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大陆政策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正是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阶段。1871年全世界的煤产量为2.13亿吨，其中英国产1.18亿吨、德国产4000万吨、法国产1300万吨；到1900年，英、德、法三国的煤产量分别达到2.28亿吨、1.5亿吨、3300万吨。1900年后起的美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超过欧洲列强，跃居世界第一位。海底电缆、电报电话被广泛使用，电力、化学、机械工业迅速发展。^[2]欧美列强纷纷从输出商品转向输出资本，并为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从而建立各自垄断的帝国主义经济圈而不惜挥戈相向。这一动向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划分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以先进的英、法为代表的欧洲老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面临后起的德、美、日的严峻挑战。而此时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基本上已被瓜分殆尽，地处亚洲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又动荡不安、积弱已久的中国便成为列强争夺的主要目标。^[3]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清王朝）就已经成为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日本作为后起的军事封建性帝国主义国家，在对中国的侵略上紧随西方列强之后且后来居上，先有民间思想家之理论宣传，后有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的实际行动。其一以贯之的对华侵略理论与行动，即久为世间所瞩目的大陆政策。

所谓“大陆政策”，是近代作为岛国的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亚洲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4]作为一种侵略政策的形成，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历史条件，则源于明治维新前后已奠定的经济、政治、军事，尤其是思想基础。日本大陆政策的缘起，并非从日本近代开始的。

早在丰臣秀吉（1536—1598年）初步统一日本后，就曾经对他的部下说：“自将兵入朝鲜，驱其兵以躏明地，分割土壤以封诸君。”^[5]表露了日本准备侵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野心。他于1592年、1597年两度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至德川幕府末期则出现了“海外雄飞论”。所谓“海外雄飞论”，是当时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集中论述的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的对外扩张主义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等。他们的主张虽有不切当时日本实际的幻想性，却奠定了“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

本多利明（1744—1821年）所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经济放言》等，均属经世策论。其海外发展论的基本点是建立在类似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所谓“万民增殖”基础之上。他认为日本土地有限，产品不多，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其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因此极力主张推行殖产兴业政策，认为这是“国君天职”，并提出富国四大急务（焰硝、诸金、船舶、属岛），其中开发属岛尤为重要。

本多提议开发的属岛，范围很广。除日本周边诸岛，如虾夷、小笠原群岛外，还有鼓岛、马绍尔岛，甚至主张“将大日本国号迁往堪察加地区，赐与本国之国号，使居假馆并置郡县，命诸有司抚育附属土人”，“自东洋所在之近岛逐次开发，并渡海开垦海上多数岛屿，藉抚育、交易以获致土人信服，悉皆成为我国国力扶植之土地。”^[6]

继本多利明之后，进一步发展其“海外雄飞论”的代表则是佐藤信渊（1769—1850年）。佐藤汉学造诣颇深，且注意研究兰学，熟知近代西洋各国的历史发展。他在其扩张思想的代表作《天柱记》、《垂统秘录》、《混同秘策》、《经济要略》等之中提出，“皇国与天地共存，实为万国之基”，“全世界悉可为郡县，万国君长皆可为臣仆”；^[7]主张开发南洋诸岛，实行殖民兴业，并置军队以资镇压，兼可以军事扬威南洋而抑英国势力之扩张；认为中国地广物丰，是日本最适宜的侵略对象；在研究日本各地的产业、人口、地势等国情后，制订了数十年间占领中国的具体方案，中国“既已划入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等国渐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将隶为臣仆。故由皇国统一世界万国，并非难事”。

佐藤的大陆扩张思想师法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侵略手法，以武力为后盾推行大陆扩张政策，实现对外殖民和商业利益。其与西方殖民者所异者，便是利用日本传统的神国史观（或曰皇国史观）和神道，为其帝国主义侵略披上宗教或道义的使命外衣，是集幕末儒学家所倡的尊王攘夷思想、国学家主张的日本至上与神国史观以及洋学家标榜的海防论三位于一体的综合性扩张理论。

佐藤死后不久即发生美国舰队强行入港要求开国的所谓“黑船事件”，英、俄、荷、法相继逼签通商条约。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危机，日本国内有识之士高唱“海外雄飞”，即欲借对外扩张来解决日本之危难，亦即以海外扩张来扩大日本的防卫线；至于与欧美相抗衡已非主要动机。被改革派武士奉为师表的维新思想家、长州藩士吉田松阴（1830—1859年）即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8]

