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金融思想

第二章　两汉的金融思想

德国人威廉·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大纲》讲:“铸币特权的历史完全与国家权力的历史平行发展⁽¹⁾。”而且表现得相互制约、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乃至于相辅相成。秦汉的货币问题，一直围绕着中央政府与之相抗衡的离心势力，即诸侯王和豪强富贾的代表的斗争，在币制方面的延续。在货币思想方面同样得到反映。

秦汉帝国开创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经济体制，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秦王嬴政确立了“币为三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布为中币的统一币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金布铜三币制，正式废除了实物货币(“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²⁾，黄金为称量货币，铜钱为计算货币。此后，除西汉初期外，历代王朝无不以严刑峻法来禁止盗铸，集中造币权于中央。集中财权于中央政府的思想在秦建国时已趋形成，以韩非为代表主张财利于“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把持)也⁽³⁾”。在铸币方面则绝不准许铸造权下移，否则就是“失德”和“失利”。西汉政府沿袭了这一货币政策，只是在建国初期的六七十年间，因实行放任政策(除刘邦一度抑商外)，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经济，使得流通中的铸币不啻“益多而轻”，且物价飞涨，整个社会经济受到威胁。西汉前半期，铜钱不但铸造得多，而且屡次改铸，种类颇繁，还不时作为某一时期的特定政策(抑商禁铸、贬值解困)来贯彻执行。武帝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既要放手推行强化大一统的政策，又深感财力不足，国库空虚。既要保证外事四夷，内兴功业，又要满足浩繁的财政支出需要，虽经加税、专营、算缗的推行，庞大的财政支出仍不得维持，反而遏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头。有三铢、半两、三分、五铢、官赤仄等，通过市场力量才逐渐统一和稳定于五铢钱。在货币铸发权上，自惠帝二年(前193)至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历经九次与地方豪强的较量，武帝才明令废止各种铜钱，专用上林三官在京师铸造的五铢钱通行天下，初步确立了铸发权高度集中统一的局面。《汉书·食货志》载，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至平帝元始中(1—5)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钱。尽管如此，“民间零星交易并不甚用钱”(吕思勉)，布帛谷粟还在发挥媒介作用。特别是在战乱年代，市场上甚至出现布帛谷粟驱逐铜钱的情况，东汉则绢帛渐渐执行起货币职能。

同时期的高利贷业已发展成一个重要的行业。长安市还设有专门的经营市场，大抵只限于私人间或政府与私人间的借贷活动，民间信用机构尚未产生，利息还没有法定标准。汉政府信用，名为借贷，实为救济。武帝曾对鳏寡废疾，不能谋生者放款救济;元帝也曾“赦天下所贷贫民勿收责”。王莽则“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⁴⁾”;“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百姓无力经营产业者，政府放贷，“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⁵⁾”，各朝不时仿行此法，构成中国货币金融史的一个特点。高利贷的发达，出现了以晁错为代表的反对派和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支持派，他们的立场对立，认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