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汉对比语言学研究

2．3．3　描写与解释并重：中国英汉对比语言学研究

2．3．3．1　中国英汉对比语言学的学术渊源

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也称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简称CA），这一术语是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于1941年首先提出来的，语言对比分析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其理论根据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对比语言学最初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母语和作为外语的第二语言之间差异的仔细比较和对比，来揭示使用相同母语的人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可能遇到哪些困难，以便为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提供理论指导。国外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拉多1957年出版的《跨文化的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一书是美国对比语言学建立的标志。语言学家弗里斯（C．C．Fries）的研究也为对比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当时对比语言学比较强调共时的描写和差异的对比，对比分析研究大多停留在语言的表层结构的特征上，对比分析的过程是描述性（description）——选择（selection）——比较（comparison）——预测（prediction）。在比较的过程中，对比分析比较注重两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对比，其次是对比二者的语法系统，目的就是寻找并确定两种语言在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又在哪些方面是不同的，从而了解和预测学生学习外语的真正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第二语言教学。因为结构主义的语言观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语法、语音和词汇的对比要比语义和文化对比容易进行，所以美国对比语言学注重从语音、语法、词汇结构方面对理想化的第一和第二语言进行对比研究，几乎不太关注两种文化方面的差异——更不用说文化语义的对比，这是它的缺点。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比语言学创立后，刘重德、刘宓庆、杨自俭、潘文国、连淑能、许余龙等英汉对比语言学家一直呼吁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英汉对比研究。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外语教学的本质不再是被看成是单纯地教授语言结构系统本身，更应该通过社会文化规则的教学来培养学生对目标语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熟悉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培养真正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由于对语言的属性的认识和外语教学观念发生了改变，对比语言学家的研究重心从微观语言结构的对比慢慢地转向两种语言之间的宏观对比，而且两种语言的差异与共性并重，对比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行为分析（performance analysis）、迁移分析（transfer analysis）、对比语篇分析（contrastive discourse analysis）以及对比语用研究（contrastive pragmatics）等领域，对比分析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基本手段真正得到了广泛应用。受利奇（G．Leech）的语义学思想的影响，词语意义的对比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研究词语的文化内涵，着重探讨语言—语用失误；二是研究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背景，着重分析社交—语用失误。我们认为，对语言中的民族文化语义现象应该进行动态研究，不仅要在一种语言内部从语言体系向言语体系转移，更多地探究语言的内容平面和功能平面，而且也要实现从单语言研究向多语言研究的转移，进行语际对比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热潮中，一大批跨文化交际学者对词语的国俗语义进行了研究，外语界代表人物有邓炎昌（1989）、胡文仲（1995）、王德春、吴友富（1998）等，中文界有邢福义（1990）、游汝杰（1993）、伍铁平（1996）、戴昭铭（1996）等。

2．3．3．2　中国英汉对比语言学的语言哲学与词语文化语义研究

虽然赵元任、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语言学泰斗一直倡导并运用对比的方法进行语言研究，但是在中国，“对比研究”这个术语是20世纪70年代后才逐步被当做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使用起来的。吕叔湘先生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一直重视英汉对比研究。1977年，吕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讲话，指出“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示出来”。“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无论语音、语汇、语法，都可以通过比较来研究。”1978年，吕先生在社科院语言所招收英汉对比语法方向研究生，1980年他还重版了两本书，其一是《英译唐人绝句百首》（1980），该书运用对比的方法研究翻译，而《中国人学英语》（1980）完全是一本英汉对比研究方面的著作，该书从中国人学英语的角度出发，论述了英语学习的原理和方法。

