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外篇论货币信用

一、《轻重》外篇论货币信用

所谓《轻重》外篇，实系为对应《轻重》篇而为行文方便所提出，即指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9篇、短语18篇、区言5篇、杂言13篇、管子解5篇，计七类67篇、实则61篇文字相关的内容。

《乘马》篇的第六“士农工商”围绕着关市田赋之征展开治国方术的论证，其中就有货币的调节理论，发挥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调节生产和消费。依原文理解，主要包含四层意思:

一是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作用。所谓“黄金者用之量(计量)也”，即货币是计算衡量财用大小的尺度。尽管他对于什么是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未作规范性的约束，可他认为货币具有表现和衡量财用的功能，是核算财用的工具，可用来计算财用多少和收支余亏。就是说《乘马》作者已经把握住货币最重要的第一职能的内涵，认识到货币基本职能的存在，就足以得到肯定和称道了。

二是货币对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调节控制作用。《乘马》认为一旦理解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作用，也就理解了什么是奢侈和节俭，而理解了奢侈和节俭，也就理解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经济效果等一系列问题，就可以运用货币来调节各项财政收支。(“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其原因就在于奢侈和节俭都会直接影响市价的高低，间接影响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扩大。具体说来节俭会导致金价下跌，百业凋敝，生产下降，流通萎缩;反之，奢侈则会招致金价上升，物价下跌，资源浪费。可等到物资耗费完了才发现不足，正是不晓得控制社会供给总量，调节社会物资供应的缘故;等到事情办成后才发觉物资多余，这是不晓得调节社会需求总量，调节百姓消费购买力所致。不懂得事先算计调剂，不能够事前预知不足或有余，都不是好事情，要想掌握主动，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总之，无论核算也好，调节控制也好，都是货币职能作用发挥的结果，这不啻是在讨论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同时已经涉及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国际货币等职能作用。这个分析虽属表象，可是首创，又是从宏观经济的供给与需求出发，进行探讨，值得称道。

三是剖析“俭则金贱”、“侈则金贵”的缘由。节俭则货币支出锐减，流通对黄金的需要量锐减，金价下跌，从而引起货币购买力降低，物价上升;反之，奢侈会使黄金支出骤增，流通对黄金需要量的急剧增加，金价上扬，从而货币购买力上升，物价下跌。《乘马》作者通过考察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变化对于市场价格变动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影响到生产和流通的供求变化，说明了货币与商品的贵贱变化关系，暴露了作者不懂得价值理论，不晓得商品和货币都含有一定的价值量，也不晓得货币贮藏手段的发挥能够自发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起到保持币值平稳的作用。

四是货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核算、调节作用的重要性。“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即不知道运用货币进行核算，不知道运用货币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调节控制，使之保持平衡，既不感到不足(“不知量”)，也不感到有余(“不知节”)，都不能说是通晓治国之道。“伤事”(妨碍生产发展和流通扩大)，“伤货”(浪费资财)都不好，而要做到不伤事和不伤货，也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这个规律就是控制社会总需求，使之既不超过也不低于商品总供应。这种控制不是运用行政手段，而是借助经济手段，即依靠货币来实现。要使封建统治者认识并掌握这一规律，让消费既不超前(“侈”)也不滞后(“俭”)，避免伤事或伤货，保证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正常顺利进行。说明《乘马》作者已认识到，至少是意识到价格高低对于生产和流通的刺激和制约作用，并试图通过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作用来为古代国家干预和管理经济，调节和控制生产流通服务。也说明《乘马》作者对于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的作用已有所认识。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认识可能极其肤浅甚或粗俗，其中甚至还包含着错误，但在2000年前的发现和创见，终是瑕不掩瑜，令人叹服振奋，足资借鉴。

