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调研_浙江省教育信息化

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调研_浙江省教育信息化

6.2　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调研

6.2.1　调研背景与方法

1.调研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Internet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应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截至2009年年底，全世界共有超过17亿的网民，占全球人口的26%，其中网民数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和日本（NA，2009）。在中国，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 IC）发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6月，中国网民数是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31.8%。这其中，从年龄分布来看，19岁以下的青少年人数占了31%；从职业分布来看，接近1/3的网民为学生，学生群体在整体网民中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群体（CNN IC，2010）[2]。由此可见，青少年群体，尤其是未成年人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重要主体之一。专家预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网民的低龄化趋势还会更加明显。

根据《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09－2010）》，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具有以下显著特征：（1）互联网虽然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普及程度高，但他们使用网络的频率并不高；（2）“家里”是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场所；（3）初中生上网的次数和上网时间要多过高中生，他们更容易沉迷于网络；（4）青少年上网最重要的目的包括查找资料、聊天、下载音乐和图片、在线试听、下载软件，以及玩网络游戏；（5）未成年人对国内针对未成年人的专门网站缺乏了解（李文革等，2010）。计算机和网络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日常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就像一所“看不见的学校”，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一切给传统学校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www.guayunfan.com)

首先，来自不同区域和家庭的青少年接触数字媒体的机会并不是均等的，因社会的、经济的和家庭的原因造成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突显，学校需要对此回应；其次，有效地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需要青少年能自如地搜索信息、准确地理解信息，负责任地发布信息，以及有礼貌地和他人交流，因此，学校除了教授传统学科知识外，有必要向学生们传授“数字化”的听说读写能力；最后，媒体上呈现的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激的意识形态、单一化的价值观、暴力和色情等不良信息，因此，学校教育要着重培养学习者思辨媒体信息内容的能力，增强他们对消极信息的抵抗能力。这几个问题的改善都与“媒体素养”的培养有关。

所谓媒体素养，指的是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白传之等，2008）[3]。与此相关的媒体素养教育指的是“对媒体本身进行分析研究与教育，从小学开始，培养儿童对媒体的深切认识，一方面理解媒体是如何运作的，另一方面理解媒体是如何沟通信息和传递娱乐，目的是帮助人们养成高效运用媒体传播思想的技能。其核心是媒体素养的培养，即一方面对媒体内容能有所反应；另一方面能认清媒体组织，了解为什么媒体会产出某些特定内容，其最终目的是造就出具有较强批判能力、能独立思考媒体信息的未来公民”（张学波，2005）[4]。

媒体素养教育概念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其最初目的是教会学生甄别并剔除低俗的大众媒体文化，抵制媒体的商业操纵；其核心观点是“文化保护”，即保持本民族文化遗产、语言、传统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纯正（Buckingham，2003）[5]。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媒体素养教育的目标和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当前各国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更多强调的是如何培养青少年一代在信息时代成为合格的数字公民。其教学内容一般涵盖以下领域：（1）基础的媒体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体的知识与技能；（2）判断媒体信息意义和价值的相关知识与技能；（3）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相关知识和技能；（4）建设性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发展自己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已将媒体素养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之中，融入的模式有四种：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作为某一个科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媒体素养教育融入所有的科目中；或者是作为一门整合的、跨学科的课程（臧海群，2003）[6]。

1997年，“媒体素养教育”的概念被正式介绍进入中国（卜卫，1997）[7]。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媒体素养教育起步比较晚，现在仍处于起步阶段。不过，近十年来，这一领域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一线教师在中国尝试了有关“媒体素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党静萍，2008[8]；吕巧平，2007[9]；邵瑞，2006[10]）。

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李艳博士于2008年开展了题为“浙江省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评估及其国际比较”的研究课题，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浙江省青少年的媒体素养水平，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改进现行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活动和开展媒体素养教育教学实验提供依据。

2.调研方法

（1）调研工具

本研究是定量研究，采用问卷的方式评估中学生的媒体素养水平。问卷工具采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媒体素养水平评估”课题组（2006－2007）研发的一组专门针对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评估的问卷——“即时数字能力评估”（Instant Digital Competence Assessment）（http://www.digitalcompetence.org）。该问卷共包括35道题，分别从技术、认知和道德三个层面考察中学生的媒体素养水平，题目类型包括单选题、多选题、是非判断题和内容匹配题。

技术层面的评估重点不是考察中学生有关计算机结构、软硬件等方面的知识，而是考察他/她对日常生活和/或工作中接触的计算机等相关技术的应用环境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评估中学生有关媒体的技术操作能力。具体包括六方面内容：①鉴定技术问题；②辨认不同界面；③选择最恰当的问题解决方式；④处理具体的逻辑运算；⑤知道操作过程；⑥分辨虚拟和现实世界。