吕叔湘先生在英汉对比研究方面的观点是：①主张应用性对比研究应重在求异、释异；②为从概念（或范畴）出发进行语言对比提供了启示和参照；③提出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解释异同。（王菊泉，2004）吕叔湘先生的汉英对比研究思想对我们进行英汉词汇文化语义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①英汉词汇文化语义对比应该注重和现实结合，达到为第二语言教学服务的目的，注重解释语用联想意义上的碰撞和空缺现象；②英汉词汇文化语义对比研究必须从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出发；③我们必须注重英汉词汇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终极目的，探求它们背后所隐藏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哲学思想。英汉对比语言学在中国真正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在20世纪90年代，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中国英汉对比语言学理论的演变。

（1）中国英汉对比语言学的界定和学科意识

1992年，许余龙教授的《对比语言学概论》出版，对比语言学才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定义，标志着我国对比语言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许余龙教授认为“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和西方对比语言学家James和Fisiak的定义相比，许余龙的这个定义明显前进了一步：①它明确了对比语言学的性质，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对比语言学归属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许余龙认为对比语言学包含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两个部分，增添了理论的色彩；②在对比研究对象这一点上，许氏定义强调从共同的范畴出发，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之间的异同进行对比，但重点是求异；③研究方法是共时的描述；④研究成果可用于其他有关领域。（许余龙，1992）杨自俭（1994）教授认为许余龙教授是我国对比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因为他率先成系统地引进并介绍了西方的对比语言学理论，为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框架。

1999年和2000年，杨自俭又对许氏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做了两次修改，他把对比语言学重新定义为：“英汉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兼有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其任务主要是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并解释英汉语之间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和其他相关的研究领域。”杨氏定义与许氏定义相比有三点变化：①学科的功能除“描述”外增加了“解释”，因为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追究何以有此异同，所以不能只描述而不解释；②关于异与同的问题，杨先生强调二者并重，不再只强调以异为重点，原因是在哲学上个性与共性是同样重要的，不可偏重于任何一方；③关于成果的应用问题，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成果既应用于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也应用于语言外的其他科学。（胡春燕，2002）此外，杨自俭教授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探讨英汉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质、目标和任务以及学科的理论框架等对学科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杨自俭，2000，2004a；2004b）。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杨先生修改后的这个定义是比较科学的，会对学科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2）英汉对比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词语文化语义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一些英汉对比语言学著作都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了英汉两种语言对比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许余龙教授的《对比语言学概论》共分八章，第一章讨论了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分类、目的和意义，第二章介绍了对比语言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第三、四、五、六、七章进行了语音、词汇、语法、语篇、语用等五个项目的对比，其中第四章专门讨论了“词汇对比”，第八章介绍了应用对比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许余龙教授认为词汇对比可以从形态学和词汇语义学两个角度进行，词的形态分曲折形态和构词形态两种，曲折形态属于语法学的研究范围，词的构词形态才属于词汇形态学的研究范围，词义又分为所指意义、语法意义、情感意义1和情感意义2等四种，词汇语义学只研究词汇的所指意义（或者说概念意义），而且许余龙教授基本上运用西方形式语义学理论，从词汇的理据性、词化程度、语义场、词的搭配进行语义对比，最后许余龙教授总结说：“上述词汇对比主要是对词的词汇意义加以比较，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两种语言中具有相似词汇意义的词进行情感意义、比喻意义等方面的比较。广义的词汇对比还可以包括习语和成语。”（许余龙，1992）

显然，许余龙教授没有开辟专门章节将词汇的文化语义纳入研究范围，但是在《对比语言学概论》第七章“语用对比研究”中，许余龙谈到了词汇形式与语用功能。作者根据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和语境思想解释词汇的语境意义和语用意义，词汇的这种语用含义实际上属于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范围。2002年，许余龙教授对《对比语言学概论》做了修改和补充，新版《对比语言学》包括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第1～7章和第10章为理论部分，阐释了对比语言学的基础理论、5个分支学科（语音对比、语法对比、词汇对比、篇章对比、语用对比）的理论和定量研究方法；第8～9章为应用部分，讲了对比分析在外语教学和翻译领域的应用。新版《对比语言学》特别强调运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增加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实用性。

