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制度变迁的动因

一、制度变迁理论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讨论经济发展时，往往忽视制度因素，要么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要么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情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在研究中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他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名鹊起，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轨迹、模型等。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是“institution”，而不是“system”。“system”通常指“体制”，例如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诺思称之为“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制度环境是一国的基本制度规定，决定、影响其他的制度安排。在制度环境中，宪法和法律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institution”，即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诺思称之为“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制度安排指的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旨在提供一种使其成员通过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诺思所讲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都是指这一意义上的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变迁时，利用了“需求-供给”的基本方法，认为制度变迁源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不一致状态。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就是对制度不均衡的反应。

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有两种，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经济主体的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质。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lock-in）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摆脱就十分困难。诺思研究发现，决定制度变迁路径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不完全市场和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就前者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完全，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完全按照初始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导致其改变方向。就后者而言，人的行为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接着指出，在一个不存在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市场的世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存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时，制度则是重要的，自我强化机制就会起作用。

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并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变迁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推进，并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动，促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制度变迁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而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那么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这种“锁定”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扭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教训深刻。因此，制度变迁的国家必须不断解决路径依赖问题。

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引入我国后迅速被接受，许多学者用此理论来分析中国转型期中的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在媒介研究甚至更具体的出版研究领域，该理论也多有应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