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论

一、货币制度论

(一)货币的作用及其制度

章氏所谓货币作用，是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或者说在经济体系中，货币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单纯从理论研究出发，阐发货币的作用。他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和中国的币制变迁、发展走势，重新认识货币的作用。1934年2月发表《大战前夜各国的货币政策》一文，为说明世界各国正在利用货币政策为大战作准备，必须先说明一般人平时所不注意的货币三种不同作用:一是因人而异，二是同地而异，三是因时而异⁽⁴⁰⁸⁾。

其所谓因人而异，是讲同样的银币，对于厂主、工人和农民是不同的。面粉厂主人将本求利，而农民和工人却是以劳动力换来的收入和工资。因此，“在货币的不同运用之下，一小部分的人，一天天的富足起来，他们的生产资本一天天的扩大起来，而另外的大部分人——农民和工人——是一天天的贫困下去了”。问题是，在这里未深入揭示或简洁说明货币与货币资本的区别，及何以造成这种区别的缘由，只是货币与货币资本被简单地抽象为作为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简单地一而二，二而一的混为一谈。在下述论证中，同样会被简单地等同划一，不再赘论。

所谓因地而异，以生产技术设备条件的不同，引出生产费用和生产效率的区别，加之廉价倾销，“在国际竞争上，中国的厂主也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生产资本，就因为能力薄弱，敌不过帝国主义资本势力的压迫而一天天地衰落下去。民族资本工业不能抬头，的确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个致命伤”。

至于因时而异，是讲在经济繁荣时期和恐慌时期，货币的作用不同。在繁荣时期，“货币的活动可以操纵一切，不但货币拥有莫大的权威，就是代表货币的种种证券票据，亦大为人所欢迎”。加之信用膨胀，生产力会更加大规模的扩张，而另一方面，因为机器发达，造成千百万工人失业，完全丧失购买力，形成经济恐慌。表面上是生产过剩，实际上是工农大众没有货币，不能购买。此时的货币便躲在各银行的库房里，不敢再向工商业界活动。而工商业界因得不到足够的货币支持，结果使工厂商店停工倒闭，使失业者增加，恐慌更加深刻。“大金融资本家却拥有巨额的货币，保持着无上的权威。他们对于工厂押款、土地押款的无力取赎者，一律没收或拍卖，直接或间接成为他们的产业。而很多的小银行，也在这暴风雨中牺牲了。”当时是经济恐慌日益深刻化的二战前，“可以说是货币的转变时期”。

同时，章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一件法宝”;“货币底活动是资本主义下一切经济活动的枢纽;而货币战争是多方面的经济战争底一环”。黄金是世界上的贵金属，是国际偿付的主要工具;“战时能以黄金势力取得胜利，战后便可以赔款方式争取更多的黄金⁽⁴⁰⁹⁾”。

1935年在《货币金融所反映出来的中国社会》里，章氏阐述了通常的货币剥削方式，一是用分量轻的铜元去换分量重的铜元，这种事例在四川发现得顶多;二是发行成色低的银辅币，可以广东为代表;三是发行低成色的银圆，这种情况也要算以四川发展得顶高;四是纸币的发展。这种发展得顶高的要算是东三省了。纸币剥削的方式是用纸币搜刮民间的硬币，在纸币跌价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剥削的功业。

货币制度在1929至1933年的近五年的改革概况。章氏在《大战前夜各国的货币政策》中，历述了自1929年12月到1931年9月，号称金融帝国的英国突然停止金本位，国际金融市场才受到重大震惊。随后英属自治领地和殖民地(除南非外)又有10国先后放弃金本位，1933年3月美国也终止了金本位。至此，号称维持金本位的九国，其中德国又是在严重的贸易统制，汇兑统制和通货管理之下，金准备只占2%，金本位已是“骸骨无存”，只是希特勒在骗人罢了。

那么“美国拥有多量黄金，为什么也要放弃金本位呢?”章氏指出，这要从两个方面看:一面是罗斯福上台后，“许多人估量到币制要有改革，纷纷把美金换成外国货币，或者购买外国证券，这就造成严重的‘资本逃亡’，”造成“‘欢迎罗斯福上任’的大金融恐慌”;另一面，美国的物价，除了用打强心针方式的通货膨胀之外，也更没有别种方法使之上涨⁽⁴¹⁰⁾。所以金本位最终被迫放弃，同时又是被有意地放弃了。

章氏敏锐地指出，在放弃金本位之后，通胀是必然要跟着表现的。有的是因为财政的窘迫;还有的却是因为货币战争，要使通货贬值。通货膨胀的技术，目下是大大地进步了;即使是为了财政的通货膨胀，也多不采用发行纸币的直接手段，而采用发行债券的间接手段。事实上，恐怕只有为财政而膨胀的通货，才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膨胀⁽⁴¹¹⁾。在大多数国家放弃金本位的时候，少数国家依然保持金本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欧洲诸国，一战后饱尝通胀的痛苦，不愿再度尝试。然而，在他看来，一旦形势突变，或战争开始，金本位是随时可以放弃的。通胀能“昭苏”目下的经济恐慌吗?章氏答道:“不过是‘膨胀论者，片面的幻想罢了。”他们“往往只有根据‘货币数量说’增加货币的数量——美国的减低金元成分是比较进步的一种方法⁽⁴¹²⁾”。

通胀，对于国内劳工是一种剥削，而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章氏揭示:“在‘货币跌价倾销’之下，不单是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受着重大的打击，中国的农民也在外国廉价农产物的倾销之下逐渐的破产。这样，劳工和殖民地人民，是做了通货膨胀底牺牲品⁽⁴¹³⁾。”它所造成的不是繁荣的复苏，而是更大恐慌的胚胎。因为病人“没有停止他身体上的漏血……所给与的一些购买力，不久就要因为利润的剥削，而化为乌有了⁽⁴¹⁴⁾。”值此通胀之时，章氏明了欧美各国统治者，都知道“只有战争可以消灭恐慌。所以目下的货币政策，和未来的大战是有密切的连系的⁽⁴¹⁵⁾”。

