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业务变革

如果谈到农业生产，人们就会联想到一望无际的庄稼；如果谈到钢铁、汽车等行业，人们脑中自然就会反映出一条条生产线；如果谈到餐饮业，人们都会想到后台的厨房和前台忙忙碌碌的服务生；如果谈到软件业，人们就会想到一群群“白领”在电脑前工作……这些行业就像青蛙一样，一生都固守着同样的外形和肤色。可是谈到投资银行，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脑海中浮现出完全不同的印象——仿佛投资银行业务就像一条变色龙，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结构的变化、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而千变万化。

颜色千变却永不褪色的投行业务

　　经历了由混业、分业、再混业的演变过程，很多投资银行都已经融入商业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中，独立投资银行在欧洲和美国走到了尽头，但是投资银行业务却并没有因此而褪色。

无论是作为商业银行内部的投资银行子公司，还是金融控股公司下面的投资银行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都是清晰而独立的。即便在全能银行中，也存在独立的投资银行部门或清晰的投资银行业务。比如，证券交易与经纪业务，融资发行业务，兼并收购顾问业务，以及房地产、股票、金融衍生品等自有资金投资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等。

　　从社会功能看，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都是资金短缺者和资金盈余者之间的融通中介。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通过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后者是通过信贷市场为企业提供间接融资。从业务上看，投资银行的本源业务是证券承销和经纪业务，而商业银行的本源业务是存贷款业务。依托于不同的本源性业务，两者都可以发展客户理财、资产管理，都可以有自由资本的投资和运营，但是，其活动的领域和投资的重点却有明显的差别——投资银行主要在资本市场层面运作，而商业银行更多的是活动于货币市场。商业银行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源源不断的客户存款，而投资银行要扩大资产负债表，必须通过高杠杆来放大自有资本的作用。与商业银行相比，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银行，通常无法彻底回避风险，相反还要通过吸收或对冲风险来获利。

　　从宏观角度分析，当信贷市场所引导的资本流动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段时，商业银行的价值创造空间和成长状况就会超过投资银行；当资本市场所引导的资本流动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时，投资银行的价值创造能力就会迅速提升。

　　无论在欧洲、美国还是在东方的亚洲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广阔前景，决定了投资银行的发展空间——投资银行这条变色龙，无论颜色怎么变化，其本质和业务价值却永不褪色。

二战后重拼传统业务版图

　　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长时期维持较低增长，各国资本市场也处于低迷状态。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颁布以后，投资银行被限定在只能从事证券承销、交易、经纪和咨询业务。直到二战结束之前，都没有多少公司股票融资发行业务，交易和经济业务也异常清淡。部分投资银行可以依靠政府债券发行和交易业务维持生存，也有很多投资银行在这一时期走向衰落甚至倒闭。

　　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的带领下，全球经济逐步走上复苏和繁荣的轨道。这一时期，石油化工行业、半导体行业、汽车行业、家用电器等陆续迎来辉煌的高速成长期。各国企业通过股票或债券融资的需求不断增长，这给投资银行带来了持续的发展空间。

　　除了高盛、摩根士丹利、第一波士顿等传统的证券承销商获得高额利润之外，成立于1915年的美林公司也是在这一时期因迅速做大了融资和发行业务而崛起的。该公司直到二战结束在投资银行业并不知名，在20世纪50年代才刚刚形成完整的投资银行业务部门，然后就赶上了二战以后经济和资本市场大发展的好机会。

　　美林公司除了重视发展融资和发行业务的大客户之外，比其他公司更重视交易和经纪业务的中小客户。事实上，每一次公司上市高潮之后，必然带来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张和交易量的增加。这一时期共同基金才刚刚起步，大部分证券市场的投资者都是自主交易者。成功地吸引并服务于这些自主交易投资群体的投资银行除了美林之外，还有雷曼和所罗门兄弟等公司。

70年代掘金中产阶级崛起大潮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利率和汇率波动频繁，全球经济陷入滞胀。这一时期不仅公司股票和债券发行业务明显减少，而且经纪业务的固定佣金被浮动佣金取代。投资银行传统的依靠发行、交易和经纪业务佣金的收入和盈利模式受到挑战，也又一次面对利润率下降的挑战。而二战后30年通过家庭财富积累所造就的一代中产阶级，为投资银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二战结束后30年，欧美崛起了新一代中产阶级，这为投资银行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时机。我国改革开放30年后，也迅速成就了一批富人阶层，他们理财需求是否给中国投行带来了机遇呢？

