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货币数量论

第二节　古典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是以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变动来说明商品价格变动的货币理论，17世纪该学说开始出现，18世纪大卫·休谟加以系统论证。李嘉图以其价值论补充和发展了休谟的观点，成为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最主要的代表。

一、货币数量论最早的系统表述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在货币理论领域起过重要作用的约翰·洛克（1632—1704）、约翰·罗（1671—1729）、杰科布·范德林特（？—1740）、大卫·休谟（1711—1776），都是货币数量论的先驱者。其中，大卫·休谟⁽²⁾的货币数量说称得上是货币数量论的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休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时期⁽³⁾的重要代表人物。休谟将货币数量同物价水平、货币的国际流动相联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构筑了关于货币数量论的完整的货币理论体系。马克思因此而称“休谟是18世纪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⁴⁾。在1752年发表的《论利息与货币》一文中，休谟提出比较系统的货币数量论。

休谟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观点是：否定货币具有内在价值，认为货币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即货币的价值与流通中的货币量成反比；商品的价格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即与货币量呈同方向变动关系。按照休谟的这一观点，货币不过是劳动和商品的代表，货币价值、商品价格与货币流通量之间不过是一种数量关系，他说：“十分明显，货币只是一种代表劳动和商品的象征，一种评价和估计劳动和商品的方法”⁽⁵⁾，“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起伏。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原理。商品增加，价格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倾向。”⁽⁶⁾这是货币数量论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就此曾经指出，休谟“使商品不带价格、金银不带价值进入流通过程。因此他从来不谈商品的价值和金的价值，而只谈它们的数量关系。”⁽⁷⁾

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历史表象的简单归结。在美洲发现之后，贵金属涌入欧洲，欧洲物价随之大涨，对于这一现象，休谟并未考虑劳动生产率等实际经济因素对贵金属价值的客观而重要的影响，而是认为货币数量增加在先，物价上涨在后，货币数量是引起物价上涨的全部。

因此，休谟的货币数量论缺乏科学的价值论基础，无视货币首要的内在的价值尺度职能；颠倒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忽视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即商品流通的第一性。另一方面，休谟的货币理论也是旨在反对重商主义的，他认为货币的增加只会使物价上涨，不会使一国富裕，因为物价上涨不利于国内商业与国外贸易。因此，在国际贸易中不可能存在长久的顺差或逆差，价格和货币流转的自发机制会使国际贸易收支总是趋于平衡，休谟后来因此而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先驱。

二、价值论论证体系下的货币数量论

李嘉图⁽⁸⁾是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最主要的代表，李嘉图最早就是因货币政策理论上的成就而著名。李嘉图的一般货币理论是与他的价值理论相一致的，他在价值理论上的贡献与缺陷，同样表现在货币理论上。分析掌握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思想，这是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和正确评判李嘉图货币理论的基础与前提。

（一）价值论的科学性、局限性与困境

在深入探讨亚当·斯密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李嘉图坚持和发展了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为此，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⁹⁾然而，在主客观上囿于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历史局限性，李嘉图虽然把创造商品的劳动看作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即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价值量由劳动时间衡量，但是，他却超然地把“特定范畴”的价值视作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忽视价值“质”的具体剖析（包括关于价值本质、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的性质、价值形式、以及价值范畴下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等的具体规定性方面），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价值量的分析上，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明确指出：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当作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¹⁰⁾因此，在李嘉图那里，价值与交换价值就常常合为一谈，只注重交换价值的研究，没有严格地从交换价值中完成价值的抽象。

商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是两个有着必然联系却又性质不同的概念，如果总是在交换价值及其关联因素中阐释价值，就必然会掩盖与模糊价值、价值形式以及价值规律的本质，从而就会陷入价值理论的自相矛盾。交换价值（相对价值）是相对的，它在形式上是两个商品在实物上的数量比例关系，它是商品价值的一种相对表现⁽¹¹⁾，商品价值量的变动与其交换价值的变动不一定是一致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特殊商品）的货币，就是以自己的使用价值量代表价值量，货币（金银）的使用价值（自然形式）成为价值的体化物，因此，价值本质与货币本质在价值形式上实现了逻辑上的必然统一。如果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上抛开这种表象的数量关系的本质，那么，在劳动价值论上，就会相应陷入诸如以下所列的悖论困境。

对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关系只是一种数量分析；在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决定上脱离价值范畴特定的社会规定性，由于不能正确认识在资源自由竞争性配置的工业生产中，竞争机制最终决定的社会平均的、中等生产条件成为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确定标准，这就必然失去透视价值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根基；劳动与劳动力的混同与等同，缺乏劳动力学说的理论支撑，因而不能在等价交换规律下正确阐释利润的来源，不能正确解释价值规律与利润规律之间的统一性；忽略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下价值实现形式的社会转化，即“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¹²⁾，因而不能正确阐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率规律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

1.货币理论贡献

李嘉图接受斯密关于货币是商品的观点，他认为货币和其它商品一样都是劳动的产物，并且依据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原理指出：货币的价值象其它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中耗费掉的劳动量决定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一定量货币上，就是它的价格；如果不考虑由于供求关系所引起的波动，商品的价格是以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为转移；在商品价值不变时，商品价格同货币价值成反比；在货币价值不变时，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成正比。

