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路径

1978年12月的一个乡村冬夜，一切都被黑暗严严实实地笼罩着。有人走出家门，把门轻轻关上，蹑手蹑脚地向空荡寂静的街上走去。尽管伸手不见五指，他们还是边走边四下张望。呼呼的风声伴着他们匆匆的脚步。他们先后走进两间草房，借着微弱的灯光，可以看到来人都是表情凝重，神色还略显紧张。他们是安徽省凤阳县梨园人民公社小岗生产队的20位农民代表。凄厉的寒风吹得糊窗子的塑料布啪啪作响，一张皱巴巴的纸被铺在坑坑洼洼的桌子上，上面写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要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屋内的人，先是用嘴里哈气暖一下干瘦的食指，接着食指肚按在硬邦邦的印泥上，再使劲拧几下，蹭足红色，最后，在昏暗的灯光下，找到自己的名字，在上面庄重地按下清晰的指印。慢慢地抬起食指，长长地出一口气，彼此深深相望却沉默无语。房间里弥漫着几分悲壮的气氛。穷则思变！这些深受贫穷折磨的农民，深知船弯在哪里的农民，渴望富裕生活的农民，开始突破制度桎梏，冒险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不仅改善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使无数的中国农民脱贫。

1979年，小岗生产队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猛增到12万多斤，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全国其他地方的试验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包产到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国推广开来。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应该支持群众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要求，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1982年年初，中共中央1号文件不仅使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而且使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一落千丈。到1985年，全国所有的人民公社及其所属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被乡镇政府及其所属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取代。

一般说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个行为主体，总是力图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下，谋求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规则和做法。一旦单个行为主体感到既定的制度束缚了他们的创造力，妨碍了他们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或换言之，一旦单个行为主体看到了体制外利益的存在，即存在“潜在利润”,他们就会产生变革制度的愿望和需求。在制度变革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的情况下，体制外利益即“潜在利润”的巨大诱惑，会激起单个行为主体的“强行突围”行动，他们将冒着风险，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和生产组织形式。当人们发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仅没有被螃蟹夹破嘴，而且还吃得满面红光，这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吃螃蟹的队伍。在人们看到率先行动者安然无恙地获得更大利益，将会出现大规模跟进，于是，个体行动演变为群体行动，并可能形成一种非正式制度。“……当经验反复证明，老的惯例和习俗效果不佳，使人们看不到机会，那时，寻求变通的压力才会诱发内在制度中的调整……有些人在一定的环境中会违反一种既有的惯例和习俗。他们接受了受惩处的风险。因为他们觉得，破坏规则仍然是有利的。如果后来证明他们错了，他们将重新服从规则；如果他们做对了，其他人迟早也会看到这种好处，并模仿这种新行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争相仿效这一行为，就会在共同体内形成一个临界多数，从而——逐渐地——新的内在制度演化出来。”（柯武刚，史漫飞，2000）

面对社会成员自发的制度创新，政府可能承认既成事实，“亡羊补牢”,并通过政策法规的适应性修改使“犯规行为”合法化，即借助国家力量对个体自发创新的非正式制度给予追认、完善和推广，使之具有合法性，成为正式制度，最终，实现制度变迁。这样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前一部分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即个体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后一部分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由政府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

面对社会成员自发的制度创新，政府也可能强行喊停，宣布个体制度创新行为和所创制度非法，并严惩当事人，从而制度变迁暂时停滞。但是，政府不管基于什么理由，如果只是一味地压制改革和阻挠必要的制度变迁，就可能使本可以温和渐进的改革，演变出剧烈的结果，演绎成社会的悲剧。

回首往事，我们发现，是成千上万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小人物，开启了结束一种旧制度、创立一种新制度的辉煌历程，是无数的不安于现状、热烈而执着地追求自由、幸福与富裕的“大逆不道”者启动了制度变迁的进程！柯武刚、史漫飞论述到，推动制度演化的是“千百万细小的反叛”和众多的其他人对这些“细小反叛”的模仿和跟进。有鉴于此，让我们对所有那些对正统制度具有反叛怀疑精神并忍辱负重、致力消除制度变迁障碍的人们，表示尽可能的宽容与敬意；让我们对所有那些曾由于为中国的民主与自由以及文明与现代化呼号呐喊而被社会正统确定为“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罪大当株、乱臣贼子”的先驱们，对那些在制度创新事业上壮志未酬身先去的英雄们，表示深深的缅怀与崇敬！他们生前历经磨难、“身败名裂”甚至身首异处种下善因，今天我等后辈才能食得善果。我们在浓浓的绿荫下心旷神怡，而那些栽树人却已驾鹤西去，沉寂于荒野孤坟之中，只有那一岁一枯荣的原上草与之长相厮守。

技术与产品的创新主体，可以通过保险体系降低风险，可以通过专利制度确保收益。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创新个体，既不能够通过保险体系降低风险，也不能通过专利制度确保收益；往往其代价由自己独担，而创新成功的利益人人均享。因此应该看到，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创新者，其活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有利外部效应，制度变迁的路径，其实一直是清晰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