　　20世纪70年代开始，依托中产阶级的壮大，证券经纪商和代理客户理财的资产管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美林公司在强化自身的经纪业务、咨询顾问服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的同时，还不断收购中小型的资产管理公司和证券经纪公司，逐渐成为那个时代资产管理和经纪业务的巨头。

　　为了巩固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地位，各大投资银行也开始设立独立的资产管理部门，大力发展资产管理业务，发行和管理各种类型的投资基金。这一资产管理业务的扩张趋势一直发展到2008年金融风暴前后，高盛、摩根士丹利、巴克莱等投行都管理了数百只基金，包括私募股权、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多种类型。

　　也有很多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经纪商，依靠自身力量而发展成为与传统投资银行抗衡的新型金融机构。富达投资、先锋基金管理公司等，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成长壮大的。

　　顺潮流而起的证券经纪商当属嘉信理财最具代表性。这家折扣经纪商成立于1974年，它抓住了资本市场自主投资群体增长所带来的机遇，通过佣金折扣策略、基金超市业务，依靠有竞争力的价格和服务，使其经纪业务价值迅速提升，成为证券经纪行业的领导者。

　　在成立后短短的20多年时间中，嘉信理财居然拥有了远远超过传统投资银行的客户资产。在20世纪90年代，嘉信理财率先利用互联网交易实现又一次腾飞，并成功地做大了资产管理业务(目前其资产管理收入已经超过它传统的佣金收入)，其客户资产总量一度占到折扣经纪市场50%的份额。

80年代并购咨询业务驶入高速路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传统行业中的主要公司大部分都已经上市，IPO业务上升空间逐渐缩小。这时期，以汽车业、钢铁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存在着巨大的存量整合和并购重组需求。针对发行融资业务的下降和并购市场的扩大，各家投资银行都纷纷设立专门的并购咨询业务部门，招募和培养并购咨询方面的专业人才，为传统的客户提供并购咨询服务。

　　可是这一设想在起步的时候并不顺利，并购咨询业务并没有为投资银行带来很多直接的收入。很多大企业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并购目标，并直接与收购对象完成谈判。只有涉及在资本市场融资、收购公开发行的股票或需要过桥贷款的场合，客户才会寻求投资银行的帮助。即便如此，投资银行能够收取的并购咨询费用也非常低。

“垃圾债券”的出现演绎了“蛇吞象”的故事。“垃圾债券之父”——米尔肯敌意收购的衍生产品，使得“毒丸计划”、“白衣骑士”等新概念的纷纷问世。

“垃圾债券”的出现，无意中让人们发现，借助于资本市场和相关金融产品，“蛇吞象”式的收购并不是什么难事。“垃圾债券之父”米尔肯所管理的Drexel Burnham Lambert公司，发起了一系列敌意收购，既让很多公司反感，也让那些有可能成为并购对象的公司不寒而栗，纷纷雇佣投资银行制定反收购计划。于是，类似于“毒丸计划”、“白衣骑士”等新概念纷纷问世。随着收购兼并越演越烈、收购过程越来越艰难，涉及的财务问题、法律问题、资本市场产品问题、价格问题越来越复杂，在并购过程中聘请投资银行担任顾问逐渐成为一种通行的做法。80年代后期全球几乎所有的大型并购案中，投资银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但收购方会聘请投资银行设计收购方案，被收购方也要寻找投资银行的帮助，以对恶意并购进行狙击。

　　虽然并购咨询业务收取的佣金比率很低，但是随着并购案例增加和并购额的增大，投资银行的并购收入增长很快，到90年代中期，很多大型投资银行的并购咨询收入已经与传统的证券承销收入持平。

90年代的辉煌与不断扩张的资产负债表

　　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投资银行酝酿变革的年代。受益于计算机信息产业、互联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的大发展，始于1971年的NASDAQ在这一时期突飞猛进，其规模直逼主板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投资银行不但是网络公司上市融资的推手，而且也大举用自有资金开展VC⁷和PE⁸投资。作为“新经济”的孵化器，投资银行也随着新经济的繁荣而获得快速的发展。

　　连续10年的超级大牛市，使投资银行巨头们的资本实力成倍提高。而无论是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风险投资业务、私募股权投资业务，还是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高额利润，都让投资银行不再拘泥于替别人做嫁衣而仅仅赚取微薄的佣金。以高盛公司为代表的传统投资银行开始更多地向买方业务转移。