认知层面的评估侧重中学生有关媒体的特定认知目标的掌握情况（主要是语言能力与逻辑语言能力）。具体包括五方面内容：①对文本的处理能力（总结、重现、分析等）；②数据整理能力；③选择和解释图片；④评价相关信息；⑤评价信息的可靠性。

道德层面的评估重点是学生们运用技术时，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行为是否得当。测试题关注中学生技术应用的道德和社会后果，具体包括：①保护个人信息；②在网络上能尊重他人；③理解社会和技术层面的不均衡性（数字鸿沟的存在）。

（2）调研对象

本研究的目标人群是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的初三学生（n＝4000）。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宁波江东区的基础教育主要指标多年来一直处于浙江省和宁波市的领先水平，其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程度较高。当前，江东区教育部门正在积极创建全国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特色示范区。因此，选择该区的中学生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考虑到初三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最后一年，考察初三学生的媒体素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当前基础教育中媒体素养教育的整体水平。江东区目前有八所初中，每一年级的学生在4000名左右。根据Krejcie和Morgan制订的“决定研究活动中的样本大小”表（Krejcie ＆ Morgan，1970[11]），本研究的样本量为350人。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收集问卷数据。2008年11月20日，宁波江东区八所中学里的350名初三学生被随机抽样参与问卷，最终回收342份问卷，其中317份被确定为有效问卷，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0.6%。回收的问卷经过批阅，最终分数的统计和比较由SPSS软件完成。

6.2.2　调研发现

来自宁波江东地区八所中学的317名初三学生参与了问卷，每个学校的学生数在28～52个之间。317名学生中，男生占53%（168名），女生占47%（149名）。学生的年龄分布为：14岁占11.7%（37名）；15岁占47.9%（152名）；16岁占38.2%（121名）；17岁占2.2%（7名）。87.4%的学生（277名）表示家里有计算机，这其中，1/4的学生家里拥有电脑7年以上，1/4的学生家里拥有电脑在5～7年之间，1/4的学生家里拥有电脑在3～5年之间，还有1/4的学生家里拥有电脑的时间是3年之内。这其中，仅27名学生（9.7%）家用的计算机是在1年之内购买的。254名学生（80.1%）在家里可以上网，这其中，78.3%（199名）是通过宽带上网，21.7%（55名）是通过拨号上网。

32.2%的学生（102名）表示平时自己经常用计算机，44.8%的学生（142名）偶尔用计算机，17.4%（55名）表示很少用计算机，5.7%（18名）不用计算机。

27.1%的学生（86名）平时经常上网，47.9%的学生（152名）偶尔上网，18.6%的学生（59名）很少上网，6.3%（20名）不上网。绝大部分学生（291名，91.8%）从不去网吧，仅8.2%的学生（26名）表示偶尔去或很少去网吧，没有学生表示自己经常去网吧。

1.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评估结果分析——整体情况

表6.2显示了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n＝317）在媒体素养水平评估中的整体表现。在总分35分的情况下，学生们的最高得分是31.77分（答对率为90.8%），最低得分是5.20分（答对率为14.9%），平均值是20.89分（答对率59.7%）。

表6.2　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在媒体素养水平评估中的整体表现（n＝317）

表6.3显示，“学校”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水平有着显著影响，F（7，309）＝11.89，p＜0.05。平均分最高的学校是宁波七中（M＝24.15），之后依次是明楼中学（M＝22.99）、曙光中学（M＝22.21）、春晓中学（M＝21.36）、新城第一实验学校（M＝20.48）、四眼碶中学（M＝19.69）、幸福苑实验学校（M＝19.32）、宁波十九中（M＝16.09）。平均分最高的学校和最低的学校之间分值差是8.06。

“年龄”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水平有着显著影响，F（3，313）＝3.42，p＜0.05。不同年龄的中学生在媒体素养的整体水平上有着显著差异。年龄越小，得分越高。

性别、家里有无计算机、家里有无网络连接、使用计算机的频度和使用网络的频度等五项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的媒体素养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表6.3）。

表6.3　学校等七项因素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水平的影响（n＝317）

注：* p＜0.05

2.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评估结果分析——技术层面

表6.4显示，在回答技术层面的16题中，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的最高得分是15.17分，最低得分是2.66分，平均得分为10.20分。

表6.4　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在媒体素养的技术层面的表现（n＝317）

表6.5显示，“学校”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水平的技术层面有着显著影响。F（7，309）＝4.50，p＜0.05。平均分最高的学校是明楼中学（M＝11.24），之后依次是宁波七中（M＝10.99）、曙光中学（M＝10.66）、四眼碶中学（M＝10.17）、春晓中学（M＝9.86）、新城第一实验学校（M＝9.62）、幸福苑实验学校（M＝9.43）、宁波十九中（M＝9.24）。

