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战略目标的内在关系

第三章　中国和印度发展经济的
战略目标

中印两国经济的发展，不管其自觉程度如何，都是在一定的战略指导下进行的。所谓经济发展战略，从宏观角度讲，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总纲领。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要对比中印两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首先抓住这个纲领。

中印两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涉及的方面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战略目标，其中有关于生产的，有关于生活的；一是战略措施，其中有关于生产力诸要素的，有关于生产关系诸方面的，还有关于上层建筑某些环节的。本章所探讨的，只是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至于两国发展经济的各项战略措施，则在以下有关各章分别论述。

第一节　中印两国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

中印两国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但从长期看，其基本要求在各个时期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这是由两国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的。

一、中国发展经济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1]简言之，即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经济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2]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不仅强调了生产，也强调了供给；在供给方面，不仅强调了支援革命战争，也强调了关心人民生活；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经济的基本要求。它对于当时革命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全国解放后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都起着重要作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中国进入了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这是照耀过渡时期各项工作的灯塔，也是过渡时期发展经济的总战略。根据这一发展战略，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方针正确地体现了中国发展经济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并在执行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达到了生产、生活双丰收。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基本完成。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及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以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这一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完全体现了中国发展经济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但由于当时思想准备不足，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贯彻执行。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缺点，特别是错误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地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给生产、生活造成巨大损失，严重违背了中国发展经济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

针对以上问题，1960年冬开始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逐步恢复了社会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又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有步骤地把中国逐步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战略，但还未来得及实施，就爆发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10年动乱期间，曾经猖獗一时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把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正确论点、方针政策都当做“修正主义”来批。他们大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唯生产力论”等，倒行逆施，完全同中国发展经济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这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地纠正了前一个时期的“左”的错误，再次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转移，为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拨正了航向。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国共产党又制定了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第一步，到199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达到5000多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多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11000多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近10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0000亿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4000美元的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1983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正是按照这一基本要求制定的。

二、印度发展经济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

印度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印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要求应该是发展生产，追逐利润。但印度国大党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其争取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纲领中也提出了不少“社会主义”的主张。

早在印度独立以前，贾·尼赫鲁就说：“国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社会主义”。独立以后，1955年国大党又正式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其根本宗旨是：增加生产、消灭贫困，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在印度的多次五年计划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了这一发展经济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

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6）明确提出，印度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充分就业、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并且强调，所有这些方面必须全面实现，不能偏废。正如印度经济学家L.萨乌在《印度的发展战略》一文中所说：印度“一经获得独立，国家的政治领导就制定了一个工农业均衡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平均分配收入的迅速发展经济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自力更生的、日益发展的经济，从而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使人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5]

最能反映尼赫鲁思想的是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1）。在这个计划中，印度政府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要求在这个时期：①迅速增加国民收入，以大大提高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平。②迅速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发展基础工业和重工业。③大大增加就业机会。④缩小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更公平地分配经济权力。此外，计划还特别强调公有部门的作用以及政府对私有部门的指导。

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6）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方针的继续，进一步强调消灭贫困和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其基本要求是：①保证国民收入每年递增5%以上。②实现粮食自给，增加农业生产以满足工业和出口的需要。③扩大钢铁、燃料、动力等基础工业，提高机器制造业的能力。④增加就业机会，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⑤防止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垄断，缩小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

由于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再加上连续两年干旱、印巴战争和中印边界冲突，在60年代中期，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物价上涨，失业增加，外汇枯竭，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因而，被迫推迟第四个五年计划，进行三年（1966～1969）调整。

鉴于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中的经验教训，第四个五年计划（1969～1974），着重强调发展农业以及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基本要求是：①在稳定的前提下提高经济增长率，使国民收入每年递增5.5%。②更好地利用国内资金，逐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以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③在城市和乡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④防止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垄断，逐步做到社会公正和平等，向贫困阶层提供最低限度的国家补贴。⑤尽快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印度第五个五年计划（1974～1979）继续执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并特别强调消灭贫困和自力更生。其基本要求为：①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递增4.37%。②扩大就业机会。③扩大社会福利规划。④强调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但执行结果很不理想，物价上涨，经济形势恶化，加以英·甘地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社会矛盾激化，到计划执行的第三年，国大党就被迫下台。