许氏《对比语言学概论》出版之后中国又有三本比较有影响的对比语言学的专著出版，即喻云根的《英汉对比语言学》（1994），柯平的Contrastive Linguistics（1998），何善芬的《英汉语言对比研究》（2002）。喻著《英汉对比语言学》和柯著Contrastive Linguistics都明显受到了C．C．Fries的对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教学效果最好的教材是对所学语言进行科学的描述为基础，并将其与学生的母语所做的同样描述进行仔细比较后编成的那些教材”。（Fries，1945）喻氏和柯氏希望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主要是差异），帮助第二语言习得者克服母语的干扰，真正掌握所学的目标语言。喻云根坚持许余龙的对比语言观，不过喻著研究内容没有包括语篇对比和语用对比。喻著全书共分七章，采用共时的研究方法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文化五个方面进行对比，最后一章“英汉文化对比”写得比较浅显，主要涉及拉多的语言文化对比途径：形式——意义——分布，词汇对比部分主要是讲解词汇学的基本构词原理，从词义分析和语义关系两个方面比较英汉语的语义系统，讨论了词汇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语体意义和感情意义。书中关于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的章节写得比较简单，作者没有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探讨英汉民族文化词语的特征、分类和形成原因。

柯平的Contrastive Linguistics转换生成语法色彩比较浓，全书分为七章，其中第三、四、五章和喻著框架基本一致，主要内容是进行语音、语法、词汇项目的对比（这三项内容是西方经典对比语言学必须探讨的问题——早期对比语言学受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影响较深，注重语言静态结构的对比），柯著第四章lexical contrastive analysis分析了词义理据和词义的关系，介绍了英汉语的两种音位模式、构词法和语义对比，没有涉及英汉词汇的文化语义对比，第六、七两章采纳了许氏《对比语言学概论》框架，进行语篇对比和语用对比，不过从理论性和研究内容的深度来说，喻著《英汉对比语言学》和柯著Contrastive Linguistics在学术内涵和学术价值上都不及许氏《对比语言学概论》。真正能和许氏《对比语言学概论》媲美的是何善芬教授编著的《英汉语言对比研究》（2002）。不过许氏《对比语言学概论》是一般理论对比语言学著作，而何氏《英汉语言对比研究》是具体理论对比语言学著作，后者在对比语言学理论建构方面不如前者贡献大，并且出版时间整整晚了10年。

何善芬的《英汉语言对比研究》（2002）是国家“九五”社科规划语言学项目的集体科研成果，该书从“英汉语音对比”、“英汉词汇对比”、“英汉语法对比”、“英汉修辞对比”、“英汉语篇对比”等五个方面对英汉两种语言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较系统而有重点的对比分析，内容丰富，例证翔实，其中“英汉语音对比”部分写得最精彩。该书第二篇中第九章“词汇语义对比”采取了和许余龙教授相同的词汇对比方法，即从词汇形态学和词汇语义学两个角度进行英汉词汇对比，而且第九章四节的小标题跟许氏《对比语言学概论》第四章第三节一样（研究内容不一样）：①词汇的理据性对比；②词化程度对比；③语义场对比；④词的搭配对比^[6]。由此可见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一书在中国对比语言学史上所具有的典范地位。不过，何著与许氏《对比语言学概论》不同的是，何著中第十章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英汉常见动植物词的引申意义，作者十分关注词汇的文化语义对比，但研究思路和结论却不一定令人信服^[7]。何著第四篇“英汉语义修辞对比”中部分章节内容涉及文化语义的对比，委婉语与euphemism、双关与pun等，这一部分实际上讲的是词汇的修辞意义。从内容看，何善芬的《英汉语言对比研究》花了很大的篇幅研究词汇的文化语义，但是作者没有建立自己的语义对比理论框架。

