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篇论货币

三、《轻重》篇论货币

《轻重》作者在货币的起源、本质及其职能作用方面的认识。他们特别注重对于流通手段职能的认识，并把货币简单地等同于流通手段，认为流通手段就等同于货币，“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轻重甲》)，“黄金刀币，民之通施”(《国蓄》);“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轻重乙》)。这里的“通货”、“通施”、“通移”都是指贸通有无、相互交换的手段和交易的工具，且通货一词沿用至今。它还是个流通渠道，《揆度》:“刀币者，沟渎也。”所谓沟渎，当即今之渠道，是从流通领域界定，说明当时商品流通已具备相当规模，没有这个货币，商品交易就无法实现。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春秋战国时期，认为货币是商品移动的通用商品、通用设置、工具和路道，有先知先觉的聪睿，却往往被我们低估了，抹杀了。把货币概述为通货、交换手段或流通渠道，这在我国还是首次。内涵至今已随时代迁，有所增损，然而基本内容，概指流通的货币，至若货币本体，替身、符号、象征则不重要了。同样没有这个沟渎，古代国家对于商品交换将无从控制和管理，给社会的经济秩序和百姓生活构成危害。这已为自由放铸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轻重乙》)。先王总是善于利用货币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住人类生命的主宰——粮食，从而摆布百姓，使之俯首帖耳，努力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利出一孔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集中财力于国家。

货币的其他职能，《轻重》篇也都有所触及。对于价值尺度职能，如《山权数》有:“置之黄金一斤，直(相当)食八石。”《轻重甲》有:“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这不算是专门论述，不能说他对价值尺度职能有明确的认识。但从价格的表现方面讲，黄金是作为价格标准、计价尺度看待，其交换价值与粮价成反比例变化，即与其他一切商品价格成反比例变化。对于贮藏手段职能，《国蓄》有:“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六斛四斗)之藏，藏(千钱)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百万”。《山权数》有:“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等等。这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作者已经认识到货币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货币被当作社会财富保存和积累起来，而且与贮藏粮食同等看待。与《商君书》的“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的命题大相径庭。对于支付手段职能，大凡货币形态的借贷、俸禄、奖励、救济和赋税也多所言及，如《海王》有“月人三十钱之籍”;《山至数》有“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山国轨》有“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还)之”等。对于国际货币职能，战国期间周王室与诸侯国，诸侯国之间，齐国与邻国之间的货币支付和转移，当属此类。《轻重乙》有:“苟入吾国之粟，因(用)吾国之币，然后载黄金而出(支付)。”《轻重戊》有“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十倍)至而金三千斤”等。

货币起源说。《管子》作者对于货币的起源的探讨，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基于圣王汤禹拯救灾祸赈济百姓，即山铸币说;一种是珠玉黄金都是遥远之地的舶来品说，因其长途跋涉，购置困难，价值昂贵，故成三币;三是劳动生产工具说，在农本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工具脱颖而出演变而成。下面，首先来介绍圣王铸币赈灾说。《山权数》提出:“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zhān，稠粥)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铜)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禹以厉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较之其他的货币起源说这个表述该说是最明白不过的，他与庄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贾谊和晁错等所说的水旱年限不同，当是所依传说口本不同，或传承中走形所致不同的缘故。问题是只有轻重篇将汤旱禹水的卖儿卖女与铸造钱币直接联系起来，说明铸币是圣王政绩，应该世代传颂、万古流芳。按照“先王制币”说敷衍出催人泪下的动听故事，可本来十分肤浅、庸俗的传闻一旦与封建社会的“王权”结合起来，就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阻碍人们去认识、去探求事物的本源与真象。