吉田松阴的对外侵略论与佐藤信渊的主张相比，其意图既具体又露骨，不仅要吞并朝鲜和中国，还要君临印度。其代表著作《幽囚录》一书，首先指出日本的大害来自华盛顿和俄国，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包围日本。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保卫国家，他在该书中有如下论述：“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亏，国不隆则替。故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所无。今急修武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奉贡如在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意。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9]吉田所论盖缘于其深知英美之富强非日本可敌，才主张失之东隅者收之桑榆。吉田松阴的“海外雄飞论”是佐藤信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以佐藤的著作为讲义，直接影响了日后成为明治重臣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皆曾受教于吉田的松下村塾）等人。

1869年1月，出身长州藩的参议、总裁局顾问木户孝允在应询副总裁岩仓具视前途大事时说，“其尤大者有二：速定天下方向，遣使节赴朝鲜，问彼无礼，彼若不服则鸣罪攻击其土，祈能大显神州之威；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海外目标，并促进百艺器械等实务，以尽洗内部诽人之短、责人之非及各扫门前雪之恶弊，其于国家之大益必有不可言者”。^[10]木户孝允此种“征韩论”除继承吉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补偿观外，亦受到同为内阁成员的西乡隆盛与板桓退助的响应，^[11]形成一股强大舆论。

吉田松阴的高徒山县有朋集幕末的“海外雄飞论”和木户孝允等人的“征韩论”于大成。他于1880年出任参谋本部部长后，便大肆叫嚣侵略中国和朝鲜为当务之急。他先后向天皇和政府提交《邻邦兵备略》和《军事意见书》，书中明确提出将朝鲜作为首先而且是直接的侵略对象，并主张以武力解决。1889年12月24日，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山县就任首相。1890年12月，日本召开了帝国会议第一次会议。山县第一次以日本首相身份发表了《外交政略论》的施政方针演说，强调指出：“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大凡国家不得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令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己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所谓“利益线”主要指朝鲜而言。正如他的自白，“与邻国接壤并与我之主权安危紧密相关之区域”，具体说来，“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12]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向中国各要地派遣间谍，对中国进行山川、地形、人口、兵制、工厂、运输及军事设施等方面的广泛调查，汇编成册，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提供情报。比如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先后两次秘密潜入中国侦察，并听取潜伏人员的汇报，于1887年2月完成了《征讨清国策案》。据称，该文书现保存在三浦楼吾家藏文书之中，中国学者米庆余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看到日本学者山本四郎提供的影印件。^[13]小川在策案的“彼我形势”中称：

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不可不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何以知之，彼我之形势是也……试看英国之于印度如何，则可明矣。英国之保持富强，要在不可无此印度，也即我当略取土地于支那，以之为附属防御物，或以之为印度也，更何况彼我之间终究不能两立之形势。彼清国虽是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而最当留意者，适值时运，故而当乘其尚在幼稚，折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始可保持我国之安宁，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也。

由此观之甲午战争是日本长期精心谋划的结果，而中国清政府还在满足于北洋舰队表面上的强大，对日本迫在眉睫的侵略准备不足，一味被动应付，终于尝到前所未有的败绩。

日本在武力侵华告一段落之后，又在外交上采取积极的非武力侵华活动。在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使日本不仅与列强同样从清政府取得了赔款，而且还以“保护使馆”为名取得了驻兵权。后来在华北一再制造事端并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就是根据这一条约堂而皇之地驻扎在中国境内的。1902年10月，桂太郎内阁根据外相小村的请求，经内阁会议决定拨付“清韩事业经营费”，对中国方面，除了由日本政府投资设立日清银行并在天津和上海设立商品陈列所之外，还要调查中国南部及长江流域的矿山、铁道线路、商业情况等，也就是通过投入国家资本推行帝国主义侵华政策^[14]。1903年10月，日本与清政府签订《日清通商行船续约》，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在1896年的《日清通商行船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中所取得的侵略权益，而且还迫使清政府增开商埠等。更有甚者，在该约的附件中竟有“凡不准日船航行的内河，中国船也一律禁止”^[15]的规定。这一条约显然是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参加缔约谈判的张之洞等给朝廷的奏文中时有“彼见我坚持不下，遂变计将拟定各款即作为定议，迫我画押”之说。^[16]