　　由于买方业务需要占用资产并用自身资本承担风险，而投资银行本身的自有资金相对于其庞大的业务规模而言微不足道，所以各大投行纷纷使用债务资金做大资产负债表，从而造成投资银行的财务杠杠越来越高。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现代的投资银行的业务链和价值链已经逐步完善，产品线空前丰富——成功地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风险投资者、战略投资者、承销商、做市商、借贷者、交易成全人、咨询顾问、资产管理者等多重角色。其业务触角已经渗透到各个产业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盈利能力获得了全面的提升。

　　同一时期产生的混业经营趋势，也使投资银行不同业务和产品相互渗透，使原本按照业务线和产品划分的部门组织方式逐渐改变。新的组织模式更多地从客户出发，不再通过不同的业务部门向各自的客户出售不同的金融产品，而是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集中所有业务线的资源，通过产品的交叉销售向客户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客户资源和产品资源整合力度最大的当属各家投资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部门，如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私人银行部(Private Banking)、高盛的私人财富管理部(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其中，瑞士信贷的私人银行业务净收入一度占其净收入的34.59%⁹。在具体的运作中，私人银行部门的投资顾问与客户建立联系，根据客户的要求及其风险承受能力，向其提供或出售由投资银行各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存款、股权投资、结构化产品、对冲基金、大宗商品、财务咨询、项目融资、交易服务、企业上市服务、资产管理等。

　　尽管面临着来自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竞争，但是，这一时期无论从资本实力还是从业务能力来看，投资银行已经走到了这个行业有史以来的顶峰。

当贪婪无法满足——要么走向海外，要么制造泡沫

　　2000年以后，尤其是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9·11”事件以后，资本市场重新陷入低迷，企业融资需求显著下降，可上市的大型企业寥寥无几，符合在创业板上市的成长性公司越来越少，无论是发行融资业务，还是证券交易和经纪业务的成长空间都越来越狭窄。

　　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并重塑了投资银行业务结构的并购咨询业务，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高潮。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不仅经济本身可实现重组的机会正在减少，“垃圾债券”等支持并购活动的金融产品也受到更多的限制，从而使并购业务的发展方向收窄。

　　在投资银行收入中比重不断提高的买方业务也遇到了挑战。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生物制药、新能源都没有形成类似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那样的产业化影响力。因此，投资银行直接投资业务和通过股票市场投资获利的机会越来越少。事实上，从2000年到2010年初近10年的时间，投资于道·琼斯指数的总收益居然为负值，这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中是非常罕见的。当然，无论客户资产盈利还是亏损，投资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仍然可以向客户收取管理费，而与投资回报相挂钩的业绩提成收入却大幅减少。单纯拘泥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老牌投资银行的买方业务已经无法保持原有的增长速度。

　　无论对于习惯了高收入的华尔街经营者们，还是对投资银行的股东而言，都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的业务机会。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维持高收入，汇集了全球知识精英的投资银行巨头们自然有办法找到出路——要么走向海外，要么制造泡沫。

　　首先是新兴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解决了西方投资银行赚钱的需求。各大投资银行早已积极在各新兴市场布局，尤其被高盛追捧的“金砖四国(BRICs)”¹⁰和“新钻十一国(Next-11)”¹¹。这些国家大多正经历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变革，经济发展迅速，新行业、新领域不断出现，企业大多有着强烈的融资需求。在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发行融资，也有更多的企业并购重组。当然，这些国家的权贵和新富们更迫切地需要专业理财服务。从早些年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红筹股”，到后来的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平安保险、中国人寿等大型国企的海外上市，国际投资银行巨头都赚取了巨额的承销费和投资收益。高盛仅在工商银行一家上市前后的承销收入和投资收益中就赚取了数百亿元的利润。在印度，最大的钢铁集团米塔尔的大型并购活动中，高盛公司一直担当并购顾问，甚至把米塔尔集团的董事长吸收为高盛的董事。当然，围绕着个人财富排行榜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富豪们，国际投行在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展开了剧烈争夺，在全球范围内为他们打理财产。最后，他们自然不会忽视那些为庞大的外汇资产寻找出路的企业，正在积极为这些国有的或私人的新贵寻找海外并购的目标，在每一单业务中赚取丰厚的利润。

　　来自海外新兴市场的巨额收入并不能完全满足投资银行的贪婪，2000年以来它们先后制造了两个巨大的金融泡沫，一个是大宗商品泡沫，一个是地产泡沫，并围绕着两个泡沫发明了一系列的金融衍生品。

　　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为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但是，次级按揭贷款及其相关的证券化资产所带来的购房需求，本质上都是没有经济实力的购房者在金融创新支持下的虚假需求。伴随泡沫产生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和相关的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迅速膨胀，投资银行们又持续获取了数十亿美元的高额利润，直到泡沫破裂，政府和纳税人被迫为其买单。

