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内涵

众所周知，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尽管在经济学中，不确定性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我们还是倾向于通过设立一些行为规则来尽量避免它们。制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本书中探讨的“制度”是指狭义上的概念，主要是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发，对制度变迁问题以及协同创新究竟如何促进制度变迁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以揭示出协同创新深远的现实意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对市场经济功能和效率的保障。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制度却被看做是一种外生变量被排除在具体的经济分析之外。新古典主义的相关学者们往往把制度作为既定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增长问题，将制度看成是一种恒定的变量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缺乏实证支持的假设却难以解释制度变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不断总结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分析的影响，开始把制度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与传统制度主义对正统经济学的全面否定不同，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中，以科斯、威廉姆森、张五常、诺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创了以交易成本和产权分析研究制度问题的新思路。他们不仅强调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技术变化在制度进化过程中的作用，而且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与方法，将制度因素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新的解释力。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看成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并且强调制度与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重大影响。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人总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减少交易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必须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从广义上说，这种约束条件就是人们共同遵循的交易规则。制度提供了人类互相影响的框架，确定了竞争与合作的准则。诺斯给制度下的定义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道德行为准则，旨在约束追求福利或是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新制定经济学的著名学者科斯意识到不同的组织结构有可能产生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反过来又决定了组织的形式。通过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以节省交易成本。科斯的企业理论首次揭示了通过市场调节资源配置不是免费的，企业具有替代市场机制、节约交易费用的性质。

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又有许多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威廉姆森对科斯的理论进行了发展和继承。他分析得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主体在参与交易时的机会主义倾向使交易活动增加了额外的费用，并认为交易问题实际上是规制结构的选择问题。因此，组织创新的动力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按照威廉姆森的理论，如果能找到不同交易类型与治理结构的关系，把经济的治理结构按照特征集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就可以预测某一交易特征和制度环境的变化是否会影响组织的运行成本和能力，并影响经济效益。

而作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张五常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张五常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契约。与市场中的契约关系不同的是，企业内部的契约是买卖要素的契约。企业也是一种市场制度，它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在张五常看来，企业与市场都是一种定价制度，企业是对市场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不可能将所有零碎的产品和服务逐样定价，于是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企业”就产生了。

在对制度的内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之后，我们就需要将制度看成一种变量，研究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制度并非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之下，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修正和完善的过程。换句话说，制度本身和经济发展一样，也是处在不断演进和变迁之中的。

制度的这种从产生、发展到不断完善，到最终因为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而被替代的这个过程就被称为制度变迁。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诸多要素和结构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程。与制度的研究方法类似，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范式为基点，以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学说为理论背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工具，致力于分析制度的功能，以及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机制和过程，企图说明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揭示制度变迁的愿意以及这些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中以诺斯的理论最具代表性。诺斯对制度变迁的基本因素、制度变迁的动力以及制度变迁的基本过程进行了研究。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由于在现存制度下出现了潜在的获利机会，但是，又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及其他种种原因，使这些潜在的利益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内实现，于是一项新制度安排就会出现。制度变迁的动力是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预期纯收入小于零，推动制度变迁的活动就不会发生。

不仅如此，制度变迁还存在着路径依赖的问题。在技术创新领域，路径依赖指的是技术变迁过程中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也就是说，新技术的采用往往会由于某些先占优势而具有收益递增、不断强化的趋势。反之，一种较其他技术更优良的技术很可能由于晚了一步而步步皆晚。

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用以描述制度变迁的连续性问题。总的来看，路径依赖是一个比较被动和缓慢进行的过程，对于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也十分有限。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追随着以往惯有的发展模式，对于传统资源的整合已经接近饱和。特别是经济步入全球化趋势以来，面临的来自世界范围的竞争者的挑战以及稀缺的资源使得路径依赖能够实现的价值和利润逐年减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爆发也许能够催生一些新的发展路径，但这毕竟只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且路径变迁的方向和强度的可控性都较弱，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条思路，改变之前被动的“路径依赖”模式，从实证角度对路径发展的需求进行充分考虑，并结合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路径的“创造”？蒂莫和里斯托的观点也支持了这种假说：“经济的参与者不应该被看做是在一系列事件中被动的观察者，而应该被看做是有知识的媒介，他们有能力做出反应和行动的方式并不限定在现有的社会规则和想当然的技术产物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进一步的链接和合作对于开辟一条新的国家发展路径来说十分重要……路径创造还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基础和新的文化典范，因为它们可以支持新轨道的创建事业（Teubal，1998）。如果没有制度和文化的重大变革（而这些变革只能与公司的结构调整共同发生），绝大多数公司在这个进化的轨道中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处’；很有可能的情形是，路径创造的过程将会消失。”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组织编译.社会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class="calibre11">^[1]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路径创造的实现绝非易事，需要多种因素共同配合，为新的组织模式创造一切积极因素，这其中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尤为关键。下一节我们将对这一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