综观近代以来的以中国东北为中心目标的日本大陆政策，历经长期的发展演变，虽政权更迭换代，而大陆政策始终为日本累世经营的国家目标，有其一贯性的历史传统，可以说是日本的“西进运动”。唯此一运动发展的过程，由于客观环境之变迁与适应，于时移势易中，其思想内涵、推进动力、追求目标、实施方法等，均表现出阶段性的不同面貌与特征，对于近代中日关系之演变发展，造成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大体而言，以中国东北为中心的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发展，其思想体系到20世纪90年代甲午战争前基本完善；具体实施则从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开始。依其阶段性的不同面貌与特征，略可分为下列四个时期：^[17]

第一期为幕府末期至甲午战前为发轫期。此一时期中，由于社会经济急剧变迁，以及欧美列强交相侵逼，学者目睹时代危机，倡为经世谠论以匡时济世，故发轫初期的日本大陆政策思想，是借对外扩张以补偿受欧美列强侵略的损失。而明治政府继承幕末以降的富国强兵、日本至上、海外雄飞等观念，企图以中国和朝鲜为目标而摸索其大陆政策发展之途径。

第二期为由甲午战起以迄日俄战争前止之隐忍期。此一时期，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加紧争夺殖民地阶段，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具体目标，日本为后进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三国干涉还辽之辱，乃取隐忍不发的缓兵之计，择机而动、蓄势待发。故甲午战后，日本朝野除卧薪尝胆争取列强同盟支持其对华政策，借以东山再起。英日同盟之成立，既是日本对中国积极政策的外交胜利，同时也是此后有效推展此种积极政策的凭借。

第三期为日俄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的确立巩固时期。日俄战后日本取得在中国东北南部的优越权益，如何确立并巩固既得利益成为各方争论之焦点。日本军方由恃胜而骄，且昧于客观时势，故以激进武断之手段，对中国东北实行军政统治，直视“南满”为其殖民地。唯此时明治时期的元老重臣尚存，对于军方骄纵跋扈之气犹能镇抚，故军政统治随即由外务省的文治措施所取代。外务省自明治维新初期以来，即与欧美列强多次交涉改约，故深谙列强的对立冲突之折冲手腕，为达到独占中国东北，即对向所视为世仇大敌之俄国，亦能虚与委蛇，结为同盟。此后在关东军、驻沈阳总领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所谓铁三角之拱卫下，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已获完全确立巩固。

第四期即为中国北洋时期。辛亥革命起至张作霖下台（田中内阁上台，制造“济南惨案”），是为扩张发展期。此一时期中，由于中国政潮党争不断，革命运动相继，日本根据远东国际形势变化，屡次更改对华外交方针，分别在一战时大隈内阁时提出对华二十一条、战后寺内内阁时实施援助北洋军阀亲日派的“西原借款”、华盛顿会议后逐渐奉行以“国际协调”为名的币原外交。详见下文北洋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与中国北洋政府（1912—1928年）几乎同时期的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5年）有着“大正民主主义”之称。但此“民主主义”用于日本国内政治也许合适，用于中日关系则大异其趣。自辛亥民国代清，日本对华方针即是乱中取利、趁火打劫（策划满蒙独立）；后来则利用袁世凯与革命党的矛盾，左右逢源、予取予求。至一战发生，西方列强无力东顾，则被日本目为“天佑”，公然出兵山东，直至提出了空前绝后的二十一条。后来又在西方列强重返亚洲的情况下，不得不逐步调整其强硬的侵华政策，陆续提出西原借款等和缓性的对华政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日本大隈重信内阁（1914—1916年）趁机以英日同盟向德国宣战，以夺取并扩大它在中国的权利。日本参战后，罔顾信义，不仅占领胶州湾，还占领了胶济铁路全线。英美对此皆采默认态度。与此同时，日本欲借参战一举解决对华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欧美列强多卷入战争，形成远东权力真空状态，日本公然出兵山东，并提出了汇集外务省、陆军、元老、民间各自对华政策方案的“二十一条”，^[18]包括：一、关于山东省四项；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七项；三、关于汉冶萍公司二项；四、关于不割让沿海事项一；五、其他希望条件七。日置益公使在将文本交给袁世凯之前，警告袁要绝对保守秘密，若透露出去，将产生严重后果。在谈话中，公使提到革命党人“与许多在野的日本人关系密切”，“日本人无法制止这种人在中国兴风作浪，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好的证明”。并言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大总统是坚决反日的，大总统的政府与远方国家亲近而与邻国为敌。如果大总统接受这些条件，日本人民就会相信大总统对日本是友好的而日本政府那时也将有可能向大总统提供援助。”^[19]