“年龄”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的技术层面有着显著影响。F（3，313）＝4.13，p＜0.05。得分最高到最低的年龄组依次是17岁（M＝10.85）、15岁（M＝10.56）、14岁（M＝10.41）、16岁（M＝9.66）。

性别、家里有无计算机、家里有无网络连接、使用计算机的频度、使用网络的频度等五项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的技术层面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表6.5）。

表6.5　学校等七项因素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水平的技术层面的影响（n＝317）

续表

注：* p＜0.05

3.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评估结果分析—认知层面

表6.6显示，在回答认知层面的13题中，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的最高得分是12.43分，最低得分是0.82分，平均得分为7.57分。

表6.6　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在媒体素养的认知层面的表现（n＝317）

表6.7显示，“学校”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的认知层面有着显著影响。F（7，309）＝14.38，p＜0.05。认知层面得分最高的是宁波七中（M＝9.46），之后依次是曙光中学（M＝8.42）、明楼中学（M＝8.18）、春晓中学（M＝8.10）、新城第一实验学校（M＝7.55）、幸福苑实验学校（M＝7.04）、四眼碶中学（M＝6.63）、宁波十九中（M＝4.81）。

“年龄”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的认知层面有着显著影响。F（3，313）＝3.88，p＜0.05。年龄越小的中学生在认知层面表现越好。

性别、家里有无计算机和家里有无网络连接等三项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的认知层面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使用计算机的频度”和“使用网络的频度”两项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的认知层面有显著影响。F（3，313）＝2.87，p＜0.05。中学生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的频度和他们在认知层面方面的表现成正比，即使用计算机和网络频度越高的学生，其认知层面的表现越好（表6.7）。

表6.7　学校等七项因素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水平的认知层面的影响（n＝317）

注：* p＜0.05

4.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评估结果分析—道德层面

表6.8显示，在回答认知层面的6题中，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的最高得分是6.00分，最低得分是0分，平均得分为3.12分。

表6.8　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在媒体素养的道德层面的表现（n＝317）

表6.9显示，“学校”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的道德层面有着显著影响。F（7，309）＝4.83，p＜0.05。得分最高的是宁波七中（M＝3.7），之后依次是明楼中学（M＝3.57）、春晓中学（M＝3.4）、新城第一实验学校（M＝3.31）、曙光中学（M＝3.12）、四眼碶中学（M＝2.89）、幸福苑实验学校（M＝2.85）、宁波十九中（M＝2.04）。

年龄、性别、家里有无计算机、家里有无网络连接、使用计算机的频度、使用网络的频度等六项因素在统计意义上没有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的道德层面产生显著影响（表6.9）。

表6.9　学校等七项因素对宁波江东区初三学生媒体素养水平的道德层面的影响（n＝317）

注：* p＜0.05

6.2.3　结论与建议

1.调研结论

宁波江东区的中学生（15～17岁）在本次“媒体素养水平评估”中整体表现为刚刚合格。

宁波江东区的八所学校在“媒体素养水平评估”中无论是整体水平还是单一层面（技术层面、认知层面、道德层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各个学校在媒体素养相关的知识普及方面存在非均衡发展状况，学校之间还需进一步加强媒体素养相关的教学资源共享以及相互学习和借鉴。

不同年龄的中学生在“媒体素养水平评估”中整体表现存在着显著差异。整体而言，中学生的年龄和他们整体媒体素养水平成反比，年龄越小的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表现越高。（1）不同年龄的中学生在技术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而言，17岁的中学生在技术层面上表现最好，其次是15岁的中学生、14岁的中学生，在技术层面上得分最低的是16岁的中学生。（2）不同年龄的中学生在认知层面上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而言，中学生的年龄和他们在认知层面的表现成反比，年龄越小的中学生在认知层面上表现越好。（

2.不同年龄的中学生在“道德层面”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不同性别的中学生在“媒体素养水平评估”中表现没有显著差异。男生和女生在技术层面、认知层面、道德层面上表现大致相当。

“家中有无计算机”、“家中有无网络连接”、“使用计算机的频度”和“使用网络的频度”等因素对中学生媒体素养整体水平和媒体素养中的技术层面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虽然目前学生家里使用个人电脑越来越普及，但如果没有合适的引导和指导，学生们有关计算机和网络的媒体素养整体水平及他们对技术层面问题的处理能力不会自然得到提高，学校很有必要在学生们家用电脑普及的情况下开展如何有效地使用计算机和网络、有效解决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问题的教育。

“家中有无计算机”、“家中有无网络连接”因素对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的认知层面没有显著影响。“使用计算机的频度”和“使用网络的频度”等因素对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的认知层面有显著影响。中学生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的频度和他们在认知层面的表现成正比，即使用计算机和网络频度越高的学生，其认知层面表现越好。这表明，学生们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的频度对学生们的认知层面有一定的影响。学校如果鼓励学生们在课堂内外、学校内外都增加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的机会，提高生机比，加强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强度，鼓励计算机辅助学习等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们在认知层面上的表现。