而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货币、货币制度，才能成为宗主国干预、操纵、控制(支配、统辖)该国政治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1934年12月，章氏在《金融恐慌与币制危机》中，指出:殖民地的币制必须要和宗主国处在同一的货币本位之下，然后宗主国底金融势力，可以在殖民地取得经济以至财政底支配权⁽⁴¹⁶⁾。正因为此，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帝国，同时高倡“日满币制统一”。1918年曹汝霖以日本政治金融势力为背景的金本位计划和“金券条例”我们还没有忘记吧?!在这种意义下，美国白银政策深远的意义，我们就不难明白了。它的步骤，则是美国在收购白银达到相当程度，银价抬到适宜程度之后，自然便要进一步使白银价格稳定下来，倘使白银对美金能以一定比率稳定下来，“中国底银本位币，就可以完全跟着美金底价格底变动而变动了。这样，中国不就已经自然而然的加入美金集团吗⁽⁴¹⁷⁾?”

章氏得出结论，眼下的国际贸易，货币国际化，货币流通量由供求规律来纠正等一系列问题，都被扭曲为“生产在‘自给自给’的‘关门主义’之下固然成了极端的国家主义化，货币也照样的成为国家主义化。……目下的货币，不单是离开金属学派或法制学派底领域而且完全在政治手段控制之下了⁽⁴¹⁸⁾”。这种洞若观火的分析和判断，足见章氏对于货币制度、货币政策与各国政府的政治意图，最大利益，经济与政治、军事关系的把握，十分谙熟和异常清醒。

(二)废两改元

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公布《国币条例》，拟乘势废两改元，统一实用银元。由于政府软弱，钱庄银号群起反对，帝国主义在华银行也不赞成，新式银行、实业界、经济学者的主张一拖再拖，商民的不便和损失被置之不顾。两元并用得以延续，各地铸造的铜钱种类繁多，纸币发行权更加分散，钞币泛滥成灾，币值下跌;本已混乱不堪的币制，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1933年3月2日，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决定自当月10日起先从上海实行。4月6日起在全国实行，此后以银两交易为非法。此前的1932年6月，上海钱业公会对废两改元采取原则同意，但提出需假以时日的拖延策略，准备以守为攻，随后议决自8月6日起，将银两、银元兑换的佣金取消。其间章氏于7月12日和8月2日连续发表《旧事重提之废两改元问题》及《废两改元之最后挣扎》二文，一共讲了十三个问题，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废两改元的时机问题。他认为:“在昔尚仅为金融币银问题;而在今日，则已成甚严重之一般社会问题。”依靠薪水度日者，受金贵银贱之严重影响，复受两贵元贱之影响。不知不觉中，收入已跌去5%，社会经济再增一重之不安，“消除人为的银与银间之界限，稳定币价，以安社会而安人心，实为当前之急务⁽⁴¹⁹⁾”。据章氏分析，当时是废两改元的绝好时机，理由有四:当时上海存银开创空前未有之记录，中央造币厂设备完竣，银元供给尤不致有竭蹶之虞;银元市价低落至含银实值之下，银两兑换率之规定当不致有任何困难与纠纷;税收亦将无短绌之虞;造币权有绝对集中之可能。

二是废两改元的障碍。章以为往昔认为窒碍难行者，有四端，一为银元为数不多，恐不敷用;二为银元市价高出所含纯银实值颇多;三为海关恐须影响税收为理由，表示难以照行;四为造币权未曾集中，成色重量无切实之保障。正式改革前，以丝毫不发生因果关系之纸币政策，而强令与废两改元牵合一气，借口阻挠。章氏揭穿这些人的致命所在，“利欲之念，既足以蔽其良知;所谓大局大势云云，自更非若侪之所能见及。……惟以废两改元与纸币政策混为一谈，则诚所谓牛头不对马嘴。……所谓废两改元须先整理硬币云云，实为颠倒因果之谈。……所谓整理软币(钞票)云云，尤为滑稽可笑矛盾而至于不可思议。……抑所谓银两本位云者，纯为不顾事实不明货币学意义之谈⁽⁴²⁰⁾”。一些名流竟丝毫不加怀疑，以至他愤怒地指斥那些“以身居经济界重要地位之金融领袖分子，乃有此不顾大局不知责任不辨是非之言论，可为痛哭。明知反对理由之薄弱，乃不惜以慎重讨论从长计议为拖延时日之手段⁽⁴²¹⁾”。他痛心地发出质疑:“废两改元之讨论，十数年于兹矣。反复研究，盈篇累幅，奚得谓为不慎重?更何得谓为迫切从事?”反对阻拦拖延者的意图，不过“欲利用货币之紊乱，盘剥人民，以图自身之利益;则其罪恶，当不在贩烟运土之下;大势所趋，终有覆亡之一日”。所以他发出忠告:“吾钱业先进既一再声明元两兑换利益之不足重视，当决不至于此时再作歧路之彷徨也。”最后，章氏向各位名流进言道，包括那些军人政治家、官僚金融家，无处不插足、无事不发议论的万能之尤的名流，“金融为专门学识，决非率尔操者之所能窥其门径，中国之大患，在于万能之人之过多，而真能专能之人之过少。……我名流即不为自身地位计，亦当为国家保存体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⁴²²⁾”。且以英国未因保守党、自由党及工党之事，出现党派之争，而出现三本位制;德国亦未因政党有十种之多，而出现十种并行本位货币讽喻之。