这个打击使袁世凯感到震惊。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提到，在这次不详的谈话中，袁世凯沉默不语地坐着，“这个打击使他惊呆了”，说明尽管袁世凯预见到日本会利用这次战争向中国提出侵略要求，但日本人的胃口仍然使他感到吃惊。袁世凯在整个谈判期间也是极力利用日本与欧美各国的矛盾、日本内部元老与军方的不同意见，在谈判进程上也尽量拖延，但在日本的强大压力直至最后通牒下，在中国国内斗争的牵制下，最终不得不接受了日本经过删节（第五号日后再议）的二十一条。

大隈内阁并不满足于此，继续推行以打倒袁世凯为目的的对华高压政策，然而也因此下台。大正五年（1916）三月七日，大隈内阁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了以下对华政策：^[20]

一、帝国在中国确立优势，并使中国人知晓帝国之势力，以为日华亲善之基础；

二、为此，应予排袁；

三、为达此目的，务必由中国自己形成这种形势，帝国乘此机会处理之；

四、对以排袁为目的的中国有志之士应予同情；对通融财物者，政府不应公开奖励，但应对此加以默认；

五、对华方针由外务省统一执行。

推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21]就是这种政策的体现。

日本军部^[22]基于一战中出现的近代总体战争观念，拟将中国的东北纳入日本总体战体系之中，以补日本资源不足，奠定日本的帝国主义范围。寺内内部就以西原借款为中心，扶持段祺瑞的安福系军阀，以达到所谓“日中经济提携”，确保日本经济资源“自给自足”之目的，并以掌握满蒙资源为确立“东亚经济同盟”之基础。西原借款是日本寺内内阁与中国段祺瑞政府于1917—1918年进行的一系列日本对华贷款，因主要经手人为西原龟三而得名。

表1—1 西原借款详表

西原以首相寺内和藏相胜田主计的支持为背景，与中方曹汝霖（财政总长）、陆宗舆（汇业银行总理）、章宗祥（驻日公使）达成一系列借款。日本对华借款总额远远大于西原经手数额。根据西原个人自述及其他资料，西原经手的借款总额为1亿4500万日元，而整个寺内执政时期对华借款总数为3亿8645万日元，西原经手者占了37%。^[23]

客观地讲，西原经手的借款，其条件比此前的历次借款优越得多。日本向中国提供条件如此优厚的贷款，自有其国家利益、经济规律上的考虑，亦与西原个人的主张有关。藏相胜田主计认为，“欲谋求我国经济独立的基础，当求诸地大物博的中国”，“每念及此，愈益痛感日华亲善的重要。中国铁矿石丰富，煤炭丰富，石油也有希望，并适宜于栽种棉花，饲养羊群及其他等等，总之我国国民经济及执行国际计划所需的原料及一切物资，几乎完全可以从中国求得。”^[24]中国方面，因此借款而巩固了北京政府，但它向日本许诺了大量权利，给中国造成严重后果。如关于山东问题换文“欣然同意”，给巴黎和会中方直接收回山东主权的立场造成很大障碍；段祺瑞因借款而得到加强的武力统一政策反而使中国更加混乱。日本方面提供大量资金，获得在铁路、电信、林矿等方面的权利；但因这些借款多无切实抵押，且资金挪用使规定的铁路等项目并未建设，这些权利没有真正到手。但这些权利为日本下一步的要求提供了口实。

