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篇和轻重论

二、《轻重》篇和轻重论

《管子·轻重》现存16篇，包括《轻重甲、乙、丁、戊、己》五篇，及未署较重的《巨乘马》、《乘马数》、《事语》、《海王》、《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揆度》、《地数》和《国准》等11篇，连同亡佚的三篇:《轻重丙、庚》和《问乘马》，计原有19篇，近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成书年代认识不同，可分为两大派，战国说和西汉说，而西汉说又可分为文景、武昭、王莽和渐成四说⁽⁴²⁾。笔者从战国说。

轻重论的主体和核心。以《国蓄》为纲，与轻重篇的其他诸篇内容采纳丰富和广泛，既包涵农业(种植、畜牧、渔猎)、手工业(盐铁、矿山、林泽)等生产事业，也涵盖国家储备(粮食、财物)、货币流通、市场物价、财政赋税、信贷赈济和内外贸易等财经事业;既涉及国家或官府对于各项生产经济活动的直接组织、经营与管理，也涉及国家或官府对于生产经济活动的间接的经营与管理。轻重篇林林总总贯穿一个中心，即运用轻重之术来理财治国，以便国富兵强，实现霸业。轻重诸篇互相发明。是《经言》中齐法家政治经济学说的进一步阐发。如《牧民》的“凡有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言拥有土地的统治者，务必致力于春耕、秋收、冬藏等四季农事，持守储备粮食。国家财力愈强盛愈能吸引远方的人来，国家土地愈开辟愈能留住人定居。《权修》讲:“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言农村与市场争劳力，民家与国库争财物，货币与粮食争贵贱，地方与朝廷争权限。《乘马》讲:“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言土地是执政的根本，朝廷是贵贱等级的体现，市场是商品价格的准星，黄金是财力大小的量器，军备是诸侯国的编制，明白了这五条道理，做事就有法则可以遵循了。以上思想在轻重篇得到全面、集中透彻的表现，有些甚至被反复、酣畅淋漓地发挥。其他较有内容的还有《揆度》、《山至数》两篇。《轻重甲、乙、丁、戊》诸篇除少数几条有特色外，或与前雷同，或浅薄荒唐。《轻重己》、《事语》则与轻重论不相干。轻重论⁽⁴³⁾是古代君王的统治方术，中央集权的国家“以轻重御天下”(《山至数》)，标榜“自理国虙戏(伏羲)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轻重戊》)。既然从远古的伏羲治理国家以来，就没有不以轻重来实现称王治天下伟业的，那么，推行轻重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国家推行轻重之术的目的，一是防止贫富过于悬殊，为防止地方割据势力、豪富兼并膨胀，威胁中央集权的统治;二是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为王天下的霸业服务。诚如《轻重丁》所说:“善为国者守其国之财，汤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终则有始，此谓守物而御天下也。”言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要守住国家的财力，用价格的高低来刺激、号令的徐疾来调节两者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服务，后者为最终目的。因而前者的实施不必贯彻始终，但也不能不有所节制和警惕。主张“塞民之羡(盈余)，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在经济上中央政府必须高居于绝对支配的地位，使百姓对于君王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以保证财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因而“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诎(qū，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国蓄》)。即财力集中则无敌于天下，财力一分为二则军力被削弱一半，分散为三则派不出军队，分散为四则国必亡。这同《商君书》的利出一孔不同，商鞅主张利出农战，轻重论者则主张君王独操利权;商鞅主张“农战”，《管子》则是主张“计凡付终，务本饬末则富”(《幼官》)。言只要抓好财政预决算，重视农业，整顿工商，天下必定富庶充裕。饬，即整顿治理，何必非解释为抑制不可，若真如此，《小匡》讲:“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工商为国之基石，怎么可以任人打压扼杀，不该用商鞅倒推《管子》，那样岂不是让《管子》一书自身矛盾了吗?同时，《管子》还反对简单地采取行政手段，而是主张“不籍(征敛)而赡国”，走国家经营商业、借贷，垄断货币铸造权，用控制商品流通之所得来替代对百姓的直接课税。做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国蓄》)，百姓“举臂胜事，无不服籍”，“人无以避此者，数也”(《海王》)，征敛之巧妙，使得人们只要动手做活就无法逃脱，虽非强力却不会“隐情(隐瞒户口)”，即便实现和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不会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他们强调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和严格控制，试图控制住全社会的经济活动，“为笼(统制)以守民”(《国蓄》)。认为只要垄断了自然资源和财富所得，控制住百姓的生计，就能够牢牢把持对百姓的贫富予夺大权。