三是废两改元的具体构想。章氏认为必须首先整理制定的是银元对银两的换算比率，“最适宜之标准，为每元合规元七钱”。因为民国三年国币条例规定“每元所含纯银实值，除铸费后，合规元六钱九分三厘四毫二丝四忽;与目下市价所差无多，可谓公允之极。而数字整齐，便于计算，犹其余事⁽⁴²³⁾”。又较市价已提一分左右，对于债权人和有银元经营收入者，必认为是一种恩惠的救济，在推行过程中，不会遇到阻碍。其次是新币之重量及成色。最适宜最有利之方法，当以每元含纯银量减铸费为标准，假定铸费为1%，则每元所含纯银当为23.284107，较之原来法定每元纯银量，减低18‰强。如重量不变，则成色应减为87.1。因此，章氏道:“改铸之际，既有18‰纯银量之减低，则不但改铸费不成问题，甚至尚可有若干之赢余也⁽⁴²⁴⁾。”第三，铸币权之集中与自由铸造。为避免币制的再度混乱，章氏提出:“铸币权以先行集中于上海中央造币厂为宜。”其他各处造币厂之祖模(袁世凯及孙中山像祖模)应即暂行吊锁。将来各地如诚有就地改造之需要，亦需先行改善组织，在行政技术及化验等各重要事项上能与中央造币厂保持一致后，始能再行开铸。至于自由开铸问题，章氏以为“似以仿英国先例，由政府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理新币发行事宜，较为适宜⁽⁴²⁵⁾”。第四，中央造币厂的组织所需关注问题。其厂长“必须是金融币制专家，必须不以政治之变化为进退。”“管理厂内行政事宜”为其职务。另外则是货币的重量及成色必须坚持公开原则，组织验币委员会，有市商会、银钱业同业公会的代表，聘请化验师执行化验，最好每星期公开化验一次，结果随时披露报端，由政府制定组织法，由有关系的公团自动组织，以示其独立性。第五，新币的流通。首先是流通会不会发生阻碍，他以为:“须知货币信用之确立，在重量成色之齐一，与重量成色齐一之永久保障。”且以八九袁币取代成色九成而重量成色实际上凌乱的龙洋为先例说明。新币铸造，既有组织完美、机械新颖，更有铸币权之集中与验币委员会公开化验，来保证重量成色齐一，人民乐于使用与信用之高，当早在意中。其次，新币发行，容许现行银元并用，不致出现格勒歆氏法则(当即劣币驱逐良币法则)的作用下，旧币被私自熔毁。因为流通最多的是重量成色杂乱的总理像银元，私自熔毁获利无把握，必不敢轻易动做。最后，担心新币将铸费计入货币价值，以新币结算外汇恐将不如规元合算。章氏提示:“吾人须知外汇上沪埠银价与纽约伦敦银价之高下，仍受现金输送点之支配。……铸费问题，并不重要。”且规元未为外商银行信任，在“外汇计算上，对于宝银价值，本已故意压低。……故以规元结购外币较为合算之说，殊无根据⁽⁴²⁶⁾”。

(三)评各派币改说

章乃器在1935年10月24日有专文《各派币制改革论之介绍及批评》，重点介绍了徐青甫的“虚粮本位”、刘冕执的能力本位制、阎锡山的“物产证券”、褚辅成的“货币革命论”、管理货币以及改用金本位，并对这些观点进行评议。

章氏认为中国货币保存着浓厚的封建割据特性，不但是民族资本发展的障碍物，而且有时也是帝国主义开发中国市场的障碍物。“比方，对于封建性的银两——代表的是上海规元——外商银行和贸易商行，便有不同的态度。前者因为银两事实上已经在它们的势力支配之下，而且它们也可以利用‘加水’的名目取得利润，便要反对废两改元;后者因为计算上的麻烦和‘加水’的损失，便要赞成废两改元。不过，对于内地杂色货币的阻碍，在华外商是一致反对的。尤其，为了它们的资本和商品输入中国的便利计，它们要赞助中国采用金本位。因此中国币制改革问题，几十年来成为在华‘中外人士’的讨论标的⁽⁴²⁷⁾”。不过从赫德、胡惟德到曹汝霖的议论，甚至凯末尔的计划等等，都已经是过去的陈迹了。自从1930年金贵银贱风潮发生后，国内研究之热烈，可谓空前的、五花八门的主张，依然存在和应时新兴的，也不在少数，主要观点，大致就有那么几种。

徐青甫主张以“虚粮本位”代替金银本位，政府设立公信所，集中全国的金银，以供国际收支，公信所把国民的财产(不动产、动产和货币)照价给他们一种信用，在信用额度内，可发行支票，以为支付之用。这样，政府可以集中全国的金银，以供国际收支之用;而人民也可以化呆为活，不致有筹码枯竭之忧。刘冕执的“能力本位制”，主张人民以自己所能供给的能力，发行能力通用券，须先得到保证委员会的保证;非以自然人的能力价格不能发行能力通用券，但国家、地方政府和人民公益机关不在此限;人民的领发额以生活根据(有收益的财产或全年工作收入)的1/10为限，政府及公益机关以岁入或产价的5/10为限。较惹人注意的是阎锡山的“物产证券”(褚氏主张与阎氏主张差不多)，大意是政府发行物产证券，收买人民的物产，政府取得物产提供物产证券，人民取得物产证券可以换取所需物资。褚氏则主张发行“货物兑换券”，贷放给农民，以救济农村金融之枯竭。在《中国货币的前途》(1935)中，章氏说:“这种货币，在山西省已经是一种比较优良的货币;用这种货币，去代替山西省原有的不兑纸币，自然可说是一种进步;倘使要推行于用惯了硬币的地方，事实上恐怕不可能⁽⁴²⁸⁾。”然而，面对战争的严峻形势，假如发行准备金不能转移出“虎口”，就不能不考虑许多地方，在见不到现金的情况下，预先深刻些研究货物证券，以及“能力本位”、“财产本位”，“这种准备工作是应该有的”。管理货币论者的派别也是十分的分歧，有人立足于稳定币值，主张用生活指数为标准，或主张以物价指数为标准，有人因为英镑是世界上管理得最有成绩的货币，而主张采用英镑本位，也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然而他们的“共同着眼之一点，就是所谓货币购买力问题。……他们所主张的手段，大抵都以货币数量说为根据。……目下的货币专家，往往是要偏重货币的供给需要关系，而忽略了商品的供给需要关系的⁽⁴²⁹⁾”。眼下的问题是物价跌落，所以一般的货币管理论者的管理方向，是用增加货币数量的方式来压低货币购买力，这就是所谓的有限通胀。在理论上，假如物价高涨，就应该减少货币数量以提高货币购买力。但那往往是一句空话，因为所谓消费大众的损失，是不会计及的。