1998年，湖南师范大学刘重德教授提出了一个与许余龙教授不同的英汉对比研究体系：“英汉比较语言学的微观研究，应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部分。理论研究部分应包括英汉比较语音学、英汉比较词汇学、英汉比较语法学、英汉比较语义学、英汉比较语用学、英汉比较语篇学、英汉比较文体学、英汉比较修辞学等。应用研究部分，应将上述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英语与对外汉语教学、英汉互译（包括机器翻译）和英汉汉英词典编纂中去，比如可以进行下述这些项目的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与英语教学、英汉语篇比较研究与翻译、英汉语义比较研究与词典编纂等。”（刘重德，1998：2）显然，刘重德的英汉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要比许余龙的研究范围大。连淑能构想的汉英文化语言学呼吁人们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内部系统，他认为词语是文化的积淀，从文化方面研究语义，我们可以建立文化语义学这门新的学科。显然，英汉对比语言学是包括对比文化语义学的。（连淑能，2004）

近20多年来，我国英汉对比研究作为对比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经历了从拓荒草创到逐步发展的阶段，发展至今天已颇具规模。从实践来看，英汉比较语义学、英汉比较文体学、英汉比较修辞学等三门分支学科是客观存在的。目前国内外有很多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大都从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用、语篇、文体、修辞等八个方面开展汉外对比研究，如胡曙中教授的《英汉对比修辞学》（1993），潘文国教授的《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连淑能教授的《英汉对比研究》（1997），邵志洪教授的《英汉语研究与对比》（1997），陆国强教授的《英汉和汉英语义结构对比》（1999），李国南教授的《词格与修辞》（2001），彭宣维博士的《英汉语篇综合对比》（2000），这些专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人投身英汉语对比研究——尤其是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研究，同时也盼望更多的鸿篇巨制问世，为中国英汉对比研究锦上添花。

（3）英汉对比语言学的终极研究目标与哲学探索

中国的汉英对比研究从《马氏文通》算起，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初开创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一直以语法研究为中心，走着模仿西方传统语法的道路。从20年代的词本位到30年代的一线制，再到40年代的三品说和50年代的形态热，再到60年代的析句法，我们基本上是拿来主义，以古律今，以洋律中。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向来比较注重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概念和术语，注重国外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介绍和评述，因此汉语语言学研究一直带有以句法研究为中心的倾向。当今的汉语语法体系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印欧语语法的影子，而汉语和印欧系语言在编码原则和语言哲学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用带有印欧语语法影子的框架来描写汉语语法，人们总有削足适履之感。过去的汉语语法研究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影响较深，忽略了语言意义和功能的研究，缺乏以汉语为本体的语言哲学，未能揭示汉语自身的语言特性，研究方法与汉语事实相抵牾。

潘文国教授总结了过去100年汉语和英语的对比研究历史，并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1977年以前，主要是由一些语言学家个人为了探讨汉语语法特点而进行的研究；1977年以后，是为了建立汉英对比语言学而进行的大规模的研究^[8]。潘教授归纳了1977年以来近20年汉英对比研究发展的八大趋势：①学科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②学科的理论自觉意识越来越强；③研究从微观走向宏观；④微观研究越来越“细”化并且注意吸收国外理论成果，微观研究注意与宏观相结合；⑤积极引进和运用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⑥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⑦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的关注；⑧汉语主体意识的觉醒。（潘文国，2002）