1977年3月人民党执政后，中止了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并于1978年提出了自己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78～1983）草案。在这个计划中，人民党也提出要发展社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但在战略措施上则坚决反对尼赫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而主张实行老甘地所主张的优先发展农业、小工业和农村工业的战略方针。该计划草案还未修改完毕，人民党就下台了。

1980年初，国大党重新执政后，按照原来的基本战略思想，又重新制定了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强调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把消灭贫困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其基本要求为：①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有效利用资源和提高生产率。②加速经济的现代化和技术的自力更生。③逐步减少贫困和失业。④加速发展国内能源，强调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⑤普遍提高人民生活，特别要使处在底层、经济困难的人的生活达到最低限度的标准。⑥制定有利于穷人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以缩小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

第六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以后，印度政府又制定了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在这个计划的前言中，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任M.辛格说：“消灭贫困，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和技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实现自力更生，这是印度计划的基本目标。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对实现这些全国性的目标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第七个五年计划，我大胆地认为，则是我国摆脱贫困、无知、疾病等苦难根源的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第七个五年计划是到2000年的长期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奋斗目标就是有效地消灭贫困和无知，实现接近充分就业，保证满足吃、穿、住的基本需要并为所有人提供卫生服务。因此，该计划将致力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先进的、人道的并且是具有公平和社会公正的经济和政治。”^[6]拉·甘地在为第七个五年计划写的序言中又说：“我们的基本目标就是消灭贫困，建立一种强大的、自力更生的经济制度和一种公平的、公正的社会制度。”“我们必须用双倍的努力，消灭贫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实现社会公正，并铲除长期以来在弱小人民身上的种种社会障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1986年底，M.辛格在答《经济时报》记者问时说，近两年来，印度经济虽有很大改革，但“印度计划的基本目标并未改变，对于促进具有社会公正的增长以及消灭贫困也没有动摇”。^[7]1990年年初，全国阵线政府在其制定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设想》中提出，要重新修订计划工作的方针，把生产重点放在农业和乡村工业上，但政府的基本责任仍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以保证每个人，特别是穷人的最低生活水平”。^[8]

以上就是中印两国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

第二节　中印两国战略目标的实施结果

中印两国按照各自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经过40来年的努力，不论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还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具体情况，如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将在以下有关章节详细论述，本节只从宏观经济角度，利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等综合指标，概括地谈谈中印两国发展社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总的情况。

一、中印两国社会生产的发展

同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以前比，中印两国社会生产都有较大的增长，但中国要比印度快得多，而印度则比中国稳得多。各个时期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详见表3-1。

表3-1　中印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

注：*为1986～1989年数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49～1985年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北京，第46页；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北京，第339、341页；国家统计局关于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印度政府：《1989～1990年度经济概览》，第1页、第S-3、S-4页。

表3-1表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比印度快得多，中国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水平是否也比印度高呢？答复也是肯定的。但由于计算方法不同，说法很不一致。据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按现行价格和汇率计算，198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100亿美元，印度为2400亿美元，中国只为印度的1.3倍。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关于各国人文发展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8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2700亿美元，印度为8400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2.7倍。以上这两组数字，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由于计算方法中的问题，都还不能确切地反映实际。因此，在对比中印两国生产发展水平时，除了参考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外，最好再使用一些其他有关指标，特别是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运输量、出口量等实物指标来加以印证。这类实物指标在以下有关章节中一般都有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从略。

中国的社会生产之所以发展较快，水平较高，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自然条件比印度好，原来的基础比印度高，国际援助比印度多，而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比印度优越。如果没有几次大的折腾，中国生产的发展速度还会更快一些，生产的发展水平还会更高一些。印度生产的发展速度虽然不如中国快，但一直比较平稳，从未出现过像中国那种人为的大折腾，大起大落，这是很值得我国借鉴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也有较大的变化（见表3-2）。两国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农业生产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大大改变了原来的落后面貌。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和印度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都占50%以上。经过40来年的建设，第一次产业的比重已下降到30%左右，第二次产业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是实行工业化的结果。但中国工业化的速度要比印度快得多，目前中国第二次产业的比重已接近50%，印度只有30%。

但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仍显得非常落后。在1986年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次产业仅占3%，中国和印度分别为31%和32%；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二次产业为第一次产业的将近12倍，中国只为1.5倍，印度只为90%；西方发达国家第三次产业的比重更高，达61%，中国只有20%。在世界银行所统计的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中，中国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倒居第二，①服务质量也差。印度第三次产业的比重较中国高出一倍。这主要是由于印度的金融业和商业比中国发达。但根据目前印度的生产发展水平，不少人认为，这个比重似乎偏高了些。