章氏进而指出，改用金本位，是当时高唱入云的币制改革论。在《金融恐慌与币制危机》中，他断言:“事实上，中国目下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金本位的⁽⁴³⁰⁾。”“以远东主人翁自命的日本”，不可能“默尔而息”，但是日本的金融势力还太幼稚，在中国的基础也太薄弱，日本币制又不健全，因而日英将在远东合作的调门唱得很高，谁能说他们不利权朋分呢?这一问掷地有声，深中肯綮。在《经济论争中的两条战线》中，章氏揭示金本位是货币国际化的一贯主张。他认为自1935年11月4日“货币改革以后，这种主张是完全实现了⁽⁴³¹⁾”。然而币改法案中由国家银行无限制买卖外币的条文，却使我们中了帝国主义的圈套，而这个条文的理论根据却正是古典学派的自由主义。因了这个条件，“中国的货币改革便完全失去战时经济的作用⁽⁴³²⁾!”章氏分析了帝国主义以投资为诱饵，“以消纳各国的过剩商品……消纳国际过剩资本和过剩商品的条件下，就可以重新建立国际的均衡”。且进而指出:“中国如果加入英镑集团，要使美日不快，而发生外交上的困难。”日本加紧在我国东北设立了傀儡政权，美国压低银价1/3，使中国损失三四亿圆!目下“我们的准备金价值的升降，大权操纵在美国的手里;而我们所有存银的出卖，除了美国以外也找不到买主。如果存银卖给美国的话，将来的海外准备自然就是美金，而中国自然又落到美金集团里去了。但是，英国又岂肯轻易放手⁽⁴³³⁾”!历史可以出来作证，这确实是被章氏不幸而言中了。而货币国际化会引起资本的外逃，逃出去的比流进来的要多。单只是经由日本私运出口的白银，据说就有二亿圆之巨。币改以后，国家稳定汇价的政策替缺乏国家思想的中国资本家保了险，改革后的币制，做战时经济是太脆弱了，做平时经济又太危险。为了救济工商业，我们应该有温和的膨胀;然而，一经膨胀，资本逃避的危险就更大。只有采取极端紧缩和高利的态势，才会没有游资可供逃避，危机才不至马上爆发。然而，在这两重压迫之下，经济危机是一天一天的愈加深刻了!这都是自由主义带给我们的痛苦;货币国际化底下的国家银行无限制买卖外币，只是给予少数人以资本逃避的自由，而剥夺了整个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自由⁽⁴³⁴⁾!章氏在国际化的主张面前，表示我们并不主张闭关自守，也不反对自由，只是我们应该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我们站在民族的战线，反对一切投降式的国际化”!在货币方面，则“中国的货币应该在保持独立的原则之下，统一国内的币制，集中全国的力量，以应付未来的大战⁽⁴³⁵⁾”。

章氏在介绍了上述国内币改论点后，指出:“应该承认中国有它相对的特征，然而我们不能够承认它和别国有绝对的相反的特点。假如币改不能解决别国的社会问题，我们能够希望它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吗⁽⁴³⁶⁾?”就是说中国社会问题是不能通过币改得到解决的。在未彻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前，对中国的币改也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

在章氏看来，徐青甫、阎锡山诸氏都主张以币制改革为实施解决土地问题和实行重要产业国营的主要手段⁽⁴³⁷⁾。当时“农村金融枯竭，究竟由于生产力的衰退，还是由于舶来品、工业品以及军阀、官僚、豪绅们的超经济的剥削，却是一个极大的问题⁽⁴³⁸⁾”。因为输入在和输出上的物价剪刀形的发展上，就是输入物价近年来的低落，不如输出物价之甚，我们可以知道舶来品对于农村剥削的加深，在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形的发展上，就是工业品价格的低落，不如农产品之甚，我们更知道工业品对于农村剥削的加深。此外，年来关税、盐税的增高，统税的加课，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税重重剥削，农民对于捐税负担的加重，恐怕便已经足以组成农村资金外流的趋势，要比农民生产力的衰退还要大一些⁽⁴³⁹⁾。