《轻重》篇中仍有值得我们重视的货币起源的分析。《国蓄》指出:“玉起于禺氏(月氐、于阗一带)，金起于汝汉(今河南汝水、湖北汉水)，珠起于赤野(不详，或指广西合浦，或南海，或昆仑山)，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以珠玉黄金为币材是因为它们都不是当地土产，而是从水绝壤断的远方，或是舟车不通，交通不便，难以取得的舶来品。它们不啻以商品交换的发展为前提，且需是难以到手的昂贵之外来物，加之前述禹汤造币替民赎子，以赈济灾民。这两个方面的认识都符合马克思的论断:“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⁵²⁾”。这样说来是否意味轻重作者已经认识到货币是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结晶体呢?回答是否定的。《轻重篇》之认为先王“托用其重”，不过因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不足则重”，“寡则贵”，或则“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地数》)。我们不否认供求关系，比如多与寡，足与不足，令疾与令徐对于商品价格的影响，只不是决定性的影响。轻重作者仅凭供求决定交换价值，则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相异。

第三种是生产工具演变说。《侈靡》说:“民死信，诸侯死(守)货。”“请问诸侯之货獘(币)?獘也者，家(稼)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从百姓与诸侯所追寻的不同，让我们了解到货币的起源。百姓要坚守是信用，诸侯要坚守的却是货币。请问诸侯的货币怎么样了，有回答道:货币与种植谷物有关，由于民以食为天，人们重视农耕稼穑，因之，农具格外受到欢迎而通行起来。这就将刀布的产生历史做了如实的描述，我们知道布币由铲形农具演变而来，主要流通于中原农耕地区，如周，特别是春秋时期的周、晋、卫、郑、宋等国，战国时期的韩、赵、魏等国。刀币也称刀化(货)，当出现于春秋中期渔猎地区的削刀，盛行于战国晚期，主要流通于狄、鲜虞中山、齐、燕、赵等国。无论布币、刀币都可以说是生产工具的衍生品，先是备受人们关注、需要的生产工具，进而演变成为人们熟知的热衷交易的对象，渐次蜕变为只保留其形式的徒有虚名的交易媒体、中介物，这种解释不啻符合现代货币理论，更重要的是符合我国古代刀币、布币产生的路径，也印证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普遍科学性。因之，与前边所介绍的舶来品说结合起来看，珠玉、黄金和钱币，这三币的产生作出全面解说，反映出《管子》作者认识是从现实出发，尊重历史的发展轨迹，做出完全周密、科学、准确的概述，符合当今的所谓唯物史观。

轻重作者认为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与晁错所说的货币“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如出一辙。然而他们对于货币作用的认识却不相同。晁错主张“贱金玉”，轻重作者则力主君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用，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国蓄》)，即货币是国家政府实现其政治统治，经济统治、平定天下的重要工具。

三币说的币制。《轻重》作者提出:“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的上、中、下三币说。三币说在整个古代社会始终有人提及，只是后来的论述者已将三币的内容改为金、银、铜。三币的比价，除后两者较为清晰外，上币与中币及下币的比价则不得而知了。然而先王善于调高或降低作为中币黄金的价格，用来调控作为上币珠玉和作为下币刀布的使用。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似乎黄金居中当起主导作用，珠玉、刀布则居从属位置，珠玉为宝物，作为奉献礼品，给天子诸侯的必备物被收藏，以其难得、其价值与地位均在金之上。而人们日常所用的交换中介只是刀布，再有不被称为币的五谷粮食，因其身份特殊，所以才可能独贵独贱。其所谓独，只在于不是因币值的变化而变化，仅因粮食供求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人的司命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造就的结果。三币在《轻重》篇的其他地方又仅为两币:“巨家以金，小家以币”(《山国轨》);“金钱，人之所重也”(《轻重戊》);“黄金刀布，民之通施也”(《国蓄》)。而巨家使用黄金，小家使用铸币，是以国家投放黄金九千，是用铸币的投放来替代辅助，即“布(贷放)黄金九千，以币赀金”。足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黄金用于上层巨室，大额支付及计价、转移财富方面。那么它们之间是如何实现购买的高下调呢?《地数》道:“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币而制上下之用，则文武是也。”先王运用政令的缓急来调控金价的高下，从而达到调控上币和下币的作用，这正是《管子》心仪的周文王、周武王所以能称王天下的重要原因所在。至于铸币，《管子》未曾言及诸侯、大夫和平民的铸造，只是说“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轻重甲》)。“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国蓄》)，讲的是一个意思，君主铸造钱币，平民百姓用来交易，是民间交换的手段。

