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和变革

背叛和变革

当有人感觉到背叛，即信任关系的完全坍塌，那么使得变革成功的惟一方式就是重建信任。当人们丢了工作或认为政府有不良行为时也是同样的情形。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背叛”这个词。它是常用于组织中的有威力且带有感情色彩的贴切用词，高层经理们要好好记住这个词。当人们丢掉了工作，他们常会有一种强烈的背叛感。这种情绪常表现在应付机制上，比如责怪他人和推卸责任，以及急于获得所有信息。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承认人们的情绪并帮助他们解脱，那么将非常难以（如果还有可能的话）重新获得他们的信任。

为了重建信任，需要先认可这种背叛感，要容许他们发泄这种情感，正如下面要讲到的南非的案例。南非政府认识到，在种族隔离政策的长期统治后，人们的信任感已经受到大规模的、持续的和沉痛的损害，现在要给大家证实和倾诉其不平的机会，这样，才可能重新获得信任。为做到这一点，政府专门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主要的任务就是医治人们的心理创伤。

一个新观点

芭芭拉·海因茨（Barbara Heinzen）

在过去五年，我一直与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几国的人群待在一起，研究这几个国家未来可能的发展局势。我受雇于位于罗马的国际开发学会（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SID），这个学会希望利用这些局势报告激起更为广泛的讨论。在各国的最初五次会谈里，我要求每个被采访的人描述他们的“热爱之物”，目的是为了消除个人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思想。在肯尼亚，在访谈开始时，我先以自然环境作为我的热望，给出了一个范例。但是，这种具体的偏好使得肯尼亚团队中的一些成员很难对我产生信任。因为在早期的殖民时期，欧洲的殖民者从这里没收了不少土地给他们自己用。英国的定居者首先就是这样盘剥土地，接着各殖民主义国家都采取行动，将人们赶出他们的土地，然后建成野生动植物的国家公园。由于这段历史，我对“自然环境”的喜欢加深了他们认为西方人都只关注东非的野生动植物，而不关心东非人的看法，重新勾起了他们早期被剥夺的回忆。

大约两年后，我在坦桑尼亚的工作开始了。我再一次询问他们的热望之物，并且再一次以我自己的期望作为例子。但这一次，我尽量清楚明白地说明非洲农民劳作的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以及生态恶化可能造成的影响。我说，我期望的是一个生态模型会怎样出自于非洲。这一修订有个优势就是不会立即引起怀疑心理，但这样说也会让人费解。在会谈中的许多人都很年轻，在农村地区工作经历很少。更困难的是，他们心中固有的想法就是立即关注急迫的前沿领域：即克服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包括在财政和人才上对国际捐助的依赖。除非在这方面有所改变，否则绝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即只能接受非洲人对于生态进化的观念。

大约一年后，一名同事和我开始了在乌干达的调查工作。像以前一样，我在首次会谈要人们讲出他们的热爱之物，也讲述了我期望能创造一个生态优化的社会作为一个例子。在这一次，我已经深信非洲社会开始了解到讲究生态平衡的生存状态（其实，北半球国家的人都快要忘记了）。因此，我说我的期望是“北半球国家的人们应该向非洲学习，而不仅仅是非洲人们向北半球学习”。再一次，我的热情遭遇到无情的冷漠。在乌干达，最令他们烦心的事情就是乌干达人对政治的不信任。在首次会谈前，我们已经知道在经历了艾迪·阿敏（Idi Amin）的残酷政权和国内战争后，人们可能很难彼此坦诚地交流。当我们询问他们的期望时，一名参与者说是“让乌干达成为一个可以容忍的地方”。在这种环境下，整个国家关注的问题不是生态破坏的威胁，而是不断恶化的暴乱局势。

这三个故事告诉我们关于信任和殖民政策终结后社会发展的能力的什么启示呢？这三次经历有几点相同的地方，其中一点就是他们都认为环境是西方人的事，与非洲人无关。围绕这个看法是一大堆不愿直说的恐惧。第一，他们担心西方人想要保持非洲野生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的真实用意是不要让非洲人民实现工业化，永远无法直接与西方经济进行竞争。第二，在这三个国家都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经历，即无数的当地人民被赶出他们的家园，而被改建成动物的国家公园。因此，在西方人几乎无法实现的保留原始荒野的梦想的名义下，环境问题隐含的是土地要被剥夺的威胁。第三，千百年来，不论世界各地，农民总被看做是比城市居民“文明化程度”低的人群。非洲可以建成一种非工业化的、生态平衡的社会的说法暗示着非洲要永远处于农业阶段，因此，“文明化程度”很低，也不值得人尊重。所有这些担心造成的结果是西方人谈论所谓的“环境”只是带有利己意图的征服非洲的新方式。