基于上述分析和认识，章氏提出，假如我们对外不能减少舶来品对农民的剥削，对内不能管理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以防阻工业品对农民的剥削，同时减轻农民的捐税负担，那末就给他们一些可供生产之用的资金，结果也只有使他们多受一些损失罢了。同样，想用通胀手段解决都市经济恐慌，也是拿枝节问题来遮掩根本的危机;而所谓都市的经济危机，不过是格外被人注意而已。话说到此，章氏一语中的，讲出实质性、关键的结论:“这样一个全民族空前危机，而说我们可以轻描淡写地用币制改革手段加以解救，天下哪里会有这样容易的事情⁽⁴⁴⁰⁾”。中国目下种种式式的币制改革论，都逃不出通货膨胀论。所谓粮本位、能力本位和物品本位，都着眼于农村金融。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试图使人民在产品或者劳动力尚未卖出之前，就能够取得货币，使金融不至枯竭。其他各种币制改革主张，主要是着眼于都市物价之跌落及政府财政之困难;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抑低币价，抬高物价，刺激人民的购买力，同时使政府能以改革币制的余利，渡过目下的财政难关，将来更可利用低廉的资金市场，减轻债务上的利息负担，而且以便于发行新债⁽⁴⁴¹⁾。章氏的这个评论，针对的仅只是就币制谈币制、就货币谈货币的论点，所不同的只是角度，其出发点则完全一样。未对现实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做出触动，只是不得不考虑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即所谓“高估了货币的作用，或者提出货币问题来抹煞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自然应该反对⁽⁴⁴²⁾”。

这样说来，币改是不是就不需要了呢?倒也不是。章氏讲，币制改革的意义，在于为了农民和民族工业的利益，应该减低币价以提高物价;为了进口贸易相对的平衡，需要抑低汇价以限制输入，刺激输出;在国防上也需要使上海的存银变成海外的存款。“不过，这种种的作用，都是一时的。倘使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策作中坚，把中国民族由侵略和剥削中间解放出来;那末，这一注强心针的作用，便成为‘苟延残喘’的结果⁽⁴⁴³⁾”。他在另一文中强调:“我们并不是要反对货币革命，而不过是说，货币革命不可能在破碎的国权之下收得美满的结果。”“在目下百说纷呶情势严重的局面之下，中国金融业依然在‘团结自救’的阵线上挣扎着。……在国内，币制底独立性依然还存在;而且这种的币制转变，在形势上是比较的自然，而不至有很大的纷乱⁽⁴⁴⁴⁾。”“倘使中国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我们应该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本位和稳定的货币价值;这就是改用自己的管理货币的主张⁽⁴⁴⁵⁾”。有了这样一个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他自然会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去追寻，去奋斗。在1935年9月10日的《中国货币的前途》一文，谈到最理想的货币本位问题，章氏说:“说到币价问题，世间最理想的货币本位，恐怕要算以购买力为标准的所谓‘补偿货币’(Compensated dollar)，不过，在无政府的生产状态之下，这种制度的彻底施行，是不可能的⁽⁴⁴⁶⁾。”至于管理货币，他则表明:“对于改用自己的管理货币的主张，我还有一点意见。我以为我们理想中的货币，不但对外要有较高度的独立性，对内还要能够全国统一⁽⁴⁴⁷⁾。”独立性和统一性的结合，是章氏一贯的基本思想，是他反复强调，多所阐述，坚守如初的原则。

中国币改的主要条件，章氏提出了五条。一是和外币的联系。它只要不是以法令或条约的形式建立我国货币与别国货币的联系，只是运用汇兑政策，使将来的本位，大约是海关金单位和别国的货币价值稳定起来，“而依然没有放弃对于货币价值操纵的自主权，那是没有多大的妨碍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法令以至条约上的束缚，我国货币的独立性与自主权就不存在受到威胁与侵犯问题。二是海外准备金的存放问题。假如我们的海外准备金和别国是以条约形式订定存放关系;“那末，即使汇价上没有条约的束缚……汇价依然变成俯仰由人⁽⁴⁴⁸⁾。”三是汇兑政策的操纵机关问题。只要汇兑政策的操纵授柄于人，货币权就依然不能独立。所以章氏曾十分反对“中央银行和汇丰银行合作，维持汇价⁽⁴⁴⁹⁾”。四是对于个人投资。虽不反对外人来华投资，但也不能盲目的无条件地欢迎外人投资。政治上应注意借款用途和条件，经济上要为民族企业保留发展的地步，“不能使外资有喧宾夺主之势⁽⁴⁵⁰⁾”。五是健全金融市场问题。“要很迅速地建立起来票据市场和产业证券市场，使民族金融体系当中，有现代的短期资金及长期资金市场⁽⁴⁵¹⁾。”否则，膨胀通货将照例“徒为租界地产及公债投机‘推波助澜’，甚至为在华外商产业作‘锦上添花’之用;那末，‘一梦黄梁’，醒来‘依然故我’，而民族前途，已陷于‘形势日非’之境。”章氏还叮嘱，币改中币价抑低的程度不宜于过大，不要给人民生活造成重大压迫;财政上也应“利用自然的善果，努力平衡预算⁽⁴⁵²⁾”。不能以通胀为财政膨胀的手段，否则，国家信用动摇，币改就要失败。我们的币改方案，既不能抄袭英国，也不能抄袭日本，“我们有丰厚的先天元气，只是缺乏一种方药去开发它。”只须收复国内的市场，收复已失去的领土，“‘败子回头’，我们只须把已经失去的购买力，从敌人的手里夺回来，就尽足维持通货膨胀的力量。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币制改革的最后成功⁽⁴⁵³⁾”。这两条可视为后续条件，即在解决了对外的自主权以后，我们对内所应注意把握的要件。

最后，他仍在强调，这不过是就货币以言货币的问题，为民族前途计，自然还是十分不够的。不可否认，币改的确包含着为解放民族起见的国防作用，只是要有条件，对内对外的政治条件和经济基础是不可或缺的。

(四)币改与通胀论

在1935年7月1日《金融恐慌中金融制度的演变》中，章氏鲜明地提出:“币制改革的目的，必须是经济的，而不是财政的⁽⁴⁵⁴⁾。”具体要求是假如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管理本位，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安定我们的币值，顶简单的方法是从现行银币中减低百分之若干，顶理想的方法是用生活指数为标准来安定币值。但是，这都有缺点。所以他个人认为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以海关金单位为标准，在改用金本位制的掩护下，减低币值⁽⁴⁵⁵⁾。

