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的金融思想

第四节　李达的金融思想

李达(1890—1966)，原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笔名立达、江春、胡青、李特，湖南零陵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09年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1913年赴日本留学，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转而留心布尔什维克，开始努力学习研究列宁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思考救国之路。1920年回国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主编党的第一个刊物《共产党》，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主持创办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担负撰稿、译稿、组稿、校对和发行工作。创办上海平民女校，兼任校长。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参与了击败研究系的进攻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工作。1922年11月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且授课，主编校刊《新时代》，为革命培养干部。在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讲授唯物史观。1923年夏回到上海，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严重分歧，未能以正确的方式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而自动脱党。此后，他继续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协助党组织工作。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他赴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和代理政治总教官。1927年春，总政治部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他任常委。1928年春，被通缉，冬，创办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夏，他参加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嗣后，在上海政法学院、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京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职，在国民党统治区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货币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左翼理论家，最叫座的教授，也是被政府当局列入黑名单，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2月，重新入党，历任中央政法大学第一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第一届会长等职。曾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其主要著作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等，译著主要有《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现有《李达文集》四卷本通行于世。

李达的《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涉足经济学领域，并取得卓越成绩的标志，是李达的代表作。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他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政治经济学与货币学方面。1932年，李达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主任期间，为讲授经济学，他编写的讲义《经济学大纲》，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印行。李达将该书寄赠毛泽东，毛泽东向延安的理论界作了推荐，他说:我现在已经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此前，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就读了十遍，并作了眉批。可以想见该书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和当时先进人士及先进青年中的影响。1948年1月，上海书店将该书的“绪论”和第一部分以“先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论”的书名公开发行。80年代收入《李达文集》第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又出了单行本。

《货币学概论》，据载是李达于1934年动手撰写，1937年基本完稿，直到1949年5月他重返北平才最后定稿，随即作为“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由上海三联书店于当年7月公开出版，次年再版。收入《李达文集》第三卷时，确认它是“李达同志三十年代在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书中所引资料，大致无出1936年以后的。该书的写作动因，是因为从二十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世界金本位崩溃的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各国本位货币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当前资本主义恐慌第三期的必然现象……为了有力地批判各种错误看法，必须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观点，必须学习《资本论》，发扬《资本论》中的经济和货币理论。我要写这样一本书，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书，需要这样的书⁽⁶¹⁹⁾”。

该书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我国国情，全面介绍和探讨了有关货币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阐述由浅入深，联系现实。涉猎的问题有，货币的本质、机能，信用货币，货币体系，货币流通，通货膨胀，金融恐慌，及相关的信用银行等方面的知识，全书体系严谨，内容完整。一共九章，依次为《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机能》、《各派货币学说》、《信用与信用货币》、《资本主义的货币体系》、《金融恐慌与货币流通》、《世界货币的运动与汇价》、《通货膨胀》、《金本位制的崩溃》。全书基本上遵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二、三章《商品》、《交换过程》和《货币或商品流通》的体系，阐述货币的本质、职能和对各种货币学说的批判;然后运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五章的《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和《贵金属和汇兑率》，以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有关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资本输出的理论，阐述了信用、商业信用、资本信用和银行信用，信用货币(商业票据、银行券)及资本主义的货币体系。最后，运用并发挥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关于资本家同盟、列强分割世界、帝国主义的特征及历史地位，以及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的论述，阐述了资本主义金融恐慌和金本位制的崩溃。在当时国内，堪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货币理论方面的佳作，即便在世界上，也不愧为当时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上乘之作。建国后，作为“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长期以来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著述的影响，从理论观点，到内容结构，多从其后，只有不同发挥罢了。

我们依照该书的写作顺序，分成五个问题，简介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