至于货币是怎样投放和回笼的，《管子》未作专门论述。我们根据有关论述，可归纳为，货币的投放，黄金主要涉及:国际支付，“游客蓄商……载黄金而出”(《轻重乙》);犒赏，“能陷阵破众者，赐之百金”(同上);财政支出，“一朝素(预先)赏，四万二千斤廓然虚”(同上)几个渠道。钱币主要涉及:一是官府收购，以粮食为主，兼及万物。《山至数》讲:“岁丰，五谷登……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山国轨》讲:“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国家收购粮食和万物，投放钱币，粮食万物入库，由是物资粮食集中于上，钱分散于下。二是发放贷款。《国蓄》讲:“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即重视农业生产的君主，春天放贷为的是收购丝帛，夏天放贷是为了预收秋粮。三是外贸用款。《轻重戊》讲:“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管子命令左司马伯公率领新兵在庄山铸钱，又令中大夫王邑运载二千万钱币到楚国，收购活鹿。凡此三条渠道，连同黄金投放三条渠道，货币投放计六条渠道。

货币的回笼，包括黄金和钱币回流到官府库房。首先看黄金，《轻重乙》“管子入复桓公曰:‘岁终之租金四万二千金’”，是讲管子向齐桓公汇报，今年征收的货币租赋有四万二千黄金，是财政性租赋收入，此其一。二是朝贺献礼。《轻重甲》“管子对曰:‘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必以金。’”管子让齐桓公下令，朝贺献礼，缴纳赋税必须使用黄金。三是国际购买、支付手段。还是《轻重甲》篇:管子“‘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之也。……’桓公曰:‘诺。’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是讲梁、赵、宋、卫、濮阳等诸侯国都要靠输入食盐生活，在管子建议下，齐桓公下令出口食盐，收入黄金一万一千多斤。钱币的回笼方面，则主要在官府出售万物，向大家、委赀家募捐上。《山国轨》讲:“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降)而止。”钱币在民间，物资却都集中在官方。钱币购买力下降，物价上涨十倍。官府用市价出售物资，使物价回落而止。又“谓大家、委赀家曰:‘上且巡游，人出若干币。’”管子又建议齐桓公发布通告，跟富户和高利贷提出:君主要外出巡游，你们要出钱若干，以备使用。

总之，《管子》提及的货币投放渠道，有农产品和其他产品收购、贷款、奖赏、国际支付和其他财政性支出;货币回笼的渠道有赋税等财政收入、贺献、捐纳、国际贸易收入。主要的投放、回笼渠道已经粗具规模，意义深远。