同年11月15日《币制改革以后》，章氏批评法币改革以后的中国货币，是所谓管理货币，在国内流通纸币，对国际汇价是由国家银行用营业手段把它稳定起来。目下汇价和英镑以每中国法币一元合一先令二辨士半的比率联系起来，虽然没有法令的订定，据说也没有条约的束缚，可事实上中国已经加入了英镑集团。他进一步批评道:“财政当局告诉我们，这次的币制改革并不是通货膨胀。其实呢，管理货币就是膨胀政策的运用;在学理上面，各国学者往往是不讳言其为通货膨胀的。倘使要格外谨严一些，或者我们不妨说:它是有限制的通货膨胀⁽⁴⁵⁶⁾。”

在此之前，章氏就著文，从经济、政治多角度分析了通胀的作用。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要提高物价，是没有问题的;……又一种作用，是使金融弛缓;这在某种限度之内，也可以使物价提高⁽⁴⁵⁷⁾”。通胀“能刺激购买力，然而不能产生购买力;能刺激物价，然而不能稳定物价⁽⁴⁵⁸⁾”。物价涨落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章氏认为，通胀使物价上涨，部分原因是因为币值减低的反映，部分原因仍然是投机性购买，钱多的人向交易所买进期货，棉花、棉纱、小麦、面粉……的行市因此便飞涨起来;钱不多的人便向店铺购买大批日用品，免得将来涨价之后，买不到便宜货，这是收支的购买力，是购买力的提前，是不能持久的。这种购买力就是刺激起来的购买力，而不是真正的购买力;因为投机家在买进期货的时候，不仅没有消费的意思，也没有卖出的意思，在价格抬高之后，他们就要卖出期货，了结原来的交易，赚取中间的盈利。等到这个投机风潮过去了，人民的购买力倘使没有提高，生产便依然过剩，物价也就依然要跌落。这里，他批评了流俗经济学家避重就轻的说法。金融弛缓的利益，只能及于工商业，而不能及于消费大众。工业家可以借此多购进原料，增加生产，商家可以借此多进货物。假如消费大众的购买力不见增加，物价上涨之后，依然要作惨跌。章氏对通胀不能产生购买力的原因，从社会不同阶级阶层进行分析，指出工薪阶级(当为阶层)如果工薪不增加，购买力是不会增加的;反而在物价高昂的状况下，他们的购买只有减少。失业工人能不能得到工作而增加购买力，同样是个问题。民族工业主要成分是纺织业，如果农民购买力不增加，棉纱的销路不会畅旺;棉纱出口也要棉纱价格上涨不多。否则汇价下跌的利益会被棉纱上涨的损失抵消了，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购买力能不能增加，便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农产品价格上涨不如工业品上涨得多，农民购买力就只有减少。从一般趋势来看，农产品跌价往往比工业品跌得多，在涨价的时候又往往比工业品涨得少。因此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时，农民购买力是不会增加的。这就是章氏对于通胀在经济作用方面所做的分析。

通胀对于政治方面的影响。章氏以为，“简单地说，是可以使政府易于解决财政上的困难⁽⁴⁵⁹⁾”。在金融弛缓的情况下，市面上的利率便要降低，政府可以发行低利新债换回高利的旧公债，以减轻国库负担;也可以发行更多的新公债，以解救财政上的困难。依照各国的经验，通胀之后，扶植的力量是靠殖民地和政府。前者是英国，后者便是美国和日本。对于殖民地市场的垄断，自然要增进国际间的矛盾，而且会引发新的殖民地攻略战。日本已经对英国说:假如你不能开放大不列颠的门户，休怪我要封锁远东的门户。德国和意大利也在说:你们锁闭了广大的殖民地市场，我们只好侵略新殖民地了。所以章氏得出结论:“以财政膨胀扶持通货膨胀的手段，结果也必然要引起战争⁽⁴⁶⁰⁾。”日本和意大利都是以开拓领土的口号作为财政膨胀的理由，尤其日本就不可以不重点地讲一讲，自“九一八”沈阳事件后，跟着英国也放弃了金本位，在“非常时”的口号下，不断地膨胀，国债由1932年末的日金63亿圆一跳到1935年9月末的93亿圆。政府大量购买军需品，失业工人恢复了购买力，日本物价不但没有跌落，而且是相当的高涨，这就是所谓火药气味的“军需繁荣”。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好几位内阁首相因赤字预算而倒台，“九一八”以后，由于“非常时”的效力，战时预算就不必平衡了，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大发公债了。日本用“大陆政策的推行”来安定国内人心，来掩盖财政危机。我国东北是不花什么代价就落到日本的手里。在四年里，日本预算一天天的膨胀，而政府的信用却可以用“大陆政策的局部成功”支持下去，同时还可以“大陆政策的前途远大”来要求更多一些的军费。从而“日本的财政膨胀，成为‘积重难返’，而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成为‘骑虎难下’⁽⁴⁶¹⁾”。

通胀本是一种经济战争。“通货膨胀非但不能消灭恐慌，而且要促成战争;也可以说通货膨胀是战时的币制⁽⁴⁶²⁾。”章乃器还特别强调应使国人明确的是，殖民地人民，特别是在中国，“我们不单是吃货币战争的亏，而且还要吃军事侵略的亏⁽⁴⁶³⁾”。因为通胀在贸易方面表现的就是货币倾销，用货币贬值作为争夺市场的手段，这就是所谓的货币战争。在货币战争中，殖民地和半殖民人民是最大的牺牲品。没有关税壁垒，没有伟大的资本阵线;那一点点可怜的幼稚产业，在货币战争中只有摧残净尽。中国自1931年世界各国通胀后，在种种货币倾销下，物价持续下降;在帝国主义经济和军事双管齐下的侵略之下，工业基础动摇，破产迭出。对外没有一个有力的整个政策，对内没有一个坚强的政治基础，而高谈币制革命“所谓救国云者，便变成欺骗人民，变成误国⁽⁴⁶⁴⁾”!

