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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分析理论下国际收支调节方法

时间:2022-1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是国际金融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各国政府用以分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适时调节政策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依据。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发展。国际收支调节弹性理论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的。金德尔伯格认为在解释国际收支调节问题时,必须考虑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

第四节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是国际金融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各国政府用以分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适时调节政策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依据。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发展。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重商主义和古典学派的早期研究;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研究(以下称过渡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的弹性理论;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20世纪70年代后的国际收支危机理论;国际收支内外部均衡和政策配合理论。

一、早期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对国际收支进行论述的最初依据体现在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尽管重商主义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学派的观点也很不一致,但他们的理论研究却都涉及到了国际收支。代表人物有托马斯·格雷欣、约翰·海尔斯、奥雷姆斯、博丹、马莱斯特罗特、马林斯等人,他们对国际收支的认识主要隐含在对货币的论述中;米塞尔顿在对贸易收支进行论述时,首次采用了“贸易平衡”一词;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托马斯·孟在其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指出,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不仅仅是贸易收支,还有非贸易收支和转移支付,并对资本项目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进行了论述。晚期重商主义者甚至开始尝试编制对外贸易平衡表,该平衡表的结构和记账方式与现代国际收支平衡表大体一致。

大卫·休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1752年《政治论丛》中提出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被公认为是最早形成的系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论述了在金本位制下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和国际收支如何自动达到平衡的机理。但休谟的国际收支分析只是一种国际收支静态均衡分析。此后,大卫·李嘉图以更为严谨的经济学术语,阐述了与休谟观点相似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思想。而约翰·穆勒、马歇尔则重申了国际收支自动均衡的观点。

19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通过对社会收入和社会产品进行分析,得出了额外价值不能实现,资本主义必然发生危机,因而必须有国外市场以转嫁危机的结论,由此对国际收支问题进行了阐释,故其关于国际收支问题的论述同他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论述是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对国际收支问题的早期研究,虽未能形成系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但为其后对国际收支调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过渡时期对国际收支的研究

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发生经济危机仅是一种偶然现象,且破坏性相对较小的话,则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就是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失灵的一种必然结果,并造成了空前的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一个重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主要有马歇尔、威克塞尔、俄林·凯恩斯、金德尔伯格等。

马歇尔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他在分析国际收支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对后来西方国际收支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国际收支调节弹性理论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的。他对贸易差额产生的原因与因素、资本和劳务流动的国际收支效应、信用波动和利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国际收支与微观商业活动等都进行了分析,并在国际收支平衡隐含假设下对贸易差额进行分析,推出国际收支平衡等式。

威克塞尔认为贸易平衡只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完整的收支平衡表应包括资本项目。并指出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途径,即如果国际收支出现了逆差,使之恢复平衡的方法之一,是将外国的超额债权作短期或长期的延期,这等于同外国定了一个借款契约;方法之二是立即运送相应数额的贵金属;或可以因消费者和生产者所采取的措施而自动改善。

俄林认为国际收支包括在一定时期中必须结清的全部国际交易,它必须同一定时期的国际债务平衡区别开来。平衡国际收支的因素包括:持久的平衡因素(商品交易、无形项目);几乎不起平衡作用的因素(长期资本流动);暂时的平衡因素(短期资本流动、黄金流动)。

凯恩斯从二战后现实出发,认为国家必须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才能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哈罗德最先对国际收支动态均衡理论进行了表述。他首先把各种动态因素排除在外,论述了简单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均衡,认为此时的国际收支调节途径有两种,一是调节生产要素报酬;二是使生产要素闲置。其次,哈罗德分析了有活期存款情况下的国际收支均衡问题。最后,他又引入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均衡作了进一步分析。

金德尔伯格认为在解释国际收支调节问题时,必须考虑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黄金和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地位是相当的。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能够完成对国际长期资本借贷所引起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任务,而根本不需要黄金的输出入和汇率的变动;在浮动汇率制下,黄金流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不一定能发挥作用,而汇率的变动成为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手段;除了共同的心理因素外,繁荣与萧条的波动经常通过国际收支的变动而由一国传递到另一国。

可以看出,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西方国际金融研究向现代国际金融研究过渡的时期,经济学家们尽管对国际收支调节的某些方面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依然是不系统、不完整的。

