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适度同步发展

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适度同步发展

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怎样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的相互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个必须合理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二元经济一元化的必由之路

农村工业化是工业在农村不断发展、生产和就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农业现代化则是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工业化(即机械化、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不断发展的过程。农业的发展是农村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促进农业的增长和繁荣是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重要手段，能够为农村工业化作出产品、劳动力、市场、资金等多方面的贡献。没有农业剩余(包括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的剩余)的增加、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农村市场的扩大、农业资源的开发和集约化经营，农村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正是在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发展的时候，才出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工业化的真正发展。农村工业化又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农村的致富之路。“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没有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尽快转移出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迅速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不易进步，农业现代化难以实现，农产品剩余也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农村也就很难脱贫致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能够“反哺”农业，为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改造传统农业在技术、资金、管理上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极大地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乡镇工业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就是这方面雄辩的例证。

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人类需要的物质产品中，工业品相对农产品而言，存在比重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农产品永远都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虽然工业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永远不会被消灭。只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的比重(包括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会逐步减少。所以，工业化包括农村工业化不允许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决不能像我国有的地方提出的那样“三年消灭甘蔗、五年消灭水稻”，使耕地大量减少、粮食大幅度减产、农业严重萎缩。农村工业化不仅不能“化掉”农业，相反还要在缩小农业比重的同时，促进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农业生产方式、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现代化，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产品的品种、质量和绝对量。农村工业化滞后，农业现代化难以实现;农村工业化过于超前，没有农业现代化的相应发展，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必将受到落后农业的制约。因此，不能片面强调农村工业化，也不能只注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努力实现二者的适度同步、协调发展。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21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实现二元结构一元化，使二元经济转变为现代经济。实现这种转变的主要内容和关键措施，就是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只有通过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才能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在农村普及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发达的城市与贫穷的农村并存的二元经济转变为工业和农业都发达、城市和农村都繁荣的现代经济。

二、农村城市化是农村工业化的必然趋势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但也有些人认为，城市化是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农村城市化是导致农业萎缩的理论误区，中国应走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农村工业化应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工业化。实际上，“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又是工业化的促进器。机器大工业导致了大规模的集中生产，而工业的集聚必然产生大规模的城市，工业化必然引起城市化。正是产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使现代城市成为世界的主宰。城市的根本特点是集中，城市化正好适应了工业化的要求，能够产生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形成发达的城市文明，极大地推动工业化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畸形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城乡差别的缩小和消除，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达到，不能采取先进发达的城市向落后贫穷的农村看齐的后退方式去实现，只能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促进农村现代化，普及先进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城市化还是经济市场化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又加速城市化。城市是城郭加市场，市场则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件，城市化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市场的扩大、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必然带来城市的繁荣、发达。现代市场经济是比传统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是当今的世界潮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城市化，自然也是世界潮流。