《权修》篇认为货币与粮食争贵贱(“金与粟争贵”)，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以货币为标志的商品经济与以粮食为标志的自然经济争贵贱高下。如若商品经济发达，货币地位将明显上升，则“市成肆，家用不足”;相反自然经济发达，以农为本，粮食较货币显得更为重要，则“市不成肆，家用足”。自然经济发展了，就不再需要市场上店铺成行，也能实现家给人足，人们不用到市场上去购买，国家的治理同样能达到最高水平;否则，“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困⁽³⁶⁾”。其所谓时货，是指需要“务天时”的农产品，以谷物为主的桑麻和六畜等。在《权修》篇作者看来，只有农产品才是社会财富，只有农产品增产才算得上富裕，金玉再多也不行。如若统治者只知道追逐货币，把货币看得比农业生产还重要，“悦商贩而不务本货”，就会招致“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囷(qūn，仓)仓空虚⁽³⁷⁾”的恶果。是当时自然经济的客观环境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所以与《商君书》的“金生粟死”论相类，可在货币理论的表述上却未与《商君书》同行。

《管子》作者已敏锐地感到当时货币力量的触角在伸入经济领域之后，正在向政治领域延伸，并认为重视财货的舆论观点如能盛行，爵服就会在社会下层泛滥(“金玉财货之说胜，则爵服下流”)⁽³⁸⁾。如果统治者一味追逐金玉财货，让商人执掌朝政，财货流入上层社会，“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那些本来没有权势的富商大贾，不具备必要的品行志向，不费吹灰之力，只是破费些钱财就可取得爵服，享用禄赏。统治者的权威和政令将蒙受蔑视，法制被毁弃(“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³⁹⁾，甚至会殃及政权的稳固。此风断不可长，否则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将变成空口大话。《管子》作者强调政府不能准许百工商贾穿羊羔貂皮制作的衣服，并要求他们远离政治，永远不得参政为官的主张则正是此一思想的政策体现。

《管子》作者是从宏观分析入手来论证“治国”、“量用”原理。“黄金一镒(合当时的二十四两)，百乘一宿(三十里)之尽也。无金则用季绢(细长绢布)，季绢三十三制(一丈八尺)当一镒。无绢则用其布，(quán，细布)暴布百两当一镒。一镒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则所布之地六步一(斗)，命之曰中。”即一镒黄金是一百辆兵车食用一宿的费用，没有黄金可用绢丝替代，细绢三十三制合金一镒。没有绢丝可用布替代，一百匹细白布合黄金一镒，金与绢的兑换率为1∶6.73。他不是按上币、下币来划分货币，而是讲“无金则用绢”，“无绢则用其布⁽⁴⁰⁾”。可见，当时充当主要一般等价物的除黄金外，还有绢、布两种实物货币。

《管子·问》篇关于高利贷的设问。《问》篇是一份古代社会调查提纲，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诸如土地制度、农耕、民政、吏治、刑狱、人口、军务和社会贫富等，其中也涉及借贷。其具体问题是:邑里“贫人”因生活所迫靠借贷度日的有多少家(“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贷出粮食而持有借据的有多少家?(“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贫士”向大夫借债的有多少家。(问“贫士之受债于大夫者，几何人”)看来，《问》篇作者只是拟出调查提纲，为开展社会调查做好前期准备，并未对所提问题给出答案或加以说明。但他所拟题目肯定是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需要认真进行调研、并给予回答的重大社会课题，调查的对象显系当时的小生产者和没落贵族，特别是负债的大头，富国强兵的基本力量，处于农业生产一线的、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农民，调查的动机是否准备采取与冯相似办法加以解决，也未可知。然而《管子》作者能够把调研的目光投向广大农民这个群体，正是作者以人为本，四民乃国之石民的观点反映，同时反映出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古老的高利贷也在发展，它以利息形式吞噬了超过小生产者基本生活资料的全部剩余产品，“当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是他的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时，他却会作为生产者同贷款人的资本发生关系，这种资本作为高利贷资本和他相对立⁽⁴¹⁾”。《问》篇作者正是发现了在新的土地所有制下贫民所面临的毁灭性威胁，需要通过抑制高利贷活动来维护新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度。正像《周礼》的官营信用及冯代孟尝君豁免债务一样，《轻重丁》也说齐桓公赏赐美锦给高利贷者，以换取他们对穷人债息的豁免。因而给小生产者以基本生存的条件，对于国家发展生产，巩固政权都是有利的，亟待解决的，是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