表3-2　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

注：^[9]印度为自本年4月1日起到下年3月31日止的年度数字。②包括农业、林业、牧畜业和渔业。③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水、电、煤气供应。④包括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行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月刊，北京，1985年第6期，第4页；印度计划部：《1970～1971 至1986～1987年度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德里，第38页；印度计划委员会：《印度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第1卷，第14页；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168页；《东方经济学家》，新德里，1982年年报，第237页。

二、中印两国人民生活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以来，中印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前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两国各个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详见表3-3。

从表3-3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比印度快得多。目前，中国人民生活的水平是否也高于印度呢？由于计算方法不同，答案也很不一致。据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按现行价格和汇率计算，1987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0美元，印度为300美元，中国只为印度的96.7%。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关于各国的人文发展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87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124美元，印度为1053美元，中国比印度高1倍多。此外，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一般都认为中国当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印度高。至于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报道的1987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印度，那主要是由于近些年来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连续下调造成的，并不能反映两国的“增长实绩”。正如该报告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的技术注释中所指出的：“由于货币的波动（在近10年尤为剧烈），贸易条件的变化影响了相对收入水平。因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估计数的水平和排列位置有时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一定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相对的国内增长实绩有关。”中印的情况正是这样。世界银行的其他有关资料亦可证明这一点。据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198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0美元，印度为260美元；另据《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从1980～198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4%，印度为4.6%；同期，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1.2%，印度为2.1%。按照以上三组数字分析，则1987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应大大超过印度。至于超出多少，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表3-3　中印两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

资料来源：同表3-1。

以上数字，都是就全国平均来说的，实际上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中印两国收入分配的差别见表3-4。

表3-4　中印两国居民的收入分配^[10]

说明：①为各类居民收入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百分数）。^[11]为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数值介于0与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越不平等。
资料来源：马洪主编：《2000年中国的人民消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3～65页。

表3-4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即收入分配的差别、特别是在城市，比印度低得多。中国居民的收入虽然也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是由财产多寡引起的，而主要是由劳动者的劳动数量与质量以及自然条件的好坏决定的。因此，居民之间收入差别不大，广大人民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印度的人均收入本来就低，加以贫富悬殊很大，印度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印度“将带着大量的贫困走向21世纪”。到那时，“我们将会发现有两个印度，一个是富豪们的印度，他们享受着国外富裕世界所有的享受；另一个是穷人的印度，他们不仅依然贫困，而且还要承受使富者更富所付出的一切代价”。①而中国到那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有一位印度经济学家在总结印度建国以来的经验时说，长期以来，印度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一直是两个：一是较快的增长；一是公正的增长。“前者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后者却依然是遥远的梦想”。②因此，中印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不管在提法上多么相似，其执行结果却大不一样。这是由于两国各自的社会制度及其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的。瑞典经济学家简—埃里克·葛斯塔福森在对比印度和中国的资源管理时说：“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只要居民的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议会民主的灵丹妙药就是虚幻的。综观整个第三世界，还没有一个正面的例子能够说明，自由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与议会民主主义制度相结合，在根除农村贫困和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方面是成功的。”^[12]印度的情况正是这样，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不仅没有消灭贫困、实现社会公正的战略目标，而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更为严重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虽然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促进社会生产发展、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方面要比印度好得多，这是印度许多学者也公认的。

第三节　正确处理战略目标的内在关系

怎样才能把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订得适当，并保证其顺利实施，根据中印两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战略目标本身来讲，必须正确处理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公平与效益的关系。