问题是流俗经济学家，他们的见解与有正义感有民族责任感的经济学家相左。章氏认为“事实证明流俗经济学家的理论，是以小蔽大，是避重就轻，是虚伪，是诈欺⁽⁴⁶⁵⁾”。因而，“他们惯于提出经济恐慌中的一个小小的因素，把它放大起来，以掩盖了恐慌的根本因素，同时掩盖了恐慌的严重性⁽⁴⁶⁶⁾”。在中国，他们便把白银问题提得比天还要高，以为一切喜怒哀乐都是白银在那里作祟;而把更基本的半殖民地形态，整个的帝国主义势力，更严重的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以及种种一切国内封建势力的肆虐，都一笔撇开了。他们又认为我们只须平衡国际收支，平衡预算，以及统一币制，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章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为了争取中国的货币权，可以帮助中国改革币制，为了资本的输出，可以借款给中国;但是决不能任听中国管理汇兑，甚至统制贸易。半殖民地的贸易如果都要求平衡，它们的过剩商品又向何处倾销呢⁽⁴⁶⁷⁾?”说到预算的平衡，章氏认为应该认清，减少入超，原有的主要税源关税势必减收。而要开发新税源，主要是遗产税和所得税。前者在遗产大本营的上海就因税则不可能有效推行，而无法得到实施;后者则因为外商产业不受中国法令节制，就只有施行于华商产业，形成苦乐不均。所得税放弃了产业利润这个主要来源，只向工薪阶层征取，也就没有多大出息了⁽⁴⁶⁸⁾。在封建势力块块割据之下，能谈得到国际收支平衡，预算平衡，统一币制吗?显然这全是枉然。

1935年3月14日报载他与杨荫溥、张有梅联名的《工商业金融问题研究报告书》，分析通胀后，所得结论为:“中国目下经济上之切需，为信用之扩张，而尚非为通货之膨胀……在中国则票据证券，均在方始萌芽之时。……倘能急起直追，利用时机，合力以谋信用工具之创造;则以目下情形而论，在上海创造数千万元之票据，决非不可能之事。金融业就票据予以贴现之通融，即可使目下紧张之势，为之弛缓。产业证券之发行，在目下或一时不能望其发达;然若能先就较小之规模，树立基础，则在金融弛缓之后，前途进展，亦未可限量也⁽⁴⁶⁹⁾。”

(五)恶性通胀论

抗战期间的恶性通胀。章氏于1939年9月24日发表专文《论恶性通胀》，从七个方面进行论证。归述如下，首先什么是恶性通胀，及其成因的分析。章氏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条万不获已无可奈何的战时财政的末路⁽⁴⁷⁰⁾”。因为没有哪一国政府是愿意恶性膨胀的，更没有人会主张恶性通胀;可到了那一天，谁也没有办法中止它。它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军需膨胀。它的最显著的表征就是“不由自主”。故尔可以反证它不能算是一种政策。军需购买和军事支付太多，市场上发生商品数量骤减和通货数量激增的现象。同时，战时的生产力不但不能增加，往往反而会减少;商品数量骤减之后，价格因而暴涨;从而诱致投机的囤积和军事支付的激增。又同时，财政不能运用捐税、募债、强制储蓄等手段把市场上过剩的通货吸收回去，因而助长了投机购买和浪费，以及无法应付激增的军事支付，那就只好依恃钞票的印刷而不可免地走上恶性膨胀的末路。“这样互为因果，循环往复的发展下去;通货、物价和军事支付三者，好像是三匹脱羁的马，兜着圈子疯狂的前后追逐，但又好似被鬼捉弄的，永远的谁也［赶不上谁］(原文作“不赶上谁”)。最后它们是同时力竭声嘶的倒毙下去了⁽⁴⁷¹⁾。”其次是敌人恶性膨胀的危机和我们不具备恶性膨胀的条件，比较敌我财政和经济情形，分析敌人的优劣，以便“知己知彼”，他认为“敌人的劣点，谁都知道，是先天不足，人力物力的资源都贫乏;而它的优点，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都比我们进步，它的控制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它究竟到哪一天会跨上恶性膨胀的末路呢?那就要看它的‘以战养战’的阴谋，哪一天宣告破产⁽⁴⁷²⁾”。从军事膨胀方面考察，国民储蓄和公债发行的比例，可以估计恶性膨胀已经迫在眉睫;但，依据日本银行的钞票发行数字，战后的增加发行不过12万万日元，依然可以在生死线上挣扎一个时期，战时因为支付数的膨胀，增加一倍的钞票发行额，事实上是需要的。生产力方面，一个七千万人口的国家要动员二百万人来支持战争，生产的衰落是无可避免的。民间的耕马，已有40%以上被征军用，这对于农业生产的打击也是十分严重的。在军需膨胀超过了人民的负担能力，公债发行超过了人民的储蓄总额，和战时生产绝对配合不上战争消耗，这三个因素使得日本具备了十足的恶性膨胀的条件⁽⁴⁷³⁾。它就靠比较先进的国家组织挣扎到今天。又采取“以战养战”的新花样，这一个阴谋不但是“恶性膨胀的缓和剂，而且是日本军阀政权的续命汤⁽⁴⁷⁴⁾”!更是“唯一的外力来源了⁽⁴⁷⁵⁾”。