三、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和金本位制的崩溃预示着“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不再能够指导各国对国际收支的分析,这种状况强烈呼吁新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出现。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并不断趋于完善的,主要包括弹性理论、吸收理论、货币理论。

弹性理论着眼于价格变动引起的国际收支调整,其基本思路是货币贬值通过影响国内外相对价格体系进而对国际收支发生作用。马歇尔最早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货币贬值和贸易收支差额进行了分析;后经过美国经济学家勒纳发展,形成了马歇尔—勒纳条件,即在不考虑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前提下,货币贬值后,只有当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和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贸易收支才能得到改善。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即使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贬值也不能马上改善贸易收支。相反,货币贬值后的头一段时间,贸易收支反而可能会恶化,必须经过一段时期,贸易收支才能得到改善,形成J曲线效应。为何贬值对贸易收支的有利影响要经过一段时滞后才能反映出来呢?主要原因是存在以下时滞:认识时滞。本币贬值后,出口产品价格价格下降的信息,不能立即为进出口商所了解:决策时滞。进出口商在认识到货币贬值带来的产品价格变动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判断价格变化的重要性,进而作出改变进出口商品数量的决定:生产时滞。面对出口商品需求的增加,国内生产商要获得足够的资金,人力资源,增加出口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需要一定的时间:取代时滞。进出口商在货币贬值前签订的合同不能被取消,对进出口商品的数量需要一段调整时间。正是由于这些时滞的作用,一国货币贬值后,其出口商品的数量不能立即增加,进口商品的数量不能立即减少,而且相同数量本币的出口商品换回的外汇收入反而下降,因此,在短期内,贬值之后有可能使贸易收支进一步恶化。

吸收理论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国民收入的产出及支出的关系出发考察了贸易收支失衡问题。吸收论所主张的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就是改变总收入与总吸收的政策。国际收支逆差表明一国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即总吸收超过总收入。这时,就应当运用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减少对贸易商品(进口)的过度需求,以纠正国际收支逆差。但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减少进口需求的同时,也会减少对非贸易商品的需求和降低总收入,因此,还必须运用支出转换政策消除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使进口需求减少的同时收入能增加。这样,使贸易商品的供求相等,非贸易商品的供求也相等;需求减少的同时收入增加,就整个经济而言,总吸收等于总收入,从而达到内部均衡和外部平衡。

货币理论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哈里·约翰逊(Herry Johnson)和他的学生雅各布·弗兰科(Jacob Frenkel)等共同提出的。它是建立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货币主义学说基础上,是从货币的角度而不是从商品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货币论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应注重国内信贷的紧缩。

四、国际收支危机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收支危机开始频频爆发,货币危机理论迅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经济学家先后建立了三代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或货币危机模型)。

20世纪70年代前,对货币危机研究较少。萨兰特、亨德森和克鲁格曼等人填补了空白,建立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萨兰特、亨德森(Salant & Henderson,1978)在研究黄金价格稳定机制的过程中,从理论上论证了这种价格稳定机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且极易遭受毁灭性的投机冲击。克鲁格曼(Krugman,1979)首创理性投机攻击模型,分析了在固定汇率制下,由于基本面的失衡,致使国际储备枯竭而造成固定汇率制崩溃的货币危机。这是一种由实际经济决定的货币危机模型,体现了固定汇率制度与宏观政策的冲突。弗拉德和加伯(Flood & Garber,1984)用简化了的线性模型求出了具体的崩溃时间的解,对此模型进行了完善。后来,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作了进一步扩展:Flood和Garber(1984)、Cumby和Wijbergen(1989)将不确定性引入模型;Obstfeld(1986)建立了一个随机模型,论证了自我实现危机的存在;Dellas和Stockman(1993)认为当对固定汇率的攻击导致央行进行资本管制时就会产生多重均衡;Agenor、Bhandari和Flood(1992)从不完全替代和粘性价格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价格具有越高的灵活性,危机发生的时间就越早;Blanco和Garber(1986)、Grilli(1986)和Wyplosz(1986)研究了固定汇率制崩溃后的其他汇率安排;Wyplosz(1986)、Bachetta(1990)、Dellas和Stockman(1993)等人发展了资本管制条件下的固定汇率投机攻击模型。