轻重论是古代国家组织控制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的理性认识，它具有货币资本、生息资本的特性，又具有国家超经济强制的特点。在自然经济为主体，商品货币经济为辅的情况下，试图运用货币来控制整个流通领域，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这种心理反映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商人力量的突现，他们“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小匡》)。“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囤积)。国之山林也，则(财)而利之。市之所及，二依(倍)其本”(《侈靡》)。犹如国中山林，砍伐得利，引入外商使市肆收入大大增加，为其他收入的二倍或者更多。因而发展迅猛，很快形成一个国家的豪富阶层。《轻重甲》记述了他们的基本队伍状况:“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zhì，储备)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大约是那些加封爵，封邑而食，投机豪敛，囤积之贾，积富余财，贮藏盈余，积蓄财物的人构成一个特殊的集团，成为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作为处于上升中的有远见、有政治抱负时期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绝不允许虎口夺食，削弱他们的政势，即警惕“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国蓄》)。因而他们主张“国有余藏，民有余食”(《禁藏》)。以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国》)。在治国方面则提出“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山至数》)。不懂得轻重道理、政策、措施的，就是胡言乱语。可见他们的雄心和智慧，狂热和幼稚。

那么，轻重理论到底讲了什么，我们该怎样理解和认识它呢?

简言之，轻重理论是《管子》一书所传播的中国古代君主辅臣治国理财的一整套理论，包括方策及其措施和手段，构成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石，自然也是我国古代金融思想的基石。

轻重理论的产生，基于以下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以下述思想为其前提条件。首先是民本思想。《管子》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主旨思想，《霸言》讲:“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即霸王的开始，就是以人为根本，人本也就成为国家的根本思想。对于想要称霸举大事的齐桓公来讲，“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时的民，全体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小匡》)。看来四民构成民的基本队伍，本为根本，石，则坚如盘石之谓也。以此来比喻四民为国家不可动摇的牢固基石，因之，在政治上要“顺民心”，即“慈于民”，“省刑罚”，“宽政役(征役)，敬百姓”。在经济上，要“富利民”，“相地而衰其征”，“薄赋敛”，“取之有度”，“分业定居”。反对“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八观》)。其经济上富民利民思想，与政治上的顺民心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二是对市场颇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管子》对于市场的概念未作正面解释，但他对市场功能作用的表述，确实令人惊叹服膺。他以为市场荟萃天下应有尽有的财货，千万人都在交易中获利。(《问》“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市场能够衡量出商品供求状况，各种商品价格低廉，商人获利微薄，各种事业就得往好了做，各种需求就会得到满足。(《乘马》“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市场还能够起到引导、劝告和鼓励作用。它引导农业的发展，也随着发展工商业(“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侈靡》)所以，《管子·乘马》进一步指出，“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方圆150里为一聚，聚要有集市，否则人们买不到所需物品，不能互通有无，就会匮乏。

三是对人的趋利心理的认知。《管子》承认并要利用它来安邦治国，《国蓄》讲:“夫民者信亲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百姓都是信任爱己之人而死命求利的，普天下大抵如此。百姓又都是给予就喜欢，夺取他就愤怒，人之常情不过如此。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表现出给予的外形，掩饰起剥夺的内在，因此百姓就会拥戴他们的君王。死利，即为利而死，无怨无悔，不计后果，难以自持，天底下人之常情。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会动心移情，予之喜，夺之怒，概莫如此，大体不差。掌握了这一心态特征的人君就该自觉地利用它来为治理国家，管理经济服务。在设计经济政策，制定经济措施时，让百姓得益的务必做在明处，从百姓身上索利时应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且要让他们感觉合理得当。“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⁴⁴⁾。”政府在国内制定准则，就像绳索一样控制住贫富差别，这样就构成了轻重理论的基础性理论。其与西方古典经济学不同，人际关系不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也不是纯粹的金钱关系，表现要和谐、温馨、隐讳得多。