如何应对日本军国主义以战养战的阴谋问题。章氏指出，我们必须严重注视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就是要切实警惕和防止把我们的“地大物博人多”变成了它的，同时把它的“先天不足”转嫁给我们⁽⁴⁷⁶⁾。只有识破、拆穿他们的阴谋，尤要强化组织力，加强战后工作，争取敌后资源，瓦解这许多人“实逼处此”的地位。我们在原则上是“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特殊的对策，就是在敌人后方的经济抗战和经济建设⁽⁴⁷⁷⁾”。

在中国恶性膨胀问题上，章氏信心十足地表示:“我敢说，中国的军需膨胀是很有限的。……比较起来敌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战时生产力的减退本来要比工业国为轻。……中国的国民储蓄主要的不在银行里面，而在广大的民间，我们在战时发行的公债，还只有27万万元;这和敌人超过1百万万日元的战时公债比较起来，真是几微得很。……可以知道，在军需膨胀、公债发行和生产力三个方面，我们都没有具备恶性膨胀的危机。唯一的，一般人认为足以引起恶性膨胀的，就是物价问题⁽⁴⁷⁸⁾”。然而，在章氏看来“恶性膨胀开始以后，物价固然要上涨，但，物价上涨并不一定就是恶性膨胀的表征⁽⁴⁷⁹⁾”。他从两个方面观察物价，首先不必过分焦虑物价问题，同时也不能忽略物价问题。少数后方都市，如重庆、昆明、桂林等物价暴涨，不能代表整个物价上涨，粮价在这些都市没有很大的高涨，在广大的前方农村反而下跌。在广大贫苦大众生活费中粮食支出要占80%以上。因此，可以断言，目下的物价上涨，影响及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很大。另一方面，工业品的价格高涨是普遍的，工业品缺乏，前较为和缓，在于仇货侵入，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由于封锁的严格，农产品销路发生严重的问题，便会谷贱伤农，甚至成为货弃于地;后方因为缺乏原料、技术和工人，不但成本高，且往往使生产停滞;战后前方通货紧缩，后方通货膨胀，前方容易助长敌人的以战养战阴谋，后方则对物价构成很严重的影响。故尔，他提出必须注意研究如何把握膨胀，以至运用膨胀问题。关于把握膨胀问题，章氏肯定了战时已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在金融上限制提存的法令，曾收到一时的效果。财政上还不能跟上以课税、募债等手段，从而发生了商业资本和消费资本膨胀，影响到物价;因而，在财政收入方面向膨胀的方向敛钱，在支出方面向膨胀的方向省钱，一面使财源不至枯竭，一面使币制格外稳定。中国的问题是“经济社会组织的薄弱，做起来的确比较困难”;让章氏颇有信心的却是“战时民众力量的动员，是可以补救这种缺陷的⁽⁴⁸⁰⁾”。金融方面也可以进一步运用膨胀，以增加生产，巩固经济壁垒是更加切要更基本的。然而我们要切忌绝不能害怕恶性膨胀，把自己的手脚束缚得动弹不得，转而削弱了持久抗战的力量。章氏解释合理的膨胀，就是为生产而膨胀;只要能为生产而膨胀，一个钱的膨胀往往可以增加几千钱的生产力。而平衡的膨胀，就是把膨胀的力量转移到广大的敌人后方去，也就是把膨胀的区域扩大⁽⁴⁸¹⁾。他以为区域扩大了，恶性膨胀的危险自然也消灭了。对于战区的膨胀，他特别关注的倒是“不能不预防法币的外流⁽⁴⁸²⁾”。并拿出了自己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为消除旧中国的遗症痼疾，章氏论及旧中国的通胀，沉痛地写道:“十二年的通货膨胀带来了新的病症——臃肿⁽⁴⁸³⁾。”通胀造就了“‘全国皆商’的怪现象”。一般城市的商家数必然是膨胀的，“开银行钱庄的人就格外多，家数的膨胀更快。别开生面的便是办生产事业也可以囤积居奇，而且是‘名利双收’的。……因此，轻而易举的轻工业家数也就大大地膨胀起来。工、商、金融都是投机，消费人多买一点用品也是投机。……赌博性的纯投机事业也大大地膨胀起来。……赚了容易的钱就不妨放手花，于是一切消费的行业也大大地膨胀起来⁽⁴⁸⁴⁾”。通胀的后遗症，全民皆商的怪现象，就这样活脱脱地维妙维肖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究其缘由，章氏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在通胀时期，抛出货币买进商品是包稳赚钱的。做生意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计划，也不必具备专门经验，甚至无须打算盘，只要开设公司行号以取得法律保障，在批零之间，居间商、做的也都能混得过去，甚至回佣大大提高了。而银行钱庄“一面可以用别人的钱囤自己的货，一面还可以吃高利贷。……包稳赚钱……高利贷还是可以吃。……勾结大大小小的官僚资本家，可以吃到一些油水⁽⁴⁸⁵⁾”。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四大家族。通胀“毕竟是发出印纸征收人民的物资，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剥削，所以，人民的财富还是一天一天的减少，购买力还是一天一天的降低。四大家族一百亿以上美金的财富，大多数就是从通货膨胀剥削当中得来的⁽⁴⁸⁶⁾”。

这种凭借人民的血汗，使得人民日愈穷困，工商金融投机事业日愈膨胀。在章氏看来，“是病态的臃肿，是比‘打肿了脸充胖子’更危险的一种病症⁽⁴⁸⁷⁾”。它最集中最显著地证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内在否定自己的因素，“发展到爆发点的腐朽和臃肿，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阶段的经济基础。这种无可救药的经济病根，也注定了它的崩溃⁽⁴⁸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