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建设背后的政策扭曲

金融中心建设背后的政策扭曲

日前，2008年深圳市关于中考的优惠政策出台，其中专门规定：“对于深圳金融界高层的子女，加10分投档录取。”深圳市招生办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项中考加分的规定在深圳已经试行了好几年，的确是由市教育局下达的，该规定是根据当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扶植金融业发展的有关文件规定》的精神制定的，我们是照章办事。

且不说这项实行了好几年的规定，时至今日因有家长向媒体报料才引发关注，如果结合当下几个城市关于金融中心争夺战的现实来讲，它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因为它反映的是金融中心建设背后的政策扭曲程度有多高。

从建设金融中心的角度讲，要想吸引金融机构进驻当地，重要的是政府服务要到位、城市定位相契合、核心政策要配套、投资环境要提高，但是某些要建金融中心的城市总是以“外围政策”修饰或替代“核心政策”。所谓“外围政策”，就是与金融中心建设关联度不大的政策；“核心政策”，是如何构建金融中心的体系和制度的政策。就目前的语境而言，“外围政策”往往是通过损害社会公平来达到政府目的。

以深圳市的中考优惠为例，明显属于超国民待遇之列，凭什么“金融界高层的子女”就可以取得“加10分投档录取”的特别照顾？按照以往的惯常解释，是为了留住金融界高层，甚至是金融机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但现在这个道理已经讲不通了，因为整个中国都在反思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不仅如此，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正在迅速地深入人心并在社会政策中逐渐体现。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政策制订时的“马太效应”，即越是强者越能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弱者且不说能够取得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政策，只要能够得到较小程度的歧视就不错了。以深圳市的优惠规定而言，金融界高层由于经济后盾强大，即使他们的孩子考不上理想的高中，他们也比一般民众更有资本将孩子送到好学校去上学，甚至是送到国外。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给予优惠，也应该给那些没有能力让孩子享受更好教育的家庭。

其实，深圳市的规定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之一种。比如，在很多地方，越是大企业越能从当地政府手中得到好处，无论是税收优惠还是融资借贷，而小企业越是囊中羞涩，却必须要承担更高的税负以及更高的融资成本，有时候甚至根本贷不到款而延误发展机会。这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社会失衡加大，短期看起来发展红红火火，但实际上抑制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无益于社会的长期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意识的提高，有些不公平的做法正在被修正。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就改变了内外企业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各类企业的所得税待遇一致，形成了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这个改变其实是在不惟经济发展为唯一目的的社会大背景下实现的，它反映了中央有关部门的理念转变，是更重视长远发展，更重视公平公正的务实做法。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管理者，可以以此作为制订当地政策的一个榜样，从而修正此前的一些不公平做法。

出台一些政策，吸引更多资金参与地方建设，为地方贡献GDP，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所有的行为都不能逾越基本底线，即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规则。因为这个规则不仅是全球化发展语境下的国际游戏规则，而且这种规则其实包含的是一种无歧视的思想理念，是文明进步的体现；是建设现代政府与法治政府应该谨记的重要原则。

就政府的功能而言，是保持社会平衡，维护社会公平，而不是充当不公平的始作俑者，要做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政策制订者必须理解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的用途，它是用来服务普罗大众而不是特定群体的，制度构想不能有违公平与公正。超国民待遇的特殊政策，伤害的不仅是普通公民的切身利益，还有权力部门的公信力和正义形象。这些政策的出台，说到底是缺乏有力监督的行政权力对公共资源的倾斜支配，而受到损害的利益群体却没有可以利用的纠错渠道来保护自己。

金融中心建设背后的政策扭曲，是政策制订者的特权意识和媚富心态在作祟，关注的是特定群体或机构的稳定，而不是全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做法可以理解，但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就不能再沿袭以往了。类似于深圳市中考优惠的这种政策，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这种势利行为应该及时停止。而更重要的是，有关政府部门不能再有滥发特权的政策出台了，无论要建设多高级别的金融中心都不应该再有。

（本文发表于2008年4月26日《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