在上述货币观点基础上，李嘉图进一步提出关于“决定流通商品所必需的货币量”的基本原理，即在商品数量与商品价值不变时，“一国所能运用的货币量必然取决于其价值。”⁽¹³⁾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李嘉图还主张用最廉价的媒介代替最昂贵的媒介，即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并论述了纸币流通规律，反对滥发纸币，他明确指出：“当一种通货完全由纸币构成，而这种纸币的价值又与其所要代表的黄金的价值相等时，这种通货就处于最完善的状况。”⁽¹⁴⁾

2.货币数量论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出现严重的纸币贬值现象的历史背景下，李嘉图认为，金属货币与纸币一样都是完全处于流通过程之中的，当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多于正常的需求水平时，货币的相对价值就会低于其内在价值，商品价值就以多量的货币来表现，于是商品价格上涨；相反地，当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少于正常的需求水平时，商品价值就以少量的货币来表现，于是商品价格下跌。这样，李嘉图推论出的又一个结论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货币的相对价值。

李嘉图的这种货币数量论同他的劳动价值学说之间存在着矛盾，对于这种矛盾，李嘉图以黄金商品的市场供求调节机制试图加以解释，而这种现象性的解释思路在方法论上是背离他原本在货币价值决定中坚持的劳动价值思想的。

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还体现在他关于国际自由贸易、黄金的国际流动学说的阐释与论证之中。他认为，由于各国经济实力、财富状况不同，金银货币相应在各国间有一定的分配比例，在正常的流通情况下，每一个国家都具有同它的财富和实业相适应的货币量，因此，货币是按照它的实际价值即按照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来流通，各国货币都具有同一的价值，从而形成货币的国际平衡。然而，当一国拥有的金量因国内发现新金矿而增加，或者当这个国家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出现增减变动时，这种国际平衡的、由金属本身价值决定的价格水平随之就会被打破，从而货币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价值。

针对这种货币总量的国际失衡状况，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实现各国之间货币价值的平衡，即让货币价值总是能够恢复到由其内含劳动量所决定的金的内在价值，就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黄金的国际流动来实现。他说，如果某一个国家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即当货币数量超过该国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时，与其它国家相比，该国货币的相对价值就会降低，商品价格上涨，于是，金就会输出，而商品就会输入；相反地，货币过少时，相对价值就上升，商品价格下降，于是，金会输入而商品就会输出。因此，李嘉图主张自由的对外贸易，这样就会自动调节各国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使各国的货币价值都能与金的内在价值相一致。李嘉图的分析最后似乎也在表明，一国流通所需的货币量最后仍然是由货币的价值所决定的，但是，李嘉图关于金在国际间流动学说的论证过程直接体现的是货币数量论思想。

尽管李嘉图总是坚持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说明货币价值和揭示货币流通规律，但是，货币数量论却有悖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由于片面地把货币归结为流通手段，因而往往看到的只是金作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即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比例，而忽视货币的本质以及价值尺度这一重要职能；在货币流通量上忽视货币执行贮藏手段职能的调节功能，把金属货币流通同作为价值符号或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的流通混为一谈，正如马克思对李嘉图（以及当时与李嘉图持相同思想主张者）所指出的：“他们借口这种强制流通的现象要用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说明，实际上反而是从前一种现象中抽出后一种现象的规律。”⁽¹⁵⁾

3.货币数量论的价值论根源

由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忽视价值质的具体剖析，交换价值与价值事实上的混同，因此，在货币理论上，他必然地同样忽视货币本质、货币职能及其功能意义的全面分析，研究过程中常常注重数量关系的表现形式，没有真正探讨“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与“货币（或者说货币形式）产生的必然性”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正如他在讨论交换价值时只注意两个商品的数量比例一样，他在探讨价格时同样只是注意商品与货币的数量比例，从而陷入货币数量论。因此，马克思写道：“李嘉图对货币的错误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李嘉图总是只看到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就是说，交换价值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相反，他忘记了交换价值的质的规定，就是说，个人劳动只有通过自身的异化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¹⁶⁾

另一方面，由于把货币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流通手段，因此，李嘉图关于纸币流通规律的论述，事实上抹杀了金属货币与纸币之间的应有界限，进而在商品价格与货币数量关系的论述上，李嘉图就体现出与其货币一般理论中的正确观点（即关于货币价值和商品价格的正确观点）互相矛盾的立场观点（即货币数量论），亦即认为一国所有的货币都处于流通中，从而商品价格自然就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多少来决定。

（三）古典货币数量论简评

通过李嘉图对休谟货币数量论的补充与发展，在理论基础上，古典货币数量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和以交换价值为中心的。不过，与当时简单商品经济的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在古典货币数量论那里，货币与实际经济活动（产出）之间是无关的；货币论与价值论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局部的、松散的和非系统的。他们关于货币数量关系的分析，实际上只是一种外生性的货币供给角度的货币数量关系分析，只是关于交易媒介（货币）量与交换价值之间在总量相关关系上的一种简单的数量抽象，没有触及交易、交易媒介的需求特性的实证分析，从而也未能触及货币在流通手段、价值尺度职能基础上相应派生的资产功能及其需求。

因此，古典货币数量论就是古典学派货币中性思想理论的集中体现。古典货币数量论认为，商品价格水平的波动只是一种单纯而简单的货币数量现象，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货币与价值、交换价值、价格之间，以及货币现象、价格水平与实际经济活动之间必然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