总之，尽管此期借款条件较优，并符合一定经济规律，但其结果是加剧了中国的分裂与混乱；更危险的是，借款的背后隐藏着全面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的目的，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实质即在于此。日本获得了严重有损中国主权的权益，但其“经济提携”的目标并未达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列强重返东亚，日本独占局面因而结束，继寺内之后的原敬内阁（1918—1921年）在注意国际协调基础上，继承前任首相的对华外交政策，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即体现了日本对华外交的这一调整。在这两次会议上，中日两国就山东问题、民四条约、治外法权、关税自主等展开交涉，并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一定进展。

华盛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之条约》。后者规定了条约生效三个月内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关税自主。华盛顿会议诸条约确使列强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支配”中国，但相对于以武力扩张在华权益的日本，确是一种制约。

从一战以来日本大隈、寺内到原敬三届内阁，由于国际环境和日本经济能力的变迁及主政者个人理念不同，先后实行了对华武力压迫、对华借款支持亲日政府，在国际协调下维护在华权益的对华外交。特别在于列强重返东亚，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正视现实，在限制军备、取消日英同盟及中国问题上作出一系列妥协，此后的几届内阁（高桥是清、加藤友三郎、山本权兵卫、清浦奎吾）大体继承了这种注意与列强协调的方针，在对华外交上亦有体现。如清浦内阁认为，当规划对华国际关系时，必须以有关中国的华盛顿会议的各项条约及其附带决议为基础；但另一方面，在宣称以公正稳健之精神对待中国，以“加深对其信赖思想和亲善合作，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发展日本的经济势力”的同时，强调：“凡我应享受之权利和利益，要坚持到底，以求确保我在华之地位及发展。”“满蒙与我国领土接壤，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具有更加特殊关系。”尤应引起注意的是，日本军部派驻中国各机关及浪人在对华政策上往往不顾其政府政策，专横跋扈，一直是日本对华问题上危机之源。

1922年华盛顿体系建立，日本赖以发动侵略的后盾英日同盟被废止，远东进入美国为主的西方势力主导之下。日本不得不调整其过分露骨激进的对华政策，由外务省以协调外交维持在华实质条约权益。币原喜重郎^[25]在1924年6月就任外相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现在权谋术数的政略和侵略的政策时代已完全过去，外交已进入踏着正义、和平的大道前进的时代。总之，日本将遵循并扩充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诸条约、诸决议等所明示或暗示的崇高精神，努力完成帝国的使命。”^[26]

币原接着在7月1日第49届议会演说中阐明其外交原则：

帝国外交在我方拥护和增进正当权利和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各国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关于确保远东及太平洋方面的和平，维持延长全世界的和平是作为根本主义的。这也许是听来多余和抽象的，事实上，在帝国外交上，百般政策及行动都是基于这个出发点的。我们不能以牺牲他国的非理作为满足的欲望。所谓的侵略主义、领土扩张政策，对此抱有幻想和行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对于拥护和增进日本正当的权利利益，作为政府是理所当然的义务和责任。这种义务和责任的履行，关系到各国的正当权利和利益的冲突，这一点没有理由不相信。国际间的不和多因一国无视于他国理所当然的立场，执着地坚持狭隘的利己主义。这与我的共存共荣主义的主张是相反的。如今，世界人心都一般向着觉醒的一面。国际联盟制度显示，人心的觉醒，有着一定的根底，这是不容质疑的。各国共同意识到以上的根本主义，那么，百般的国际问题，就不难认为可以自行解决。^[27]

币原外交的原则可以总结为：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以维持世界和平；第二，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在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原则。^[28]

币原外交所主张的国际协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对日本有利时就协调，对日本不利时则为达目的不惜牺牲国际协调。^[29]无论是应对五卅事件，或是在关税会议上，抑或南京事件的处理，币原外交从未拘泥于国际协调。在五卅事件中，币原事实上背离了英国；关税会议上独自坚持最低税率，甚至不惜制止会议；在南京事件的处理上，币原凭借对中国政情的准确情报，主导了美英的事件处理政策，成功地分化了武汉国民政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更大的成功也是可以期待的。

但币原外交在取得成功的同时，日本国内、以美英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和中国的新形势都对它形成了挑战，其中一些矛盾因素是难以调和的。