奥伯斯菲尔德(Obstfeld,1994)建立的模型是克鲁格曼模型的进一步发展,通常被认为是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他认为必须存在某种机制来协调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行为,才足以驱动经济从无攻击均衡点向攻击均衡点跳变,但多重均衡点的存在无法提供对协调机制的解释。后来经过Obstfeld(1996)、Drazen和Masson(1994、1995)、Ozkan和Sutherland(1995)、Bensaid和Jeanne(1997)等不断完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成功地解释了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即英镑危机。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是与实际经济基础无关的货币多重均衡模型。认为货币危机的发生完全是一种“自我实现”式的危机,即货币危机发生的时间是随机的,一场本不会发生的货币危机也会因市场预期的作用而发生;货币危机的发生并不是要以经济的基本面状况是否恶化作为充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有三种阐明协调机制的理论对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了扩展。Morris和Shin(1995)用投机性博弈理论说明某些不确定性情况下货币攻击将成为经济系统最终停留的惟一均衡点;1992年Abhijit和Sushil、Hishleifer、Welch等人提出信息重叠理论;1997年Calvo从全球市场中众多无差异投资者同时形成决策的假定出发,认为当存在信息摩擦时,一则不起眼的小消息就能诱发群体行为,使经济由无攻击均衡点向攻击均衡点进行跳变。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后续影响,使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产生。但从现有文献来看,第三代模型还不很成熟,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一是沿着第一代模型的逻辑,也把货币危机的发生与一国实际经济基本面相联系,但是视角已经由原来的宏观基本面转向微观基本面,较为流行的是道德风险假说。它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着眼于对银行体系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分析,代表人物主要有麦金农、皮尔和克鲁格曼。另一个是沿着第二代模型的逻辑,形成流动性不足假说(Chang & Velasco,1998、1999),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金融恐慌”心理(Diamond & Dybvig,1983),在羊群效应作用下,普通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货币危机(Radelet & Sachs,1998)。

五、国际收支内外部均衡和政策配合理论

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前三者属于经济的对内平衡目标,国际收支平衡属于经济的对外平衡目标。正统的国际收支理论主要讨论了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但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政策配合理论却将国际收支的调整置于一个内外部平衡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之内。这表明了国际收支调节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搭配的过程。

1951年米德在分析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时揭示了一种矛盾,即“米德冲突”。他指出,如果一国政府只是运用开支变更政策,而不同时运用开支转换政策,不仅不能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而且还会导致内外部平衡之间发生冲突(见表1-2)。因此,要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就必须采取两种独立的政策,并进行适当的配合。

表1-2 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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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丁伯根提出了经济政策理论,即“丁伯根原则”,他认为一国政府要实现几种经济目标,至少需要相同数目的独立有效的政策工具。所以,为达到内外部平衡,除了开支变更和转换政策外,还必须寻找新的政策工具并进行合理配合。1960年,斯旺分析了浮动汇率下支出增减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搭配。1968年,蒙代尔在米德和丁伯根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派原则,即“蒙代尔分派原则”。他指出,分配给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目标;分配给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平衡目标,以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进而,蒙代尔和弗莱明根据凯恩斯主义IS-LM框架,纳入外汇市场均衡条件,建立了IS-LM-BP模型,并考察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实现内外部平衡的有效性。

表1-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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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部平衡总是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解决这一问题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除了需求管理政策外,许多经济学家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强调了汇率政策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中的重要性。近年来,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加剧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体现。其中,以美国为一极的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急剧膨胀,而以部分新兴市场和能源出口国为另一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扩张。我国处于这一失衡的后一极。我国国际收支持续的双顺差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遭到了一些国家的批评与指责。然而,这并不是我国一国的问题,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政策的协调。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运行,也会通过多种途径传递到其他国家。

国际收支系统地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全部经济交易及相互联系。目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仍然不健全,多种机制之间较难协调一致,从而使这种调节机制收效甚微,给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解决内外部平衡问题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可以为一国制定外部平衡调节政策提供基础和依据。

附录一 国际收支标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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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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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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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附录二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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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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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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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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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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