那种认为中国应该走“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的观点，之所以看不到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趋势，主要是存在以下误解:(1)对农村城市化的误解。以为农村城市化是要“化掉”农村，是要使所有的农村都变成城市、所有的乡下人都转化为城里人。城市化是人口不断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社会经济过程，也是城市地域扩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的过程，但城市化不是要把所有的农村都变成城市，也不是所有的人口都居住到城市里来。农村永远不可能被消灭，而且依然会占据地球的绝大部分空间，农村城市化只是要在农村适当发展城市、减少农村人口的同时，实现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化化，消灭城乡差别，达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2)对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的误解。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去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现在又出现了城市人口郊外化、分散化的“逆城市化”倾向，我们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这条弯路。实际上，逆城市化又称反城市化，是指城区人口郊外化、城市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或“反”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说城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和中小城市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主要原因包括:集中型的城市化使得城区，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居住拥挤、地价房租昂贵、生活服务费用上升、生活质量下降，引起市区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生产性和生活性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就业机会更多的郊区、卫星城或中小城市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产业的转移、新兴产业的兴起、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大城市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外的往来时间，迁居郊外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不会产生较大的不便。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除洛杉矶以外的12个最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在1950～1975年间平均减少了9.67%，而郊区人口平均增长207%;英国在1961～1971年，城市中心区的人口从2625.3万下降到2552.4万，中心区外城市圈内人口从1463.5万增加到1714.7万。实际上，逆城市化是由人口集中在城区和大城市的集中型城市化转变为人口向郊外和卫星城迁移的分散型城市化，是城市化不同类型的转换。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不是对城市化的否定，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城市文明的普及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出现逆城市化倾向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并没有下降，仍然不断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公共交通的完善、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城区居民能够享受更多更好的服务、汽车燃油成本的上升等，使得80年代以来从市外返回城市正在成为部分发达国家居民新的潮流。(3)对全球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现状的误解。认为城市化必然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弊大于利。的确，全球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也带来许多的难题和困扰，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城市病”的具体表现主要有:环境污染、卫生状况差、居住条件恶化、疾病流行、交通拥挤、社会秩序混乱、贫富两极分化、大片的贫民窟、大量的失业流浪者、过高的犯罪率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城市病”特别严重，即使像纽约、东京这样发达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也还存在程度不同的“城市病”。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约有5亿城市人口住房条件极差，1亿多人无家可归，亚、非、拉美地区的部分大城市中，半数人口居住在贫民窟或窝棚里，环境卫生恶化，饮水不洁、疾病流行，每年造成1000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也认为城市化正威胁着人类健康。但是总的来说，城市化多数还是利大于弊。并不是任何类型的城市化都必然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城市病”也不是城市化永远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城市病”发生的原因，首先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脱节，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第二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这是造成城市贫富两极分化、贫民状况恶化的根源;第三是城市化过程完全由市场调节，使得人口大量涌进收入高的大城市，引起大城市恶性膨胀;第四是政府对城市化的进程缺乏必要的宏观调控，只注重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忽视对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的克服。人类社会通过选择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采取恰当的措施，兴利除弊，能够有效地避免或消除“城市病”。这可以从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现状中找到证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现在发达国家的城乡对立和“城市病”普遍缓解，有的甚至基本消除。

三、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必须适度同步发展

城市化是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反过来城市化又极大地促进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化都有益无害，都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市化的后果利弊或利弊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城市化的道路正确与否。不同的城市化道路、不同类型的城市化模式会产生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效果。

城市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从城市化道路的差别上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同步城市化

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所谓“同步”即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适度的正相关关系，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工业化率(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或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互相协调，城市人口的增长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比较一致，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提供的城市就业量大体平衡，城市化的发展与农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基本适应。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市化道路，它能够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适度同步发展、良性循环。大部分发达国家现在的城市化基本上属于这种模式。

2.过度城市化

又称超前城市化，指城市化水平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所谓“过度”或“超前”即指: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不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而是主要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传统的生活性、商业性服务)来推动的城市化，甚至是“缺乏工业化的城市化”，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这是一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形城市化。过度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推力和拉力，再加上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是这种模式。比如墨西哥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瑞士、奥地利、芬兰和意大利，但1993年的城市化水平已达74%，明显高于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这种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带来高度工业化和经济繁荣，相反还使农业衰败、乡村凋敝，粮食由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过度膨胀的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1990年达到202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3%，成为世界上存在“城市病”的典型城市。

3.滞后城市化

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所谓“滞后”是城市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城市化的水平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滞后城市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了种种措施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严重阻碍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及城市文明的普及。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前的中国城市化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仅为19.39%。即使是改革以来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仍然滞后。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亚洲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关计量模型，1988年中国工业化率为22.6%，城市化率应为42.5%，而实际上只有28～30%，滞后10多个百分点。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比世界上其他人均GNP320美元的国家低8.6个百分点。滞后的城市化，造成农村工业化过度分散，乡镇工业形不成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农业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稳定，第三产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不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资源不能实现优化配置，既不利于工业现代化，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的现代化。

城市化的国家经验证明:城市化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必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适度同步，过度城市化是病态城市化，既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又不能带来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还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病”;滞后城市化则是发育不全的城市化，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利于现代化的实现;只有同步城市化，才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与良性循环，避免或缓解、消除“城市病”。