货币与粮食及其他商品的关系。《乘马数》说:“布织财物，皆立其赀(价格)。财物之赀与币高下，谷独贵独贱。”所谓立其赀，是指确定价格。言下之意，万物的价格高低随货币购买力波动而波动，惟独粮价不受此影响。故女工所生产的布帛和百工所生产的器械财物的价格与货币购买力互为高下，适成反比例变化，即货币购买力强则万物价格低，货币购买力弱则物价高。《山至数》所讲:“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就是这个道理。此其一。其二是万物只含布帛器械等财物⁽⁵³⁾，谷物不在其内。即“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谷独贵独贱”(《乘马数》)。谷价之独居于万物之外，独贵独贱是它在古代社会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农业是国家的命脉，粮食又是命脉的命脉，《山至数》所谓“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即治理国家的人，只要固守住粮食就行了，可想而知粮食的多少利害攸关，牵动着国家命运，决定着国家对百姓的支配控制权，所以“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五谷食粮是百姓的生命主宰，黄金钱币是人们交易的中介，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只要把握住交易中介就把握了百姓的命运。)也就是说“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统治者要取得天下，赢得百姓，稳坐江山，最大限度地役使民力，就一定要一手抓住通货，一手抓住粮食，并运用货币来控制住粮食。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大多数的百姓是农民，他们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生产生活着，粮食毕竟不同于货币，不能与货币相提并论。因为粮食不啻是人们生存的口粮，而且是广大农民赖以再生产的籽种，他们需要在保证基本口粮的基础上，还必须预留必备的种子，只有这两项粮食留足了，农业的简单再生产才得以维持，更不用说要扩大再生产，要富国强兵了。仅从这一点上讲，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古代，货币确实不如粮食重要。农业基本是靠天吃饭，农业靠手工劳动，以家庭为单位，小凶三年而有大凶，重视粮食有其特殊意义。粮食作为国家或家庭的重要储备，毫无疑问。轻重家强调国家需有“十年之蓄”(《国蓄》)，然而粮食终究携运不便，易烂变质，在特殊环境里，确会独贵独贱，从而引发钱谷之重要地位的争论。梁启超说:“谷兼含两种性质，一曰为普通消费目的物之性质，二曰为货币之性质。”“谷则犹今日之实币也，金属货币则犹今日之纸币也⁽⁵⁴⁾”。想来，他是曲解了《轻重》作者关于货币与谷物的本意，混淆了价值实体的货币与价值符号的纸币的界限。马非百说:“在一定条件下，货币之轻重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而谷之轻重则处于主动地位⁽⁵⁵⁾”。同样有违作者原意。上引“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及“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讲的是只要君王控制住货币，就等于说控制了百姓性命的主宰，百姓就得为他出力效命，因为货币是君王掌握人之司命——粮食的工具。所以说在与粮食的关系上，货币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至于说国家是“以谷准币”(《山国轨》)或“以币准(折算)谷”(《山至数》)，即以粮折算(应支付钱的折合成谷)还是以货币折算成粮食(应付粮食的折合成钱)，这都无关紧要，都是国家为牟取最大利益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场合所采取的不同手法。在此过程中价值尺度一直在发挥职能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基此，如果说《轻重》作者在其他场合认为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是被动的，还会有人相信，此处则断难置信。诚然，在古代社会商品货币关系总是处于被动从属的位置，自然经济以物易物的大量存在，《轻重》作者主张保持粮价“独贵独贱”的特殊地位，即“五谷者，万物之主也”(《国蓄》)，甚至谷贵而万物贱，谷贱则万物贵，两者在交换价值上互为反比例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货币的价格观。当时价值与交换价值不分，对于商品价格变动规律的认识不是遵循价值规律，而是遵循供求规律。《国蓄》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商品供应多则贱，寡则贵，“章(障、控制)之以(此，下同)物则物重(价昂)，不章以物则物轻(价低);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轻重甲》)。“物臧(藏)则重，发则轻，散则多”，“重则至，轻则去”(《揆度》)。总之是物以稀为贵。

从现象上看，货币与谷物及万物的对立，货币购买力与物价的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是很明显的。可为什么会出现币重币轻，谷重谷轻及物重物轻的现象，《轻重》作者认为，币重币轻在于币在上或币在下，即钱在下时，流通中的钱币就多;反之，钱在上时，流通中的钱币就少。国家收购谷物或万物时，势必要投放货币，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形成币在下而谷物在上的格局;反之，国家出售谷物或万物时，势必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形成币在上而万物在下的格局。因而“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资在下，国谷十倍，数也”(《山至数》)。即粮食由国家掌握，货币就流散到民间，粮价会上涨10倍就是这个缘故。这里未触及货币本身的轻重，未触及货币价值，只是认为市场上物价的涨落是随着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变化而变化，其物价总水平与货币购买力成正比例变化，与货币数量成反比例变化。诚如《山国轨》所讲:“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是说国家通过回笼的方法来减少流通中九成的货币，流通中的货币量只剩下了原来的一成，势必会使货币购买力增强而万物价贱，反之，国家收购储备流通中九成的物资，流通中的商品数量减少到原有的一成，等于说货币投放增加九成，肯定会使物价上涨十倍。物价水平的大幅度上涨或急剧下跌，与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有关，与市场商品供应量的变动也有关系。因此引起市场价格变动的因素，既包括流通中货币量的变动，也包括流通中商品量的变动，一切以供求为契机，以货币为表现形式。根本无须论及货币的价值，也就无须对其价值尺度加以阐述。因此，轻重作者的价值理论不同于西方货币数量论，而是在既定的货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条件下，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理论，我们姑称之为供求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