潘文国教授特别强调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汉英对比研究，他认为对比语言学的源头有两个，欧洲源头代表人物有洪堡特和叶斯柏森，美国源头代表人物有沃尔夫和拉多。洪堡特是最早使用“对比”这一术语的人，叶斯柏森创立了比较语法。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有两个：一是语言世界观论，一是语言共性论，他最早提出了语言比较与探索人类精神的关系的思想：“不计其数的民族作为人，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担负着创造语言的任务，而比较语言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详尽地探索这些不同的途径；倘若忽略了语言与民族精神力量的形成之间的联系，比较语言研究便会丧失所有重大的意义。”（洪堡特，1997：16）沃尔夫从萨丕尔那里接受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他不仅创立了“对比语言学”，而且创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比语言学、隐性范畴等三个重要思想，其中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沃尔夫的语言学思想的哲学基础，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三者的综合才是沃尔夫的对比语言学思想。沃尔夫认为对比语言学“旨在研究不同语言在语法、逻辑和对经验的一般分析上的重大区别”。（潘文国、谭惠敏，2004）这说明语言对比研究绝不是为语言而对语言进行的研究，对比语言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探索民族语言与人类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用洪堡特自己的话说就是，“语言比较研究如果要成为独立的学科，提出自己的目标和宗旨，那么，它只能是用来深入持久地讨论语言，讨论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洪堡特，1820）著名语言学家叶斯柏森在其名著《语法哲学》（1924：500～501）中也运用多语言对比的方法来研究比较语法，他在《语法哲学》一书末尾指出，比较语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类语言和人类的思维的最内在的本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急需培养外语人才的需要，对比语言学家们往往出于应用语言学的实用目的，用共时的方法来对两种语言之间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篇进行对比研究，对比语言学的发展逐渐背离了它最初的宗旨。尽管中国对比语言学创立20多年来，研究者们在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和文化等许多方面的汉外对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从最初单纯的微观研究逐步扩展到了中观和宏观研究，但是真正从宏观角度思考对比问题的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还是不多，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2．3．3．3　潘文国教授对比语言学思想对中国英汉对比研究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中国英汉对比研究在理论方面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刘宓庆、许余龙、杨自俭、潘文国等名家纷纷著书立说，阐述他们对英汉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见解。潘文国教授是近10年来中国英汉对比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发表了《语言对比的哲学基础》（1996）等一系列的阐述汉英对比研究理论建设的文章，还出版了《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和《字本位和汉语研究》（2002）两部影响广泛的汉英对比学术专著。潘文国先生对中国英汉对比语言学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倡导并实践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汉英宏观对比研究

潘文国先生认为英汉对比研究必须拥有自己的哲学基础（1995），他呼吁语言学家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学以发掘语言的本质特征并建立“哲学语言学”（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这一新的学科。哲学语言学应该把对语言现象的思考更自觉地放到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思考的大背景中去进行，而不应就语言而论语言。（2004）潘文国教授的这一看法是非常深刻的，有助于英汉对比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的提升。《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体现了潘文国先生宏观语言学思想和研究成果，被许多高校列为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书目。该书继承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认为英汉语言的宏观对比要比静态的微观结构对比更重要，并从综合的、立体的角度研究了汉英语法、句子、语序、话语组织的特点，指出英语基本上是一种形态型、形足型的语言，汉语基本上是一种语义型、音足型的语言，并且从语言哲学的高度探讨了汉英语法、语序、句子和话语特征形成的心理和文化的原因。

（2）呼吁汉英对比研究方法论的转变

潘文国先生认为汉英对比不能仅仅局限在以西方形态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西方语法范畴中来讨论问题，他呼吁英汉对比研究“换一种眼光”，变从英语出发为从汉语出发进行汉英对比研究，并从汉语事实出发，根据汉语的特点建立起汉语自身的语法范畴和理论体系，正确处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1997）。潘文国先生在《字本位和汉语研究》（2002）中力图构建以汉字为本位、一体三相（形位学/章句学、音位学、字位学）、以音义互动为特色的中西结合的汉语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显示了作者敢于冲破禁忌的气魄和批判精神。潘文国先生在汉语本体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出版了《汉语音韵学引论》（1992）、《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898～1990》（1993）等专著和教材。

