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变迁的背景

一、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变迁的背景

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我们正亲眼看着猿变成人”^[1]。在社会哲学层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典型特征是，以市场价值为导向，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取代一切规制。表现在传播领域，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席卷全球的媒介市场化改革。在商业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去规则化的市场化冲击下，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认为，“过去的十多年里，广播电视发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公共服务广播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2]。本书以为，与其说是公共广播电视的衰落，毋宁说是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媒介的制度设计，正在经历一场市场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这种渐进式的变迁由来已久，持续至今，其中掺杂着媒介、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断调和的关系，但实质都是围绕着应对挑战与危机的媒介制度的变革。

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相对独立的公共法人和以收视执照费为主的公共财政结构。这一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赋予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较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并创造了公共广播电视辉煌的历史。但是随着新的传播技术出现，旧的传播格局的瓦解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必然带动传播领域的制度变迁。尤其对于传统的公共服务广播制度而言，这种变迁显得更有必要。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处于传统格局下的欧洲公共广播电视制度至少包含以下要素：（1）对作为公民的公众负责，而不受市场或行政力量的支配；（2）依靠公共资金的资助，虽然也接收商业税金，但这些资金只能用做节目或服务的目的，不能像私人商业系统那样用做赢利目的；（3）严格的内容管制，必须注意信息的平衡，不偏不倚，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禁止有广告、暴力和色情倾向；（4）普遍服务的原则，把受众更多地当作公民而非消费者，因此在节目的编排上更注重多元化，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收视率；（5）准入管制，比如限制竞争性频道的数量；国家也许不会维护垄断，但可能会为实现正当的文化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目标而进行干预。^[3]

以上对公共广播电视制度要素的定义建立在传统的传播环境中，在自由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新的传播环境中，公众的角色已经从公民向消费者转变，公共政策逐渐被市场政策所取代，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所有这一切都在给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带来挑战的同时，迫使公共广播电视面临着制度变迁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