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数量论”的传统

“货币数量论”的传统

“货币数量论”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休谟，“货币数量论”早期的零碎思想，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代”的经济思想。所谓欧洲的“价格革命时代”，是指欧洲通过早期拓殖使美洲金银大量涌入欧洲引起价格普遍上涨的时代，这引发了各派学者对货币的兴趣，并出现了大量论述。

《政府论》的作者，为英国“光荣革命”辩护的洛克，也提出了自己对货币的看法，他认为货币价值既决定于流通中现有的货币量，又决定于商品的供求量。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用M＝PQ／V来表示流通中货币的需要量，已经很接近后来的货币方程式了。另外，法学家孟德斯鸠，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休谟、李嘉图、密尔等，也都在他们的著述中对“货币数量论”作出过重要贡献。但通常认为，欧文·费雪提出的交易方程才真正标志着“货币数量论”理论体系建立了起来。

欧文·费雪“货币数量论”的交易方程式为：MV＝PY，其中，M表示一国国内总的名义货币供给量，V表示货币在一定时期的转手速度，或者叫收入的流通速度，P表示物价的总指数，Y表示生产出来并且进入市场的商品和服务，即真实的国民收入。

如果货币的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同时真实的国民收入也不受货币因素的短期或长期影响，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只能带来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不会影响真实的国民产出。比如一国中央银行突然增发了50%的钞票，那么，这些多出来的钞票进入实体经济后，会使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先先后后上涨50%。可以看出，这个交易方程式无论是在前提假设还是在结论上，都否定了货币在真实经济中的独立意义，这仍是一种“真实分析”而非“货币分析”。

长期以来，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货币体系变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在重商主义时代的金属货币体系下还是在现代经济的中央银行负债体系下，都是经济学争论的焦点之一。在研究货币问题时，我们很容易把现代经济体下的法定纸币简单地等同于当年的商品货币（也就是沉甸甸的贵金属货币），这样就产生了将货币供应总量与商品、服务总量进行比较的问题。给定了商品总量并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就可能得到简单可行的货币价格决定机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发生机制）。或者说我们很容易就触发了以“货币数量论”为特征的思维模式。

早在1752年，大卫·休谟在《论货币》中，就货币与物价的长期关系说过这么一段话：“是的，较大量的货币就像罗马数码一样，反而不方便，无论在保管上还是在搬运上都更费事。这种说法似乎合乎情理，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自从在美洲发现了金银矿，不光矿主，连欧洲各国的生产情绪都普遍高涨；这种劲头的形成，除了别的原因把它归之于金银的增加，是不过分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货币大量输入空前激增的各国，一切都有了起色，面貌一新：各行各业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商人更加雄心勃勃，力图进取，制造业者更加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连农民扶犁也手脚轻捷格外用心了……

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考虑：虽然商品价格的腾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腾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起初，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慢慢地，先是一种商品，随后是另一种商品，物价就一步步地上涨了，直到全部商品最终同国内新的货币量达成合适的比例为止。我认为，只有在人们获得货币同物价上涨之间的间隙或中间状态，金银量的不断增加才有利于提高生产情绪。任何数量的金银输入一个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分散到许多人的手里，而只是被禁锢在少数人的保险箱里，这少数人立刻设法利用这些金银来牟利……

追溯货币在全体国民中流通的过程是很容易的，我们将看到：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之前，必然首先刺激每个人的勤勉心……一个货币在减少的国家确实要比当时货币虽不多却在上升的国家贫弱。这一点不难说明，只要我们承认货币量的那种变化，不论是消是长，都并不立即伴随发生商品价格的相应变化。在情势调整到一个新局面出现之前，总有间歇，在这个间歇期，金银减少会挫伤积极性，同样，金银增加会刺激积极性。”［8］

从休谟1752年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货币数量论”的“真实分析”方法到18世纪中叶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休谟以来尽管出了大量经济学著作，并且我们的货币体系也不再建立在商品货币基础之上了，但经济学家对于货币短期非中性等问题的认识，在过去两个半世纪里并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一种对商品货币论的“真实分析”。可以说我们后来对理论的修正，除了在数学方法方面更为精巧外，并没有为“货币数量论”涉及的价格决定理论作出多少贡献。

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及其涉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考，在研究“真实经济变量的决定因素”这一首要问题上，都没有考虑货币，或者是将货币这一因素放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上。

大家认为经济分析主要是对实物经济的分析，无论是早期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奥地利学派开门人门格尔的边际效用分析理论，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走向成熟的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还是20世纪曾一度被誉为“高级经济理论之巅峰”的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都是如此。这还包括宏观经济学领域很时髦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理论”，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该理论也是“真实的”。同样，老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的长期增长理论，可能考虑到了“内生性因素”，但都倾向于将所有注意力放在资本积累、技术创新等非货币因素上。

庞巴维克的学生米塞斯认为这类经济分析的首要工作，就是研究直接的交易，即不受货币因素影响的、纯粹实物交换所展示的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即使将货币术语引入这些分析，也并不影响市场机制的实际运作。正如后来货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货币数量论”的逻辑从一个商品货币体系移植到一个纸币体系下也是可以的，而且是很容易的。

而最让人恼火的是，曾有几个所谓“凯恩斯经济学流派”说：“凯恩斯认为货币并不重要”，而他们忘记了凯恩斯的名著《通论》其全称就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也忘记了凯恩斯《通论》出版之前写过两本书，一本叫《货币改革论》，一本叫《货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