（3）注重学科思想发展史的研究

潘文国先生积极挖掘并阐释洪堡特的人文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内涵，梳理了东西方对比语言思想的源流和发展历程（2004），他还对语言进行了重新定义（2001a），同时总结了过去100年来的汉英对比研究的成绩和不足，预测了今后学科发展的八大趋势，呼吁对比研究必须正本清源，回到洪堡特开创的人文主义语言学道路上来，将对比语言学的最高目标定位于探求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2002），以提高我们对比研究的理论水平和研究价值。

（4）重视汉英对比与翻译实践的结合

潘文国先生认为汉英对比研究的目的是要用对比的成果来指导汉语、英语及对外汉语教学，促进汉语与英语研究，促进翻译学等应用理论的建设。本着汉英对比语言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他翻译出版了Philosophical Maxims of 2000 Years Ago（《两千年前的哲言》）（1998）、《赫兹列散文精选》（1999）和《朱熹的自然哲学》（2003）等书，他认为中国英汉对比语言学者最有权力和责任将中国典籍翻译成外语，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2004）。他在《中国翻译》上发表长文《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2002），把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介绍给国内读者，为翻译学专业的建立呐喊正名。

（5）重视汉英对比理论和汉英对比课程体系的建设与汉英对比人才的培养

潘文国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招收汉英语对比与翻译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为中国汉英对比事业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此外，他还一直为“对外汉语”专业的正确定位献计献策，论证了“对外汉语”专业和学科建设的合理性，积极为“对外汉语”正名（2004），呼吁将“对外汉语学”和“翻译学”发展成独立的二级学科，并以此为学术龙头带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

潘文国教授的宏观对比语言学思想对于我们进行汉英语对比研究有很大的启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观点，只有充分地将语言和文化相结合，从民族文化差异出发去研究不同语言的差异，才能有效地把握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科学的文化语言观。因此，笔者的博士论文就是受到潘文国教授宏观对比语言学思想的启迪，从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出发，选取文化语义这一范畴进行英汉对比研究，希望从中探索和发现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

【注释】

[1]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Approach，简称CLT Approach，参见H．G．Widdowson所著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一书。

[2]乔姆斯基把自己的语言能力研究看成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不是像布龙菲尔德那样看成是物理学的一部分，乔氏的心理学是心灵主义的心理学，布氏的心理学是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前者认为语言是内在的，后者认为语言是外在的，这是二者的根本差异。皮亚杰批评经验主义把知识的获得仅仅建立在感知基础之上，错误地把语言的形成看成是一种动物式的条件反射，皮亚杰认为知识的获得应具有一定的图式（scheme）导向，同时他也批评天赋论忽视了一种先天的并且是具有普遍性机制（mechanism），这种机制是自控制的，也是自调节的，在儿童语言发展的各个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换言之，这种调节机制较之乔姆斯基早期提出的语言习得机制更为精细，具有自调节性和成长性。皮亚杰认为天赋论只会导致语言研究的衰退，因而他认为能够符合心理发生素材的认识论既不是经验主义的，也不是形式主义的，而是建构主义发生认识论，它展示了人类认知新操作和句法结构的连续的详尽的细节。但同时皮亚杰也认为，拒绝认知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是他与乔姆斯基的重要共同点。

[3]对申小龙文化语言学本体论的批评参见伍铁平著《语言与文化评论集》，1997

[4]转引自徐通锵，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

[5]关于潘文国教授的对比语言学思想对中国英汉对比研究的贡献，见下一节的讨论。

[6]这一节研究内容包括描写动物叫声的表达法，实际上是吴国华教授《文化语义学》中所讨论的动词的民族文化语义性。

[7]关于英汉常见动植物词的文化联想意义的研究，参见杨元刚2002，2003。

[8]仅以研究成果为例，据王菊泉教授的粗略统计，自1977年至今的26年间，这方面的论文已达3 000篇左右，专著和论文集已超过120部。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方兴未艾，正在成为外语界、汉语界、对外汉语界、翻译界以及理论语言学界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王菊泉、郑立信，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