四、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正确道路

鉴于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践，我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包括农村城市化)道路应该是:

1.城市化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必须克服城市化滞后的状况，加快城市化发展，赶上工业化的步伐，同时谨防过度城市化，必须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并重，努力使城市人口增长与城市建设发展相互适应，实现城市化与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改革以来乡镇企业发展的实践表明，那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城市化滞后的分散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已经不能适应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和农村工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必须走工业化、非农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道路。分散的农村工业化，在初期虽然对于吸纳剩余劳动力、解决农村就业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变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占用过量耕地、浪费自然资源、造成环境污染、技术管理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等严重问题，特别是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正在逐步下降。有关研究表明，由于乡镇企业过于分散，用地规模增加了1/3，能源利用率降低40%，基础设施投资增加20%～30%，行政管理费用增加80%，人力资源增加1%～2%，最终表现为资金利润率比相对集中降低20%左右，并对农业规模经营和城镇建设造成空间上的困难。自80年代后期以来，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已明显地出现吸纳就业者能力减弱的趋向，1992年与1988年相比，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值翻了一番，而就业人数只增长了10%。1988年以来，乡镇两级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平均每年增长18.4%，而每万元资产吸纳的就业人数，从1988年的3.1人降至1991年的1.8人，下降了42%。1984～1988年以来，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纳农村劳动力1260万人;而1989～1992年，平均每年只吸纳260万人，仅相当于过去5年的一个零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遍地开花，到处办厂”的小规模、分散、低效的农村工业化，必须向适度集中、规模经营、集约经营的方向发展，乡镇企业应适当向中小城市集中，提高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必须转向“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适度同步发展的农村工业化道路。

2.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

首先是城市结构的多元化，即实现大中小城市并举，适度发展大城市，鼓励兴建卫星城，严格限制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重点发展50万～100万人口的大中城市，大力发展10万～5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但是，不能每个镇、乡、村都建城设镇，走遍地开花的城市化道路，大部分农村需要逐步做的是实现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城市化。国际经验表明:城市不是越大越好，越集中越好，越多越好。城市过少、过大、过于集中，容易产生“城市病”;城市过多、过小、过于分散，就会影响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城市必须正确布局，集中与分散必须恰当结合，使大、中、小城市结构合理、搭配适当。其次是城市化形式的多元化，即实行集中型城市化与分散型城市化相结合、内涵式城市化与外延式城市化相结合、政府发动型城市化与民间发动型城市化相结合。最后是城市化发动主体的多元化，改革以往政府作为单一发动主体的状况，形成城市投资和建设主体包括政府、银行、企业、居民、农民、外商等在内的多元化格局。在符合国家城市发展规划的前提下，鼓励兴建“农民城”。

3.市场推动的城市化道路

国际经验说明:城市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城市化的推进器。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都是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实现的，不会出现城市化滞后的状况。中国正是由于没有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长期存在城市化滞后的不利局面。因此，再也不能只靠政府的力量和计划机制去推动城市化，必须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去实现城市化。只有市场机制，才能更好地引导乡镇企业向中小城市集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动员多方力量投资搞城市建设，加快城市化的进程。

4.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的国际经验说明:城市化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政府必须实行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城市化完全由市场调节，会使农村人口无序地涌入城市，使城市化盲目发展，大城市恶性膨胀，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市场的作用还不能保证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非盈利性自然垄断部门的发展。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应该有合理的总体规划。城市化与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城市的合理布局、大城市过度膨胀的防止、“城市病”的避免或消除，都离不开必要的宏观调控。所谓政府主导型城市化道路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城市化必须重视政府导向作用的发挥。中国的城市化必须由政府制定总体规划，对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地区布局、城市规模的扩大等方面，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而不能放任自流、完全由市场调节。二是改变政府作用的方式。通过改革，逐步从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城市发展，转变为坚持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同时更好地采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城市发展。这样，既让市场机制力量推动城市化，又能保证城市化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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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农业经济》1997年第10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