但这三个故事还有另一层次的问题，即：我在东非地区的大学的求学经历。从19世纪以来，非洲社会一直被欧洲社会看做是“原始的”文化，因此之后迅速被现代化所取代。非洲的哲学、道德规范、经济组织、农艺学和政治规则都被彻底损毁和废除，被当做是无用的和落后的机制一一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谈起在非洲的教育时，他们总是指采用欧洲课程、使用欧洲语言上课的教育。他们很少指通过故事、艺徒或现实经历等方式口口相传的知识。尽管这些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还存在，但却从未被现代社会尊称为“教育”。

在这种环境下，那些千方百计完成欧洲教育的非洲专业人士必定不会信任那些认为家庭和社会上口口相传的知识在21世纪还有价值的西方人了。为何这次访谈的内容突然发生变化了呢？这种观点背后隐藏着什么？当肯尼亚人听说环境是我的热爱之物时，他们必定疑虑我到底想得到什么。另外，他们中的许多人以西方的竞争做法获得了成功。为什么他们要复兴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的农业社会呢？坦桑尼亚对我的期望的冷漠可能出于一个不同的原因，根源就在于他们对捐赠依靠的摇摆不定的厌恶。我对非洲建立生态发展模式的观点是否强化了他们可能仍长期采用依赖的模式？我是否看起来就像另一个想用坦桑尼亚作为自己梦想试验地的外国人？最后，在乌干达，我访谈的人刚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叛乱。在他们遭受了所有的灾难后，又能对自己的社会有多少信心呢？他们为什么要相信我要对乌干达充满信心，甚至比他们自己的信心还要高？

因此，一个接一个的，我发现这些成为我在东非最亲密的同事的人根本没法接受我关于生态平衡发展的设想。从个人来说这真令人失望，但是与我作为协导员的工作任务不相关。现在，我还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现在那几个国家的工作团队收集到更多关于这些国家未来的各不相同的报道题材。这些差异更使我确信我应该将自己的看法和结论建立在交谈的基础上。然而，东非的团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完全建立在他们自己对世界和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上。

一个被人信任的协导员要能引导出新的观点，如果能与与会者产生共鸣，则可能更能被人接受。当我看到我在东非的同事不赞同我关于非洲生态发展的看法时，我就会问自己为什么我的想法被持续地遭到拒绝。是我错了吗？与非洲传统中的价值观无关吗？或者我是正确的，但是业已形成的发展梦想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的生态问题都像是一个浪漫的神话故事？也许我们只是没有找到合理的言语表达我们理解的观念？或者就是我本人不值得信任？还是由于我的出生和成长经历都没有与他们相同的遭遇，使我根本无法理解殖民主义给人的伤害和依赖性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相关性，但是，当我准备在乌干达的最后一场讨论会时，我考虑更多的是自信的问题。乌干达人在经历了这么多后，他们还能相信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我关于非洲生态平衡发展的想法很难与在那里的同事产生共鸣。我与一位名叫亚伯都·辛巴（Abdu Simba）的朋友一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各地书店查阅后发现，这里根本没有环境方面的书，既没有描写重要生态原则的教材，也没有关于农民需要了解的环境知识方面的学术研究。只有一本有关矮茶几方面的书上有大幅的野生动物和快乐的当地居民的插图，有些书还在强调过去殖民主义的偏见。“毫无疑问，没人能理解我！”我对亚伯都说，“这里根本没有环境方面的书籍。”“你也可以说说其他国家呀。”他回答说。

这几句简短的对话引出了最后一个关于信任和社会创新方面的问题。我们对生态的理解还是相当新的。我们将这种理解运用到我们的计划、预测和假设上的能力还很不完善，这不仅指在东非，而且指我所知道的所有组织。往往，关注生态发展的想法就是因为它还太新而遭到人们的拒绝。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个人信任成为关键性的了。有了信任，任何人都敢于去尝试以他们现有的知识背景还不能理解的事物。而缺少信任，我们都不敢再尝试学习任何新鲜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