一、生产与生活的关系

发展社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是社会主义国家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这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终极目的虽然是为了追逐利润，但要实现这一目的，也必须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如果只考虑社会生产，不注意人民生活，人民没饭吃就会造反，产品卖不出去，生产就会停滞，利润就无从谈起。在印度这样的低收入国家，尤其是这样。因此，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在战略目标中，对生产与生活都要统筹兼顾，不能偏废。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都有过教训，直到目前还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曾先后出现过两种不同要求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是五六十年代比较流行的所谓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它片面地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很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执行结果，即令生产发展了，但广大人民生活并没有相应地提高，以致影响到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上的持续稳定。为了缓和这个矛盾，从70年代起，许多国家开始执行改良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继续强调发展社会生产的同时，提出要注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需要。1970年，联合国大会第25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个10年发展战略，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印度大体上也是这样。早在独立初期，印度就曾对如何安排生产与生活的问题开展过一场激烈争论。有些人认为，应当首先安排人民生活，不应当追求生产的高速增长，否则就会降低人民的生活，而当时人民的生活已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另一些人认为，要改变印度的落后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尼赫鲁曾说：“我们必须提高生产，增加我们的财富。”“不增产，就灭亡。”他还说：“就业应该服从生产，不能为了就业而影响生产。”“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应该从生产的观点来评价。”^[13]在尼赫鲁这种思想指导下，印度的头几个五年计划都特别强调生产，片面追求产值，虽然也反复宣称要消灭贫困，实现社会公正，但实际上并未认真贯彻执行，加以农业歉收、外汇危机、边界冲突，以致社会经济问题日趋严重，到60年代中期，不得不中止发展计划，进行三年调整，并在国内外的压力下，逐步从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向改良的经济发展战略。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改变了尼赫鲁时代那种片面追求产值增长的做法，强调国民经济稳定地增长，满足穷人最低的需要。第五个五年计划进一步把“消灭贫困”列为计划的首要目标，并明确提出，增加生产必须服从这一首要目标。这是印度战略思想的一个很大转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印度政府曾制定过许多具体规划，但收效很小。有的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那些宣扬‘20点规划’的人，忘记了一条，即：印度所需要的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点规划’，就是‘消灭贫困’的规划。所有增长规划都必须从它们对实现这一目标所作贡献的大小来严格检查”。^[14]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在当前印度的社会条件下，则很难实现。

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和印度不同，原则上大家也明确发展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在处理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上也走过不少弯路，而且有时还相当严重。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对生产和生活都安排得较好，既发展了生产，又改善了人民生活，全国到处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迄今还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在国际上也得到普遍的称赞。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时，由于错误地实行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战略方针，片面地追求不切实际的生产增长，置人民生活于不顾，不仅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也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的发展。到1962年，不得不被迫进行三年调整，并在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着重安排了人民的“吃、穿、用”。但这个计划还未来得及贯彻执行，就爆发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把关心人民生活“吃、穿、用”等正确方针作为“修正主义”来批，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纠正了过去那种片面强调生产、忽视生活的偏向，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了长期积累下来的人民生活方面的问题，使城乡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正确的。今后，还要坚持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在理论宣传上、在实际工作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即片面强调生活现代化，提倡高消费，以致消费欲望越来越大，消费标准越来越高，消费需求的增长大大脱离了生产发展的现实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变化的可能，甚至把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不适当地转化为消费基金挥霍浪费。对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十三届五中全会以来，已开始注意纠正。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也不能丢掉。

二、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所谓正确处理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从资金来源看，也就是合理安排积累与消费的增长速度与比例关系。按国民收入计算，中印两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见表3-5。

表3-5表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消费率（70%）比印度（88%）低得多，中国的积累率（30%）则比印度（12%）高得多，各个时期都是如此。但在低收入国家中，除中国外，印度的积累率还是最高的，而且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比较平稳；中国的积累率，一般偏高，而且各个时期波动幅度较大。但中印两国的积累和消费都有超分配的现象。根据中印两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时，必须遵循以下几条原则：①在消费方面，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必须尽可能地满足广大人民最低限度的基本生活需要，否则社会就难以安定；随着生产的增长，人民的消费也必须有所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决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更不能分光吃尽，寅吃卯粮。②在积累方面，随着生产的发展，积累基金也应有所增加。在一般情况下，它的增长速度可以超过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但决不能牺牲广大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和人民生活应有的提高。③总需求与总供给必须基本平衡，即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之和不能超过国民收入使用额，否则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不良后果。

表3-5　中印两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

注：①为了和中国对比，本表印度的积累率是按积累净额占国内生产净值的百分比计算的。如按积累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计算，则印度的积累率：1950～1951年度为13.7%，1970～1971年度为16.4%，1980～1981年度为23.0%，1984～1985年度为21.3%，1987～1988年度为21.9%。②如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据世界银行资料，中国的积累率，1960年为23%，1980年为30%，1986年为36%。③1986～1988年数字。④1985～1988年数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36页；印度计划部:《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各期，转引自《金融快报》，1989年7月29日。

