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意识

一、论货币意识

商品经济在我国古代社会里早熟，但终未成熟。早在西汉时期，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晁错提出了著名的货币名目论论断，货币(包括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千余年来没有人提出疑义或表示反对，刘定之却唱起反调，大胆地去掉了一个“不”字，把千百年来自然经济的成规定律破除了，颠倒过来了。他尖锐地提出:“珠玉金宝可以为用矣，而不能多得。谷粟布帛可以为用矣，而不能致远。腰万贯之缗，手方寸之楮，寒可以衣，饥可以食，不珠玉而自富，不金宝而自足，盖亦古人抚世便民之良规也。”他的货币“寒可以衣，饥可以食”的见识可谓高远。这不是卖弄风骚，搞文字游戏，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正孕育着重大变化的客观反映，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当时商品经济发达所产生的敏锐洞察力及其无所畏惧的大胆建白的明证。

自然经济的生产基本特征是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实物形态的生产，市场上交换的产品大部分是剩余产品。土地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人们追逐和贮藏货币的目的就是为了购置土地，让货币向实物形态转化。人们只要有了土地，衣食住行的需要，粟谷布帛的消费所需要的一切就都有了。皇帝本人就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因而此时的货币作用有限，屈从于实物之下，真是“寒不可衣，饥不可食。”

明代特别是到了中后期，是商品经济，特别是商品生产普遍发展与繁荣的时期。农业生产满足市场的需要，粮食生产和手工业原材料的种植培育是为了取得货币，能够取得较多货币的商品。人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必自己生产，只要通过市场就能得到满足，人们对市场的依赖日趋加强。社会分工向细分化发展，造就了许多专门化的生产行业，或因地适宜的实行一定程度的区域性分工，如江南淞江的棉布业，广东煤铁业，江西陶瓷业，闽浙赣边界的造纸业和制糖业。工场手工业开始出现，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根据劳动熟练程度的不同来确定工资待遇，其商品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加强，白银开始成为法定的基础货币。货币已由屈从于商品经济的仆人开始渐次变为威严尊贵的主人。如列宁在分析俄国农村时所说的那样:“从前主要的势力是地，——在农奴制时代就是这样的;谁有土地，谁就有权有势。而现在，钱、资本成了主要的势力。有了钱，随便多少土地都可以买到，没有钱，就是有土地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没有钱就不能买铁犁或其他工具，不能买牲畜、衣服和其他一切城市商品，缴纳捐税就更不必说了⁽²⁵⁾”。尽管近代发达商品货币经济的萌芽刚刚在我国明代产生，还不可能像列宁所说的货币势力那样强大和普及，可这种现象毕竟是在我国的城市和乡村崭露头角。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在理论上货币意识得到反映，形成珠玉金宝虽为社会财富，却因稀少而不可能多得;谷粟布帛作为社会财富却不便于提携致远，更何况当今不需要有珠玉金宝照样可以富有，照样可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就是货币。只要有了货币，就可腰缠万贯，远行万里，寒可衣，饥可食，这就不足为怪了。

刘定之对钱币与纸币一视同仁，甚至认为纸币较之钱币更便于工商业活动的开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他绝不强调流通中的货币必须是金属货币，也不强调流通中的纸币必须兑现，且认为不兑现纸币完全可以代替铸币流通。在他看来两者都有流弊，倘处理不当，都会扰民为患;相反只要处理恰当，又都可以避免流弊，利民便货。所以他说“天下之用遂不可一日而无楮矣。民之所赖以生者谷帛，而一环之钱诚若何所用者?然而钱可以致谷帛，则用钱可也。民之所赖以用者钱货，而一尺之楮又若何所用者，然而楮可以代钱货，则用楮可也。”只有在商品货币经济大发展的前提下才会产生这种货币意识。这种货币意识正向我们昭示出近代发达商品经济的萌芽在我国古老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刘定之与晁错之间的一字之差，正显露出新的社会形态诞生前的鼓噪，与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古代社会形态间的差距。并向世人表明，中国人的传统里，既不固有守旧亦非畏葸不前，更不缺乏对于新生事物的欣慕与追求，弥足珍贵，只可惜，它在守旧势力的强大压力和外国殖民势力的夹击下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