“家中有无计算机”、“家中有无网络连接”、“使用计算机的频度”和“使用网络的频度”等因素对中学生媒体素养水平的“道德层面”没有显著影响。这样的结果表明，学生们使用计算机和网络时所需要的道德层面的素养也与他们家里是否拥有计算机和网络或他们的计算机及网络使用经验没有太大关系，学校有必要开展媒体素养道德层面的教育及研究。

3.建议

本次调研发现，作为研究对象的宁波江东地区中学生的媒体素养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学校及研究机构很有必要开展针对中小学媒体素养的教育和研究活动。研究结果证实了中国社科院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卜卫有关中国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基本判断，即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中小学媒体素养教育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经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阶梯化”媒体素养教育活动来提高青少年认识和利用媒体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适应信息时代的生存能力。基于本次调研的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师的媒体素养水平

未来学生媒体素养水平提高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小学一线教师的媒体素养水平以及他们对待新老媒体的观念和态度。在传统学校中，教师是一个控制性很强的角色，他们扮演着知识的诠释者、传递者、课堂管理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是成人世界的代言者。可是，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新兴数字媒体进入学校后，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如果利用得好，数字媒体会变成学生重要的信息来源、师生间和生生间沟通的良好媒介，以及教师评价学生的得力工具；如果利用不当或者教师不知道该如何利用各种数字媒体为教学服务，教师的权威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也因此，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强调了将“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育行为，培养广大教师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以及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育有机整合的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大量的经验表明，“教师观念更新”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教师掌握信息技术操作技能的重要性。目前，虽然绝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已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信息技术培训，不过，培训也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培训内容注重操作技能的习得，轻视信息/媒体素养中认知层面或道德层面素养内容的培养；培训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吸引力；受训教师往往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培训者容易抱着“改造教师”的心态对待受训教师，经常会在不了解一线教师的具体需求和具体问题的情况下，很主观地为受训教师准备培训材料，最后导致培训效果不佳、教师参与培训积极性不高的结果。

因此，在未来教师信息技术培训中，培训机构一定要将教师“教育观念的更新”以及教师媒体素养水平的提高这样的“软”指标看成是重要的培训目标。在安排教师培训时，既要考虑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操作方面的内容更新和升级，也要有意识地安排有关教育理念、媒体意识、新型教学内容/思路等理论与实践新动态方面的内容；既要安排技术性和认知性的知识，又要有情感、态度、价值观、社会道德方面的操练。此外，培训要“以受训者为中心”，突出受训教师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培训形式力求创新，强调教师参与。只有教师接受了足够好的信息技术和媒体素养方面的培训和培养，学生在这些方面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引领和提高，中小学校媒体素养教育的成功才有保证。

（2）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中小学生媒体素养水平

如前所述，中国媒体素养教育还处在初级阶段，国内中小学校虽然没有明确的媒体素养教育内容，但开展媒体素养教育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例如，绝大部分中小学已开设有专门的信息技术课程，教师可在信息技术课程中或其他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活动中尝试融入更多的媒体素养培养相关的教学内容。目前，信息技术课程的教材主要来源于国家或省里统一编写的教材和地方自定的教材。这些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一些信息技术的具体操作应用，技术层面的内容多，认知层面的内容相对少些，这些知识对学生们当前的学习和生活很有帮助，但对于要培养学生们良好的媒体素养而言，这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信息技术更新换代太快，新媒体、新技术层出不穷。此外，道德教育也应是青少年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针对青少年的基于网络的道德教育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因此，相关部门需要花时间和精力编制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媒体素养教育教材，教材的内容可参照当前国际上较为认可的媒体素养课程内容，比如欧盟国家、美国、加拿大或亚洲个别国家指定的教材。同时，教材的编制也一定要考虑本土需求和地方特点。在此基础上，加强学生媒体素养的培养还需要学校和教师革新媒体素养课程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教师应加强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提高学生解读媒体的能力，提高他们利用媒体时的认知能力、动手能力、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注释】

[1]王理：《浙江省信息技术新课程备课会指导发言》，《中小学机器人教学的设计与实践建议》，2005年。

[2]CNN IC.第2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upload-files/pdf/2010/7/15/100708.pdf，2010.

[3]白传之、闫欢：《媒介教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张学波：《国际媒体教育发展综述》，《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

[5]Buckingham，D.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6）：7.

[6]臧海群：《媒介素养：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现代传播》1997年第1期。

[8]党静萍：《传媒教给我们什么？——青少年传媒教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9]吕巧平：《媒介化生存——中国青年媒体素质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邵瑞：《中国媒介教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Krejcie，R.V.＆ Morgan，D.W.Determining sample size for research activities.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1970（3）：607－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