　　而大宗商品泡沫则主要借力于对中国概念的炒作。通过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操纵，围绕着大宗商品期货、期权、对赌协议等一些列金融产品，投资银行们也掠取了巨额收入，仅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就有中航油集团、国航集团、东航集团、深南电集团等公司在大宗商品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中造成巨额亏损，而它们所亏损的几百亿资金都进入了高盛公司等大宗商品泡沫操纵者的腰包。

　　在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破裂之后，投资银行家们又开始开拓所谓另类投资和交易，这让投资银行的未来更显得不可捉摸。传统的投资银行的投资标的是资产和货币，而另类投资却连天气期货、碳排放权等都进入了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几乎一切可以资本化的东西都成为了交易对象。

　　以碳排放权交易为例，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开始嗅到了其中蕴藏的商机。一开始，投资银行只是作为碳排放权交易的中介机构，从中赚取手续费。后来，投资银行开始直接投资于碳排放权，从而获取交易的价差收益。从2004年到2006年，欧盟的排碳配额价格从不足9欧元涨到了32欧元，投资银行们获利匪浅。

滚雪球——抓住时代主题，实现跳跃式发展

　　在好莱坞电影《华尔街》中投资家戈登说过一句话：“钱是永远不会睡觉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钱不仅不会睡觉，而且每一分钱都带上资本杠杆，并通过加快资金流动速度等方式，从每一分钱的资本上榨取数倍利润，并通过一系列创新，将业务触角伸向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历经百年历史变迁的投资银行业，仍然是薪酬最高、收入和利润最高的行业之一。之所以没有像同时代诞生的许多产业一样，随着时光的流逝日渐没落，是因为它们总会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创造出新的业务。那些不能顺应潮流的公司逐渐没落，而抓住时代发展主题的公司则不仅保持了高收入，而且一步步发展成为资本规模巨大、客户资源丰富、专业能力较强，甚至影响全球经济的金融巨头。

　　具体而言，在经济起飞和企业成长阶段，投资银行的证券发行和融资业务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因而会得到较快的发展。与证券发行规模同步成长的往往是证券交易和经纪业务。摩根士丹利、高盛、第一波斯顿、雷曼、美林等老牌投行都是借助于经济成长期的发行融资业务而崛起的。

　　而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投资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就会因居民理财的需要而迅速壮大。目前的美林公司、嘉信理财的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一系列全球闻名的大型基金管理公司，都是居民财富积累和中产阶级壮大的受益者。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成熟阶段之后，行业整合和收购兼并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有能力发展并购咨询业务的投资银行就会崛起。

　　在新技术、新兴产业发展的时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业务会极大地推动这些行业的发展，因此，投资银行的自营投资和PE业务价值凸显，只有重视买方业务的投资银行才能获得高额利润。以最古老的传统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公司为例，由于意识到传统投资银行业务的衰落，高盛公司20世纪90年代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向交易型投资银行转变。到2009年，高盛集团的三大业务板块中，交易与本金投资业务占到了76.1%，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占13.3%，而传统的财务顾问和承销业务仅占10.6%¹²。

　　可见，投资银行业竞争中制胜的关键，就是根据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变化，通过业务创新，抓住机遇，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巨头中，除了高盛之外，最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几乎抓住了每一次新业务机遇的还有美林公司。它不仅利用战后经济增长发展了融资与发行业务、交易与经纪业务，而且抓住中产阶级崛起的机会大力发展了资产管理业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培育了并购咨询业务能力，在90年代发展了买方投资性业务。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在华尔街执各项业务之牛耳的投资银行中，美林公司的各项业务发展最为均衡。其经纪佣金大约占公司总收益的15%~18%，资产管理和投资组合服务费占公司总收益的9%~14%，利息和红利收入占公司总收益的43%~54%(未扣除利息成本)，交易、自营和投资收益占公司总收益的10%~14%，传统投资银行业务占公司总收益的7%~11%。根据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发展、企业和居民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发展，即时调整业务构架，保持各项业务的均衡发展，是美林公司成功的主要原因。

　　投资银行某项业务的创新，是否能够获得实质性的成功，本质上取决于这项业务是否适应经济发展，能否给客户创造价值。

　　共同基金和资产管理业务的成功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分散风险、专业理财获取经济成长回报的投资方式；“垃圾债券”的成功在于它一方面为经济体中信用状况相对较差的企业找到了有效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为投资者们提供了收益更高的投资标的；资产证券化的成功在于它增加了资产的流动性，并因此增加了人们的贷款意愿；投资银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金融衍生品业务的成功在于它们给处于经济波动日趋频繁的环境中的投资者们提供了套期保值的工具……