日本国内对币原外交的批判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南京事件和汉口事件后币原采取了撤侨而不是就地保护的行动，引起国内更高的反对声浪。反对党、商会不必多说，甚至赞同其拉蒋反共的军部也加入了批判其为“软弱外交”的行列。由于军部在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举足轻重^[30]，它的公开表态对币原外交的冲击是极大的。此时日本发生金融危机，内阁的解救方案被枢密院否决，导致内阁总辞，最重要的借口也是“对华外交失败”。而且在这一时期日本国民攫取领土的意识也在上升。

美英两国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几乎同时调整了对华政策（也是其远东政策的中心），愿意与中国经过谈判逐步修改不平等条约（两国的驻华公使的态度更僵化一些）。由于两国在资金和技术上对日本的巨大优势^[31]，失去不平等条约保护的日本是无法与之竞争的。美英的立场在长远上与日本的立场是矛盾的，这一点从币原多次放弃国际协调可以看出。

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的目标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姿态加入国际社会。从1926年到1927年，南北方的政府和广大中国民众都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这一点。正如武汉国民政府外长陈友仁所说，“因武力战胜而得之和平，犹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历史所载，斑斑可考。盖被克复之国家，一息尚存，断不能伈伈伣伣与战胜国相安无事。久必郁极思发，日夜淬厉，待相当之期，勃然兴起，与战胜国相周旋也。”^[32]这代表了一般中国人的普遍认识。而这正与币原外交所强调的外交前后相继主义（实质上就是维护不平等条约）、坚决维护“合理的条约权利”（它把1915年日本以最后通牒实现的民四条约也视为合理）完全冲突。日本军部连实质上如此强硬的币原对华外交都攻击为软弱，和平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积极干预中国“满蒙问题”的行动并未中断，1927年4月币原因“不干涉外交”受到日本国内各方批判和经济危机下台，继而上台的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亲自兼任外相，而以主张强硬且极端蛮干的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这两者的结合可想而知会有何种的对华外交政策。就是在田中内阁时期，召开了至今仍闻名于世的东方会议和三次出兵山东。完全改变了币原外交的非武力政策。

总体而言，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策演进，可以知晓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与行动有以下诸多意义：

（1）日本大陆政策的原动力，根源于日本朝野人士对日本形势的忧患意识或危机意识，甚至或可称为被害妄想症，因而极力对外寻求保障安全。例如发轫期的海外雄飞论，就是源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感；明治初期的征韩论，系其所谓的利益线（朝鲜）受到威胁，且会威胁日本自身的主权线；隐忍期的对华（东北）积极进取政策，则是因三国干涉还辽引起的屈辱感；扩张发展期的扩张政策，则为唯恐列强战后重返东亚，并为建立自己自给自足的帝国主义经济圈而未雨绸缪。然而日本的野心太大，其危机感与野心互相促进，无有止时，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其大陆政策亦终于在田中内阁时期上升为武力干预中国内政，分割中国领土。

（2）日本大陆政策的发展，显示其自卑与自大的两极性格。日本作为后进帝国主义国家，对于先进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无不曲意承欢，甚至委屈以从；但对于落后的亚洲邻邦，则极尽鄙视苛刻，敲诈勒索，直至武力相逼。此矛盾性格，源于日本长期处于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地位，遂发展成为从属性帝国主义国家的性格。

（3）日本帝国主义的从属性本质，主要是由于本身国力不充，未能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才不得不攀附欧美列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帝国主义冲击下力挽狂澜，成为唯一脱颖而出的亚洲国家，它采取跟从策略也是一重要原因。

（4）在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发展过程中，并不甘愿永远从属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二流国家地位，而是处心积虑地图谋摆脱之。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侥幸成功，又经吞并琉球、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历次侵略冒险的成功又刺激它一步步走向新的更大的冒险。在大陆政策上，日本军部往往超越外交权限、独断专行，形成与外务省相冲突的“二元外交”现象。

总体而言，以中国（东北）为目标的日本大陆政策，是日本攀附欧美先进帝国主义，充当其侵略中国的打手，先以从属姿态从中国东北取得各种权益，继而又以建立其帝国主义的经济自给圈为目标图谋分割中国领土。如果日本能够继续协调与欧美列强的利益冲突，则建立一个自主的帝国主义经济圈不可谓为不可能。但其军部在频频冒险成功的刺激下终于走向与欧美冲突的地步，最终也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