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的金融思想

第二节　马寅初的金融思想

马寅初(1882—1982)，字元善，浙江嵊县人。我国第一位出国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留学美国，先后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杭州财务学校、上海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东吴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商学院，与人合办东南大学商学院，又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顾问兼总司券、中国经济学社社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加入民主同盟会。他疾恶如仇，倾向进步，不畏强暴，公开抨击四大家族，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40年12月被国民党政府囚禁，1944年冬恢复自由，嗣后任教于重庆大学、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工商专科学校，同时任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上半年经东北到北京参政，新中国成立后，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银行常务等职。1960年因发表《新人口论》错遭批判，被迫离开北大，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1980年任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著作主要有《马寅初演讲集》、《马寅初经济论文集》、《战时经济论文集》、《中国国外汇兑》、《中华银行论》、《中国经济改造》、《中国之新金融政策》、《通货新论》、《经济学概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现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刊印的《马寅初全集》通行于世。

20世纪20年代，他在北大教授银行学、保险学、交易所学等应用经济学课程，为“比较适合于中国的学识，用短篇的演说稿出之以飨读者。尔时人们一般对于经济问题尚不甚注意，故书本不甚适合一般胃口，只能以短篇文字出之⁽¹⁹⁴⁾。”又鉴于“研究吾国国外汇兑之专书，绝无仅有，以致商人学生莫知其妙，一若中国之国外汇兑伏(隐藏)有无数奥妙者然，即老于钱业与银行业者，亦不明其究竟⁽¹⁹⁵⁾”。遂利用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之便，搜集中外资料，于1925年写就《中国国外汇兑》一书，介绍中外国际汇兑基本知识和方法。以相同的目的，他认为社会之有银行犹人身之有脉络，要解剖就须先知脉络的构造，从事企业的必当先明了银行的业务。何况银行与财政金融尤有密切关系，而要了解中国的财政与金融，不先明了中国银行业的原理是不行的，针对中国当时国内各大学的经济系与商科大学商业专科等都在设立银行学，所选教材都是西方的，没有中国人自撰的，可银行学“尤当讨论本国事实，引举本国证例，庶于学理与实际均能顾及”。唯其如此，国内学子才“不仅关于基本原理可得一种知识，即于基本学理所由生之环境与关系，亦可稍稍窥悉⁽¹⁹⁶⁾”。在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的驱使下，1929年他发表了《中华银行论》。从银行原理和中国国情入手，探讨银行业务的实质、作用、种类、具体工作，以及中国金融制度与缺点，所由产生之环境与关系，影响因素及不发达原因。刊行于1934年的第二版，因为“(一)废两改元之实行，(二)上海华银行联合准备制之产生，(三)票据交换所之创设，皆其荦荦大者。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者乎。此外中央银行亦多兴革，但金融制度尚不无可议之处⁽¹⁹⁷⁾”。特新加入“废两改元”、“联合准备”、“票据交换”、“中国之金融制度及其缺点”四章，略作补正一章，即“中央银行”。编写符合中国国情的教材，是马氏的一贯思想，1948年8月商务版大学丛书《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一书的《自序》，继续阐述这一观点。“盖外国教本皆根据外国的实际情形、社会环境，以及历史背景写成的，以之用于中国的大学，非特不易使学生领悟，且要发生极大的流弊。”他还以中美银行业务部之别为例说明，美国有收款课与付款课两部分，中国则无论存款或支款的手续，都划归出纳课办理。在美国只是一个手续，在中国则化为两个手续。在银行用人较多，在顾客要等候多时。若问何以有分成两个手续之必要，则归因于制与衡的作用，“使两部工作，即两个手续，相互牵制以防舞弊，用意良善，未可非议，盖国情如此，不得不然也⁽¹⁹⁸⁾。”1934年的《中国经济改造》和1936年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二书，作为姊妹篇，前者回答的是“如何产生各种产品”，生产中的经济方面问题，后者则回答中国生产中的货币问题，货币作为支付工具，即社会总共所得购买的总产品的交换媒介(“易中”)。抗战期间，他出版的经济文集，主张稳定币值，反对恶性通胀。强调战时货币要保持独立。认为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是军事的，一方面是经济的，即除军事战争外，还有货币战争。且认为，中国如参加日元集团，等于飞蛾扑火，自投罗网。1944年的《通货新论》，他着眼于今后中国整理通货之理论根据，对一战后各国币制更替和货币学说演变做最新的总结。从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论述各国调整通货的种种方法和步骤，比较利弊，为中国战后调整币制建言献策。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反对通胀，力主开征财产税和资本税，抨击蒋介石为“真空管”，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横行霸道，大声疾呼:“中国人研讨经济学尚须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奋斗”，“我们还要和官僚资本奋斗”，“健全的经济建设必以制止内战为先决条件⁽¹⁹⁹⁾”。

新中国成立后，他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论述了通胀的实质和危害，新中国金融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各部门、各地区的综合平衡、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建设性意见。1955年发表《新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及其优越性》，1956年发表《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1957年发表《联系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两种性质不同的物价上涨》，1958年发表《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重要论著。

马氏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西方，但他注重比较，既对西方各国进行比较，如比较英、美、德、法、日等国的币制、金融制度及其政策之异同，又对西方与中国、中国传统与现代进行比较，做具体分析，没有照抄照搬之意，也没有因强调特殊性而固守不变之成见，这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和认真学习的。

马寅初在旧中国时期的金融思想，涵盖了他对旧中国的货币论、信用制度论、银行论、金融市场论、外汇论及利用外资论等方面，本文拟作一初步、粗浅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