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的金融思想

第六章　元明的金融思想

元朝以纸币为主，白银取得了货币地位，偶有黄金、铜钱流通。元纸币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推行纸币，也是古代世界管理得最完备的纸币，它有一套世界上最早的较为完备的纸币管理制度，有政策与方法，有专设机构，即交钞提举司管理纸币发行，平准库负责金银与钞币兑换，回易库负责昏钞处理等。有中统钞(1260)、至元钞(1287)和至正交钞(1350)。前者终元之世始终流通，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政府颁布了由叶李⁽¹⁾拟定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14款，以法律形式确定了纸币的单位名称、发行准备、法偿能力、发行倒换等一整套纸币流通的组织管理原则，直到元朝灭亡才丧失效力，是元代纸币流通进入完善的标志，世界上最早的币制条例。可元政府南征北战，军费浩繁，加之诸王赏赐，佛事和皇室支用庞大，“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²⁾”。一面增发宝钞，一面又改发新钞，变本加厉地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同时在江南一面没有赋予纸币充分的通行力，低额纸币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铸行至正通宝铜钱与历代铜钱并行，进一步加剧了纸币贬值，物价上涨。货币制度崩溃，结果出现“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之钞，遂俱不行”。于是各地纷纷恢复铜钱的流通。

朱元璋在元惠宗至正二十一年(1361)设立宝泉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二十四年打败陈友谅后，在江西及诸省设置宝泉局，铸造五种大中通宝。明代因朱元璋名字中有元字，钱又需要通，就称通宝了。明朝洪武七年立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八年(1375)至弘治的130年间长期使用大明宝钞。钞、钱钞成为货币的俗称。洪武年间一再禁用铜钱和金银，流通纸币。有明二百多年，只发行使用一种钞票，且以一贯为最高面额，此与宋、金、元不同。然而明代钞票只出不进，或大出小进，则为其弊，以致流通中宝钞愈积愈多，钞票贬值，新旧出现差价，洪武十三年实行以旧换新的“倒钞法”，到三十年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钱定价⁽³⁾”。明政府也采取多种行政手段，维护宝钞流通，但收效甚微。弘治年间(1488—1505)纸币名存实亡。明中叶自宪宗成化、孝宗弘治以后，白银渐次取得了主要货币地位，以银计征田赋丁役地租、雇工计酬、大宗交易用银，小宗交易用碎银。皇帝、官僚、贵族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追求和积累白银，填塞私欲，猎取土地，挥霍淫逸，积累的白银只有少数投入生产事业，大部分则滞留在流通领域，进行贱买贵卖的投机活动。明末已有外国银元流入。制钱，即官府铸造的铜钱，明中叶起恢复流通。大宗交易用银，小额交易用钱，政府用银，民间用钱，银钱并行。

元朝高利贷活动猖獗。统治者四方征伐，赋税苛繁，上自大汗、诸王、公主和后妃都出资(本银)经营，高利贷(“斡脱钱”，又称“羊羔息”)蔚然成风，影响深远，年息高达百分之百，届期不能偿还，变利为本，一锭银子，利滚利地辗转十年，可变成一千零二十四锭，以致侵人田舍牛马，夺人妻女为婢都无法偿清。元一统天下后曾下令限制，不过掩人耳目，正说明高利贷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元典当业发达，时有解典铺、解库等，政府设立公典，称广惠库，鼓励殷实富户经营解典，抵押放款或信用放款。明代高利贷十分盛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农村较之城市有过之无不及，典当业较前代更为普遍，名目更为繁多，如解库、解铺、典库、典铺、解当库、典当铺、当铺、质库、印子铺等。当铺成为日后通称，资本额大的白银万两以上，小的也有一两千。除经营放款外，还兼营军粮买卖和兑换业务。抵押放款一般两年，个别地方十个月，也有短押(期限短、物少、价低)。豪门巨室开设“帐房”，从事信用放款，以官吏为放款对象，由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高利贷受到冲击，利率有下降趋势。明末典当息降到二分，额外勒索，苛刻的赎期均有所收敛。明末还出现了钱庄，签发支票(帖子)，提供放款、兑换方便，在私人间融通资金。汇兑业务交由官府办理，它是一种借贷方式，汇票渐为流通工具。在发达的商业城市，民间开始签发流通会票，这是银行业务的先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起点。元朝金银兑换业很发达，打制银器的银铺、银匠铺也兼营金银买卖和兑换及铜钱兑换业务。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讲的一席话，对我们认识元代财经能臣的频繁更换，个别财经观念引发的社会后果的理解和认识，不无帮助。他讲: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上之倖臣主持财经税收的整理，如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必无好结果。当时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说是个人的错误。

在思想领域，元世祖忽必烈和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接受“国学当行汉法”的主张，笃信以“汉法”为“立国规模”，礼崇儒学的思想;一些儒士面对异族的外来统治，又力图“用夏变夷”的理念来作为指导自己的行为准则;在统治集团内部以阿合马为首的权贵则竭尽全力阻挠蒙汉文化的交流，表现为诸多的斗争和变乱，思想界则充满了因循蒙古旧俗与采撷汉族新法的斗争⁽⁴⁾。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规划制定了一套成熟的专制政治，并对其后裔立了一条死规矩:“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所以明代皇帝这种坚守祖制的守旧思想，不仅支配了政治，而且在其他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⁵⁾，当然货币金融思想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