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城市化

第一节　工业化与城市化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促进工业化，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反映了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城市化反映了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不能离开工业化，同样，工业化也离不开城市化。只有把作为经济过程的工业化与作为社会过程的城市化结合起来，整体推进，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城市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因此，在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中，也很看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也把发展工业化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一、工业化

我们所说的工业化指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过渡到以现代工业经济为主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纵观近现代主要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工业化的巨大作用不容忽视。

正是工业化自身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想真正地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必须要注重工业化的发展。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设计师，很早就关注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了。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关于工业化发展的思想中，一直贯穿着工业化的发展如何带动和促进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一直贯穿着如何推动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就是说在他的工业化思想中也体现着城市化的思想，二者是密切相连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工业化的思想，主要包含了两个时期，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60年代初，在总结毛泽东同志工业化道路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参与领导了对“大跃进”造成经济结构失调的调整工作，重点调整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初步形成了邓小平早期的工业化思想；另外，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将邓小平同志推到了中国历史的前台，他在领导中央工作的过程中一边思考一边实践，以崭新的方式将中国的工业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个时期，邓小平早期的工业化思想概括有以下几点：

第一，搞工业化建设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做到协调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工业化建设的方向问题，邓小平从现实出发，总结国内的经验，吸取外国的经验，他指出：“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我考虑，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使工业化建设的基础更加稳固。

第二，搞工业化建设要立足于现有基础和群众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要在现代工业底子比较薄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建设，需要建许多骨干工业项目，就要有大量资金的投入，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主要靠集中国内财力，因此，中央财政是工业化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一五”期间，邓小平一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邓小平认为，搞工业化建设要面对国家现实，不能脱离国家的现实，我们国家的现实就是穷，需要有勤俭建国的本领。由于“一五”重点大型项目大都安排在内地的新兴工业城市，邓小平同志针对有些城市不顾资金紧张，在规划上大肆铺张，提出了不少批评，他指出，“这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并指出：“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修建学校如此，修建文化娱乐场所如此，解决‘骨头’和 ‘肉’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

第三，搞工业化建设要有务实的奋斗目标。1963年8月，在一次研究工业发展问题的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我国工业化建设目标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作为近期的目标，再经过5～7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成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争取在1970年达到这个目标，为工业、农业、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基础。第二步，经过40年努力走到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几个工业强国之一。邓小平还专门解释道：“说赶过所有国家，现在没有把握，因为基础不同，而且人家也在前进。”由于很快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中断，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此奋斗目标才演化成为现在的“三步走”的宏伟目标。

第二个时期，邓小平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了我国工业化的新途径。

第一，把工业化建设融入市场化和现代化之中，在社会结构的转型中推动工业化进程。现代化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统一起来，使中国社会由较为封闭状态走向全面开放。他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通过对外开放，国内外资金、人员、商品的进出流动增加了国内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为我国工业化提供了外部促进因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

第二，工业化建设要始终建立在稳固的农业基础之上，在产业结构变动中保持农业的生产稳定和效率提高。邓小平在强调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重要性方面的工业化思想及其政策主要有：

①强调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工业化的扩张需要有农业的支撑能力和农村吸纳工业品的能力，因此推进工业化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要从国家自立、民族自强、经济自主的政治高度来加以充分认识。②在工业化加速推进阶段，工业化发展需要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推动力。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工业化发展最终取决于农业的承受能力，即由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③在急剧的产业结构变动中，要坚决执行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的政策。由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二、第三产业吸收资源的能力比农业强，而我国的资源相对于人口数量又极为有限。因此，为了防止这一时期农业出现停滞甚至萎缩的问题，必须对农业实施强有力的支持保护政策，来阻止资源过快地向非农产业流动。

第三，工业化建设应坚持传统工业与现代工业“两条腿”走路，以提高生产力的配置效率和国家工业化程度。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就要求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中国式的现代化所面对的问题，“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世界高科技发展潮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所面对的发展态势，做出了中国必须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战略决策，由前期轻工业产业优先发展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发展。通过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发达国家长期抑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技术壁垒”，增强民族产业的发展潜力。利用高新技术成果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国内传统企业的竞争力。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产业高新技术化尽快缩短我国工业化进程，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

第四，工业化建设要从我国二元结构的经济基础出发，充分发挥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互动相促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工业化刚起步不久，就得到了城市工业的有力支持，使农村工业迅猛发展，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形成了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农村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建设，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小城镇星罗棋布，出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兴旺景象。正如邓小平所说：“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我国农村工业化开始并非是由国家组织发动起来的，它是在农村改革成功后由农民创造出来的。农村工业化一出现，就成为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工业也随之分为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两个部分。农村工业作为城市工业的补充，对于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邓小平的工业化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业化的发展是建立在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的，工业化不仅要推动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还要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要的目标，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最终来实现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体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密切相连。

二、城市化

城市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指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转变为先进的城市社会的历史过程，主要包括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人口聚居和农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向城市化转变。城市化的发展对于推动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纵观近现代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发展过程，都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急剧的发展，可以这么说，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们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因此，城市化的发展对于现代国家工业化等的发展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也正是由于城市化对于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等的发展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非常关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无论是革命期间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都非常重视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加强城市管理，如何推动城市化的发展都有着简洁、精辟的阐述。

1952年12月21日《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他根据主政西南的工作经验，把城市工作大体归纳为下列五个方面：

第一，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近代工业的管理。

第二，组织、教育青年学生和团结文化教育界，管好学校教育工作，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城市是文化教育的集中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城市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经济战线上，从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加强市场管理，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和疏畅城乡交流。

第四，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同时要加强清除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影响的思想斗争，及配合农村的反封建斗争。

第五，加强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城市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用代表会议的方法去组织、团结和教育市民，参加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工作。

他还指出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来实现城市发展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面对时代的变化，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实现这一转换的重要性，他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城市工作的实践经验，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创立了新时期城市化理论，进一步指导我国的城市化发展。

总之，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根本标志。因此，加深对城市化的理解和分析，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城市化理论的理解和分析，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发展现代化，最终实现三者的、相得益彰的共同和谐发展，其意义重大。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以上邓小平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既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城市化思想，也包含着广泛和明确的工业化思想，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

工业化反映了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城市化反映了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不能离开工业化，同样，工业化也离不开城市化。只有把作为经济过程的工业化与作为社会过程的城市化结合起来，整体推进，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城市化最初是由工业化引起和推动的。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拉动了对劳动力、资金、土地、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从而带动了人流、物流、资金流的相对集聚和滚动扩张，提高了城市的竞争力，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离开工业的发展，城市化必定失去经济的支撑，进而导致城市自我发展能力的缺失和城市化进程的迟滞。所以，实现工业化是促进城市化的驱动力。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资本等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城市规模的扩大、数量的增多和功能的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生产组织形式、生产形态等方面的转换。因此，城市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互促共进的，工业的发展也迫切需要城市化的支持与响应。城市日益提高的综合承载能力为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产要素资源，其支撑作用和集聚效应，为加快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体而言，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层次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