三、公平与效益的关系

要发展社会生产，除扩大积累外，更重要的是提高投资效益；要改善人民生活，除增加收入外，更重要的是分配合理。

30多年来，中印两国虽然积累了一些建设资金，但经济效益都差，而且波动很大。中印两国各个时期的投资效率（即每100个货币单位投资新增的产值）见表3-6。

表3-6　中印两国的投资效率①

注：①因计算方法不同，两国数字不完全可比，只能看个大概趋势。②1986～1988年平均数字。③原资料系估计数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8页；V.K.R.V.拉奥：《1950～1980年印度的国民收入》，新德里，第153～154页；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第264页。

“六五”期间，中印两国的投资效率虽然都有所提高，但所达到的水平都依然很低，从劳动效率、物资效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据有关资料估算，1986年，中印两国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只有美国的1.5%左右，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的2.0%左右。中印两国每一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仅为美国的1%左右。同年，中国每消耗一吨能源（按石油当量计算）所创造的产值只约为美国的20%、日本的10%。印度的能源效益较中国高，但也只为美国的50%多一点，日本的27%。^[15]以上能源数字是按商品能源计算的，印度的商品能源只约占全部能源消耗的50%。如按全部能源计算，印度的能源效率可能比中国还低。1978年，印度的炼铁焦比较中国高27%，每发一度电耗煤比中国高14.4%，每生产一吨水泥耗电比中国高30%。一位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记者说：如果中国能够利用现有的人力和设备，把注意效率放在首位，那么只需使用现有投资的四分之一就完全可以达到比现在更高的发展速度。他还说，为了发展生产，增加一些投资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有了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关键在于提高效率，杜绝各种浪费。这个问题不解决，多少钱也经不住任意挥霍。这些话，在原则上，对中国和印度，可能都是适用的。

针对经济效益低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提出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中，明确提出，“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的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并要求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第七个五年计划要求“坚持把经济效益的高低作为评价和考核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经济工作和经营活动好坏的首要标准。所有领导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基层经济单位，都要把自己的工作进一步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印度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第一项任务就提出“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生产率”，并把1982年定为“生产率年”。第七个五年计划，根据印度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指示，把提高生产率同增加粮食生产、扩大就业机会作为同等重要的最优先任务。拉·甘地在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序言中要求“把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效益、降低成本和改善质量上来”。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印两国对提高经济效益都是十分重视的。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都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仅仅提出号召是不够的。

在合理分配方面，印度在历次五年计划中，都反复提出要实现“经济平等”、“社会公正”、“限制经济权力的集中与垄断”，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贫富悬殊不是缩小了，而是更加扩大了，分配不合理的现象越加严重了。在中国，则出现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偏向。“两极分化”、“平均主义”都不是公平合理的分配，都不能使人民生活得到应有的提高。在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只有按劳分配，才是合理的分配。

长期以来，在国际上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论调，即公平与效益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得兼，要公平就不能要效益（如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效益就不能讲公平（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印度的收入分配在各阶层之间很不公平，但它的经济效益，总的来看，如表3-6所示，并不比中国高。中国在某个时期，特别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效益确实比印度低很多，但这个时期，也正是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最严重的时期。从第六个五年计划起，中国已开始注意纠正过去那种“平均主义”的错误，但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因此经济效益依然不高。如果今后能够彻底纠正“平均主义”、杜绝“两极分化”，真正做到“按劳分配”，并不断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就一定能够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相同的科技水平下，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经济效益。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10页。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57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4页。

[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页。

[5]L．萨乌：《印度的发展战略》，载《主流》周刊，新德里，1979年10月20日。

[6]印度计划委员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第1卷，第Ⅶ页。

[7]《经济时报》，1986年12月19日。

[8]《金融快报》，1990年3月1日。

[9]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26、227页。

[10]《计划》半月刊，新德里，1986年8月15日，第17页。

[11]《商业》周刊，孟买，1987年8月15～21日，第6页。

[12]英国《农村研究杂志》，1986年第2卷第2期。转引自《世界经济译丛》，1987年12月，第63页。

[13]转引自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经济统计年鉴》，第4页。

[14]B.达塔：《我们将带着大量贫困进入21世纪》，《计划》（半月刊），1986年8月15日，第19页。

[15]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26、227、240、241、282和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