四是对治国之道的领悟和把握要深刻、成熟得多。《治国》篇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首要的是对待农业的态度问题，圣王要敬农戚(亲)农，保证四时，计算好生产费用，不被高利贷豪商蓄贾掠夺，家有余粮，藏富于民。《管子》肯定“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又不排斥礼义，试图两者兼顾，故而“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小民笃于农，则财厚而备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备足，四者备体，顷时而王不难矣⁽⁴⁵⁾”。不似儒法之偏颇各执一词。

五是称王天下，实现统一大业的主导思想。先王取得天下，就在于“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⁴⁶⁾”。先王取得天下，实在是了不起的大德，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利及万物啊!

《国蓄》讲“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即凡将治国，不通晓轻重之术，就不能利用政策措施来调控四民，就不能调通民利，也就谈不上国家大治。那么什么是轻重呢?所谓轻重，当指商品价格的高下贵贱，亦即相对应的货币购买力的强弱大小，其核心是货币问题。因而《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贞索隐说:“轻重谓钱也。”故“通轻重之术”，即指国家掌控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市场上的物价水平，从而实现供求平衡。《管子·轻重》的基本理论，是货币的轻重，即货币购买力的大小可以人为调控，国家利用投放或回笼货币从而调节市场上的商品供求，达到摧兼并、分聚财，谋取最大利益的目的。此正国蓄所讲的，执政者如不通晓轻重之术，就不能运用经济——货币政策来控制百姓，国家要运用金融政策，通过市场，对于盈利的营运活动进行管理，排除不法行为，限制贫富悬殊，扶助贫民，增强社会凝聚力，壮大国家实力，以达到大治的根本目标。

轻重理论应该说与管子的思想有着直接关系，或者说就是管子的遗说。太史公的《史记》多处提到“轻重”，比如《管晏列传》记:管子辅佐齐桓公相齐，“其为政也……贵轻重，慎权衡”。在《平准书》、《货殖列传》则完全是以赞许的口吻提及。在以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凡论及货币问题，往往会提及轻重，那只是论及铸币的轻重，即货币购买力的大小，而不像《管子》书中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系统的富国强兵方略，东方古代宏观调控理论学说，或如胡家聪所说“轻重诸篇自成一个轻重学说的体系”，《轻重》财经学说的理论，在于“在商品流通领域利用价值规律进行宏观调控，好像一道红线贯穿于《轻重》诸篇”，在于应用轻重术的阐微发著。轻重家的出现代表着在“当时‘百家争鸣’中专精理财的一家”，“应属轻重家学派⁽⁴⁷⁾”。嗣后，轻重被贬谪为一个简单的术语，一个简单的方术，再也不能发挥它对市场的调控功效，特别是一些帝王权臣只是对它进行偏面的曲解，只顾敛财或拯救危亡的噩运，临时抱佛脚，轻重术再也成不了什么灵丹妙术了。

轻重家们在长期的商品交换的实践活动中，观察市场经济活动的现象，虽不可能有劳动价值理论的指导，对价值规律有理性的系统认识，至少他们认知了在商品交换中，大自然和人都将引发轻重的变化，如《国蓄》讲:“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散则轻，聚则重”。《揆度》又讲:“物藏则重，发则轻。”即年成有丰歉，粮价有贵贱;政令有疾徐，物价有高低;抛售则跌价，囤积则涨价;……这是轻重的第一概念，在轻重变化过程中，货币与商品(万物、粮食)处于对立的位置，呈反向变化。故有“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⁴⁸⁾”;“币重则谷轻，币轻而谷重”;“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⁴⁹⁾”。同时，因为当时粮食既是人的司命(主宰)，又是充当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实物货币，所以又有“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⁵⁰⁾”的概念。而且“两者不衡立”。

