形成以全省城镇体系规划、城市群规划、设区市城市总体规划、县市域总体规划以及相应的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为主要内容的城乡规划体系。这些规划对于引导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与城镇体系演进，合理组织空间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3）城市化战略。政府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战略决定着城市化的道路取向，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引导，直接影响到城市化进程与城镇体系结构。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发展走出一条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道路。进入90年代后，省委、省政府不失时机地作出加快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决策，出台一系列对城市化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重要文件，浙江城市化进程空前加速，城市成为区域经济活动的主要舞台。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市化与城镇体系的不同阶段特征，是中央和当地政府城市化战略的一定反映。

（4）制度变革与创新。由于我国经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重大变革，变革效应促使城乡生产要素进一步按市场化规律流动，使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陈自芳，1999）。针对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围绕如何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浙江在行政管理、投融资、土地征用、户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这些制度变革建立了有利于人口和产业集聚的体制环境，为农民有序向城市转移创造良好条件，推动城市化与城镇体系演进。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区域，浙江城市化进程及城镇体系演化受到自组织和他组织双重机制的共同作用。市场机制下微观市场主体行为带来的经济增长、结构变动、产业聚集和技术创新，以及政府的行政区划调整、发展规划、城市化战略、制度变革与创新等，都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浙江城市化进程及城镇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