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的金融思想

第一节　陈光甫的金融思想

陈光甫(1881⁽¹⁾—1976)幼名辉祖，后改辉德，字光甫，以字行，英文简写K.P，任贸易委员会主任时用秉绶，江苏镇江(丹徒)人。中国近代最成功的银行家之一，民国时期最具影响的商业领袖之一，江浙财阀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92年随父(仲渝)至汉口，在报关行学徒，得学英语，1899年被汉口海关邮政局录用，体会到西方管理制度的优越，用人严守规章制度，摒弃情面。1904年因通晓英语和商务，为湖北省参加美国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随员，次年赴美，结识孙中山，作官费留学。1909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旋在百老汇信托公司实习两个月。回国后，曾任江苏巡抚(程德全)英文秘书，南洋劝业会外事科长，江苏省银行副监督、经理，江苏都督府财政司副司长等职。在江苏银行期间，借用新理论，采行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方针，实施迁驻上海，引用新式银行之经营办法、簿记，放弃纸币发行权，设立货栈，提倡储蓄，增强银行信用，训练行员等八项措施。一改各省官银钱局的旧习，为中国金融树立新风气，引入新观念。然而在袁世凯北洋势力的压迫下，命抄报存户名单，陈因拒不从命，遭免职。得到孙中山的赞许，从而厌恶官僚，厌恶官僚主义，坚信只有私人企业才有益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1915年6月3日，与庄得之(名箓)、李馥(名铭)、王晓赉合伙凑了七万多元、七个办事人员，在上海宁波路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行”)。自始陈光甫为总经理，特别是在陈掌握全行行政和业务大权的情形下，凭借他的现代经营理念，加之不断学习，锐意创新，用心经营，管理得法，处处以身作则，经过不到二十年的努力，“小小银行”就发展成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当初，只知“注重储蓄，并欲扶翼中交两行而为其辅助机关⁽²⁾”，至此则羽翼丰满，成为民族私人银行的垂范。陈氏虽自诩不入“官场”，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社会兼职亦颇多，且越兼职权越重。美英对他的印象越好，他在思想上也就越倾向美国，且以此来庇护上行，以防止被官僚资本所并吞。他曾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国际善后会议(1925)，1927年后，历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中国国货银行官股理事、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高等顾问、中国币制代表团首席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棉布统制会常委兼主任委员、上海银行公会执委、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美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会主委、国府首席代表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国府委员、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1949年移居香港，1976年病逝于台北。

在经济思想方面。他在初期认为中国最急需之图，一为开发矿产以利财源，一为修筑铁路以便交通。抗战时期，他宣传统制经济，论证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农业靠天吃饭，生存问题，开发西北等战略构想，以及中西文化背景比较。在金融方面，他提出废两改元，币制改革，建立中央银行，成立票据交易所，制定银行法，改良往来账户等构想，还论及中交钞票，上海钞荒，资金流入上海，央行应注意事项等。其金融思想方面，主要集中于办行理念，经营管理意识、精神，及其新理论等，大多收入上行编印的《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2002年版)和199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陈光甫与上海银行》。

创办上行的动因，按照陈光甫个人的表述，我以为可归纳为⁽³⁾:

1.以苦为乐的人生追求。他曾在创办上行后讲:“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此非饱食暖衣，亦非逍遥无事，即为快乐，并非有钱有势即为快乐，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及成功，为最快乐。此种快乐从艰危困苦中得来，尤为永久，尤为有纪念价值⁽⁴⁾。”“人生世上，当努力为社会服务⁽⁵⁾。”这该就是陈氏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当时中国的苦难贫穷和他本人的清寒坎坷阅历分不开，也与他的中西学养分不开。他谆谆告诫同仁和行内青年:“试看饱食暖衣及有钱有势之快乐，须随潮流而变更，即是到手，亦不过如此，毫无回味，而且担惊受怕，不能说到快乐。如吾人合大众知识与力量，使本行达到成功目的，即为吾人之成功，其中快乐真可宝贵。目前我行经十五年之经营，虽负有薄誉，亦不过比较上成功，以与外人银行业相比，相距犹远，用告同人及时奋勉，兼以自励⁽⁶⁾。”他目光宏远，勤勉奋发，自强自励的精神溢于言表。

2.天演之理，不进则退，以致被淘汰。在世局混乱，市面大受影响，元气损伤惨重的非常形势下，陈氏认为“此时正予吾人以改造之机会，亟应群策群力，再接再励，向前做去，是应由吾人公同负责共起而图之⁽⁷⁾”。以免遭“社会上之事业新陈代谢，有其天演”淘汰之祸⁽⁸⁾。显示他顶逆风，战恶浪，不畏艰险，用新知识、新技术来改造中国传统金融的勇气和决心。显示他自强自立，要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彪炳于世，绝不自暴自弃，甘居人后，总要奋斗不息，拼搏不止的创业精神。

3.挽回中国权益，发展工商实业。陈氏有感于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国势向颓，外商凭借他们在华特权，及其雄厚资本，加之现代经营理念和方法，造成根深蒂固的基础优势。而我国工商业组织散漫，计划幼稚，资本短绌，人才匮乏，危难还在扩张。他痛感权益“若不设法挽回，则国势日弱，资源日贫，前途何堪设想，若欲谋挽回权益，盖非自力更生发展工商实业不可;欲谋工商实业之发展，更非先有健全之金融机关不可⁽⁹⁾。”在上行开幕式上，陈痛陈我国百业凋敝，就在于金融机构的阻滞不灵。“凡一国国民，苟无远识大志，即无可以立足之地，我国实业今在幼稚时代，欲培植之启发之，必当先有完善之金融机关⁽¹⁰⁾。”“陈先生识见之远大，固非常人所可及，而本行成立之动机，即在乎此⁽¹¹⁾。”此绝非虚言饰词。

4.在中国建立起民族资本企业的愿望。陈氏所苦苦追寻的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他的理想是在中国创建起像欧美那样的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资本主义经济原本乎‘自利’与‘竞争’，因此演变为贫富悬殊与独占倾轧，皆为反社会者，社会主义之强大，自以此为主要背景，共产与统制之声乃遍传世界。开明之私人资本家近年来已有所觉悟与转变，而其最主要者即为标榜服务社会。换言之，即私人企业之目的已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简化所称之理想，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类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此为西方开明资本家努力方向，自已迥异于一九二零年间也。我国私人企业迄未能有此境地。由于政治之不清明，社会之封建，与乎民众知识之落伍，私人企业从始即无西方之基础，多数私人企业除牟利与享受之想望，更无所谓‘理想’⁽¹²⁾。”言外，他是有理想的，只可惜受到环境条件的约束，而不可得以实现罢了。

他把上行办成“南三行”之一，被称为“一位富有理想，勇于创新，践履笃实，而深具国家观念的自由企业家”(姚崧龄)。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他作为中国银行家的一位杰出代表，受过美国正规高等教育，具有现代金融学养，又具有在中国发展民族资本，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意识和夙愿，他在上行创造出奇迹般的惊人业绩，证明了他的金融思想、经营管理理念、发展战略构想是符合中国国情，也是适合时代潮流，站得住脚的。至今，他的金融思想仍能给我们以启示和借鉴，某些理念仍具有兆示性的作用。陈光甫特别提倡崇实和黜虚，我们对他金融思想的评介，亦应循着此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