轻重之术的运作原则，是“轻重无数”，即轻重之术没有一个定式，它随机应变，货物一动，就要随机策应，闻风而动，只有行动敏捷，才能不失时机，国家才能招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没有不能成就大业的(《轻重甲》:“物发而应之，闻风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无术”的思想源于《管子》“国准者，视时而立仪”，即国家的平准政策，因时而制宜的理论认识，是《管子》的一贯思想。他讲古之圣祖先人黄帝、有虞氏、夏后氏、殷商、周朝五家治国施教，生产方式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相同的作用，促进生产，故“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管子》主张五家的办法都可以运用，却不宜悉数运用，所以又说:“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五家的办法要很好地调查研究，不能乱来，勇于变革而绝不留恋，时机成熟就该行动，不合时宜就要放弃，治国的方略、政策和措施不能事先制定，这是五家平准政策的原则。即“好讥(问)而不乱，亟变而不娈(恋)，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国准也⁽⁵¹⁾”。“轻重之术”没有终了的时候，它周而复始地运行，永不止息。只要经济活动不止息，轻重之术就不能停顿，在国家忧患时，可用它来调剂粮食以备用;在国家危难中，可用它来夺取重要物资以征战;在天下归顺，国家一统后，可以用它来犒赏诚信仁义之士，使民众崇尚礼让，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可以广施仁政了。诚《揆度》所说:“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藏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管子》在对轻重的一些基本概念、特征有了认识后，开始运用它们积极主动地治国理财，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把握民用，调剂物价，增强储备，向着平定天下的方向努力(《国蓄》:“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在《国蓄》篇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是说运用轻重理论获取大利的最大好处，是在市场上供大于求时，官府要以较高的价格买进，在供不应求时则以较低的价格卖出，使物价基本平稳。市场的供求波动是正常现象，特别是农业的季节气象变化随时都会出现。要保证供求平衡，物价才能趋稳，一旦失衡，价格就会波动。人君懂得了这个道理，才能把握其中规律，掌握主动，为国家赢得大利。因为在市场供求、价格的波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国家就是富商蓄贾。如《国蓄》篇所揭示的那样，只能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在市场中运用轻重之术且取得最大利益，在他看来，拥有万户的大城镇必须储备千钟的粮食和积蓄千万的货币，大贾蓄家才不敢豪夺平民。所以人君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使得平民不致荒废农事，国家的利益也不致受到损害。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他给我们政府利用市场供求变化，造成市价的涨跌起伏，通过轻重之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来增减国家储备和积蓄，平抑市价，保证市场供求的平稳，勾勒出蓝图，设计出良方妙策。

《轻重》篇认为，市场价格的稳定只是暂时的，变化才是永恒的。如果人为地固守价格的不变，将不利于流通，不利于生产。请看《轻重乙》的一段问答:“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它道出了两种心态，作为君主的桓公试图统一物价，期望市场价格水平长久不变，而对于市场颇有研究的管子来说，则主张尊重、遵循客观规律，并试图运用客观规律为我所用。在回答齐桓公的市场供求平衡有定数吗，难道这种平衡不可以调整么?这样一连环问题时，管子提出“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的崭新概念。首先是衡者，当指市场供求之平衡，物价之稳定，它有没有定数呢?回答得干脆利落:平衡无定数，平衡供求就是使价格一高一低，有高有低，而不可能常久地固定不变。其次是不能调整，如果能够调整，就会静止不动，静止就意味着不再变化，等于说价格被冻结，市场上的价格不再因季节、因地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则商品流通会受阻，生产也就会停滞，这样的后果与预期一定是南辕北辙。齐桓公所说的调，是调整、调节，管子讲不可调，即不能调节，当指不能人为统一价格，使得价格不能正确及时地反映市场供求，不能遵从规律使价格一高一下，有高有下，君王也就不可能运用轻重之术来谋取大利，价格钉死，不再起伏，万物就不可能再被控制和利用了。《揆度》讲:“物重则至，轻则去。”即因为物价高财货就会涌进，物价低则财货流失。对于那些因价高而涌入，价低尚未流去的商品，我们只要及时采取措施，赶紧收购积蓄起来，天下的财货就尽归于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