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篇论货币政策

四、《轻重》篇论货币政策

《轻重篇》的货币政策是我国古代正在走向集权的中央政府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调节货币供应量，调节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以达到“无籍(捐税)而赡国”，满足国家财政需要，巩固中央政权的目的。要实现之，必须首先实现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组织管理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粮食，进而控制万物。

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是官府运用货币杠杆的出发点和基本保证。《山至数》:“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国蓄》:“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是说君王铸钱立币，一定要垄断币材，控制住矿山，独享矿石开采权，从而独享铸币权和发行权。这是汲取历史教训给中国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千秋传世的经典之训，反对和防范分裂割据和私铸的重要措施。国家按照人均货币数额(几百几千)来铸造发行，本该能够满足流通的需要，可民间仍感不足，必定被少数豪富吞食大量钱币所致，当局如不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调控，尽管注重农业生产，不停顿地铸造发行，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

国家必须运用货币来干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组织管理商品流通。民间生产粮食，国家发行货币，善于治理国家的君王就是要通过控制货币来实现对粮食的控制。为此，国家须实行“币乘马⁽⁵⁶⁾”。所谓乘，一般以为是指计划，所谓马，是指计算筹码，所以“币乘马”就是指货币的计划管理。《轻重篇》认为土地以六里见方为一乘一家，按肥瘠的不同计算出它们的数量、产量、粮价及收购粮食所需货币量，并依此计算出全国购粮所需货币量，在一般年景里。还可按年成凶穰、政令缓急、平时战时等不同情况测算出国家粮食的不同需要量，及收购粮食所需货币量。各县乡所需货币资金须与其田地的广狭肥硗及谷产量多少相当。每家所需货币量须与各家人口、财富相当。如果国家调控不及时，必被豪富乘机把持，以致“不阴据其轨，皆下制其上”(《山国轨》)。即如果不能秘密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君王便会被富民所控制，造成下制其上的被动局势。

国家的一切开支都使用货币。《山至数》讲:“士受资以币，大夫采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士的俸禄、大夫封邑的租税，官府人夫马匹的一切开支都要使用货币。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官府投放货币进入流通，则流通中的谷物都被官府控制了，所有的货币都将流散到民间(“一国之谷赀在上，币赀在下。国谷什倍，数也”)。按照“聚则重，散则轻”的理论，市场由于谷物的短缺而谷价可上涨十倍乃至数十倍。谷重而万物轻，则万物的价格因粮贵而跌落二成左右(《山至数》:“万物财物去什二”)。在这里边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鼓励，农本的根基就会牢固。这正是官府有意识地调整货币政策的结果。《轻重》作者把君王运用货币政策，利用货币手段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调节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特别是调节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利益看得很重很重。《国蓄》讲:如果君王不能调剂余缺，削弱兼并，散开囤积，制止投机，防止和控制贫富差距悬殊，调节消费，节制财用，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即便强本趋耕，无休止地铸造钱币，也只是能创造人民相互役使的环境，算不上治国安邦(“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趋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天才的理论。

国家掌握粮食后，通过粮食再去控制其他各种物资。例如女工织帛，合乎国家需要的可按粮价折钱(“以谷准币”)签订合同，收购时官府无须筹款，只要按乡市现价折谷支付就行了。其他百工器械也可参照实行(《山国轨》、《山至数》)。国家掌握的粮食本来就在乡州储藏，签订预购合同后，可发出通告:“某月某日，凡与国家签订债务合同的可在各乡州就近解决。”于是从雇佣车马人夫到运物领粮，只消一天就可以办完。

在对外贸易方面，货币是克敌制胜的工具。它能套购别国物资，增加本国储备，以削弱外国经济实力，进而不战而胜，不攻自取。例如齐国人携带2000万钱到楚国高价收购生鹿，“楚人即释其耕农”而捕鹿，等到齐国藏粟增加五倍，楚国藏钱也激增五倍时，齐国就可以“令人闭关，不与楚通使。”楚国会因缺粮而谷价大涨，齐国则运粮到楚国边境，必能收到“楚人降齐国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轻重戊》)的奇效。这个神奇故事的寓意是充分利用人们的贪婪心理，在邻国间利用货币开展经济战，不消动用一兵一卒就能够取得兼并的胜利。

调节货币轻重的方法。《轻重》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出这样一条原则，“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地数》、《揆度》)。“高下中币”是手段，“制下上之用”是目的。“高下中币”的途径是根据号令的缓急(《地数》:“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政府凭借行政手段来调节中币——金价的高低，从而收到间接控制下币——刀币和上币——珠玉的实效。根据供求原理来决定币重币轻，特别是减少民间货币流通量以促使币重的做法，政府可命令所有的纳税人均须折款计算，用黄金完纳，金价就会因需求的增加而上涨，收到“一变为四”(《揆度》)的实效。同理尚可强令高利贷者、豪富之家借钱给官府，以增加国家储备，使物价上浮(《山国轨》);或强令朝贺献礼、缴纳税捐的必须用金，使金价坐涨百倍(《轻重甲》)。官府以币授谷，或以币据谷，使币轻而谷重，君王得以掌握大量粮食财物，即官府投放货币，增加市场货币流通量，造成币轻谷重(《山至数》)。同理官府在乡州设置公币，即“谨置公币”，用来保障贷款发放安全的公同基金。因为向农户发放贷款，等于投放货币。五谷丰登以后，谷价大跌，官府只要按市价十分之七折价还粮，就可掌握丰厚的粮食，并使粮价上扬，币值下跌(《山国轨》)。

在我国古代社会货币学说的创立过程中，《轻重》作者集前人之大成，独树一枝，创造性地充分发挥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大胆提出国家通过控制货币流通量来调节社会供求，平抑物价，增加国家储备，打击富商大贾的决策主张，这种独具慧眼的认识，在我国古代社会是空前的，在中外货币思想史上也应受到尊崇。当然，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古代社会，货币使用范围有限，商品谷物在谷物总产中所占比重更为有限，三币观念正反映出当时货币经济不够发达，谷物也未完全脱离一般等价物的特殊作用。《轻重》作者试图通过货币达到“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的目的，凭借货币持守财物，驾驭民事，平天下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陷入空想⁽⁵⁷⁾。在论证中，为着振聋发聩，常极言其词，将货币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反倒动摇了其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倒不失其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