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品与货币

一、论商品与货币

叶适认为货币产生于“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就是说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换，为克服商品交换的不便而应运而生，产生于三代。这个认识比圣王创造货币的传统说教要正确得多，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可没有司马迁的“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表述得确切。司马迁的提法已隐喻商品第一性，货币第二性，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叶适虽然承认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换，可他似乎认为商品交换的原动力是货币，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结果，“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为其无以阜通流转，则作币铸金以权之”，如果没有货币，商品买卖就无法成交，商品流通就将成为一句空话。这就颠倒了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因果关系，颠倒了货币与商品间的因果关系，形成自身观点的冲突，暴露了他理论上的不成熟性。

他认为货币流通的演变历史经过三个时期，先是三代时期用钱甚少，中经秦汉用钱渐多，后来到了南宋则非钱不行。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三代以前，“一家之用，自谷米、布帛、蔬菜、鱼肉皆因其力以自致”，百姓“安本著业，金钱亦为无用，故用之至少”。加之各国对立，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多国间贸易没有开展的必要，也就“不至费心力以营之”。货币怎么能不少。只有“商贾之贸迁，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物，然后赖钱币之用”。以后就不同了，百物的生产都由钱引起，钱(货币资本)的多少，价格的高低贵贱则决定着百物的生产与否和多少(“百物皆由钱起，故因钱制物”)。在简单商品流通条件下，它反映了以盈利为生产经营目的，手工业、商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分离出来，“凡世间饮食资生之具皆从钱起，铢两多少，贵贱轻重，皆由钱而制。上自朝廷之运用，下自民间输贡，州县委藏，商贾贸易，皆主于钱，故后世用钱百倍于前。”他认为这都是由于国家统一，不分东西南北、内地边陲，“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于四方，则商贾往来，南北互致，又多于前世，金钱安得不多”?何况古代以金银为币，汉代还以金银铸币，宣元以后，金币全部从流通中退出，东汉以后黄金最少，又缘佛老之教盛行，金银为土木之饰，不复为币。“币始专用钱⁽³⁰⁾”，故后世用钱颇多。当然国家政体对于该国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绝不是根本的决定性原因，决定货币发展的关键性原因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水平，而商品生产和交换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则是经济基础的表现，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何况中国货币经济的形成时期是战国，而非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