　　当然，如果不惜通过制造类似于次级按揭贷款及其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来掠夺财富，必然给整个行业带来灾难——脱离了社会财富创造本质的收入和利润，自然是不可持续的，依靠这些业务短期获得高收入的投资银行，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

　　对于投资银行的长期发展而言，有时候只要抓住一次时代的潮流就能够获得爆发式增长。一旦在某一领域独占鳌头，就可以利用该特色业务中积累的高额利润，向其他业务领域扩展，从而建立在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美林和嘉信理财的成功充分说明了顺应潮流、抓住时代发展主题的重要意义。

适者生存——法律、政策与投行生态

　　投资银行业务形态的演变，除了跟时代背景和价值创造能力相关之外，更大的挑战是来自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在这些挑战面前，投资银行如果能够迅速行动，及时适应监管层的监管要求，寻求突破口，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将很容易被历史所淘汰。

　　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各国纷纷出台新的金融监管法案，对投资银行的债务杠杆、自由资金投资的比例等很多方面都做出了限制。如何顺应这一潮流，继续保持发展的潜力，已成为各国投资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在中国，一直生存于严格监管、业务资格管理、融资和投资约束的证券公司，如何结合中国特定的监管环境，发展出顺应潮流、为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助力的业务，是决定中国证券公司前景的关键因素。

　　海外投行在新兴市场得发展，则必须兼顾其本土优势和所在国家的法律监管环境。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银行如果借助本国企业走出国境的机遇，学习海外经营，趁机迈出国门，也是决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投资银行国际地位的核心因素。

　　以国际投行在中国的发展为例，一方面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刚刚经历了20年的发展，需要向国际投行学习先进的业务经验；另一方面国家不可能在经济飞速发展、金融需求巨大的阶段把本土投资银行业务的蛋糕拱手让给外国投行。这时候，专注于中国本土投行所不擅长的海外业务，或者与中国证券公司进行合资，就成为明智的选择。

　　然而，高盛公司却按照其一贯的文化，绕过中国的有关法律限制，通过一系列运作拥有了一家全权控制的全牌照证券公司高盛高华。高盛公司首先安排中国人(用高盛提供的贷款)申请设立其实际控制的内资公司高华证券，然后高盛再出资33%与高华证券合资成立高盛高华，实际上不论是高华公司的业务，高华对合资公司的67%的股权，还是合资公司高盛高华，都是高盛全权控制。这样的证券公司由于没有中方的利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还有待观察。

　　其他的合资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也出现过一些不符合国情的现象。比如，某些国外证券公司在2006年收购了中国本土的证券公司之后，却按照它们在国外的管理风格，把几乎所有的证券营业部全部卖掉，结果在2007年以后却发现，它们卖掉的每一个营业部，都是一只会生“金蛋”的鸡。

　　除了各国法律和政策之外，各国的证券交易制度和交易所的战略也可能对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实行会员制管理，不仅是非营利性组织，而且有半官方的监管角色。交易所的交易制度与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模式密切相关，上市制度则决定了证券公司发行业务、并购业务的盈利模式。由于所有的上市业务必须通过证券公司承销，所以中国证券公司未来的发行融资业务收入是有保障的，类似于大型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向证券公司支付的承销费，实际上是上市制度提供给证券公司的垄断收入。所谓上市保荐人，只不过是个形式，没有实质性的服务，也不承担什么风险。

　　而西方公司上市执行注册制，投资银行必须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才能赚取承销收入。由于市场对优秀公司股票的需求极其旺盛，这些公司上市时甚至可以不雇佣投资银行。即便是雇佣投资银行包销，投资银行业也没有什么谈判地位，其在承销业务中的中介作用趋于减弱。互联网搜索巨头谷歌(Google)的股票发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谷歌创新性地通过荷兰式拍卖的方式融资27亿美元，这种发行方式中的股票价格不是由投资银行集中制定，而是由所有的投资者竞价拍卖确定的。虽然这次上市的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依然获得了高达1亿美元的佣金收入，但是这种创新的发行方式削弱了投资银行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能力。如果这种发行方式被其他公司广为效法，则必然会降低投资银行的盈利能力。

　　此外，西方的很多交易所都是公司制，具有自身的经济利益。尤其是一些大型交易所，在成为上市公司之后，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提供基础交易和上市服务，试图闯入投资银行的传统领地，向投资银行业务渗透。比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已经开展了一些股权融资的业务。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将给投资银行证券承销和融资业务带来巨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