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文风的实现

浅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文风的实现
——从《新华每日电讯》“三评郭德纲”谈起

杨红，沈阳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曾在《沈阳日报》《重庆渝报》《上海第一财经》工作，2007年初在新华社中国证券报工作至今。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专业在职研究生。

马克思曾指出，报纸“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这些都是就报纸同舆论的关系展开的论述。报纸是社会舆论的载体。舆论依靠报纸迅速广泛的传播，影响群众，形成一种连政府和议会都不能轻视的精神力量和社会思潮。

舆论，是公众对社会上有争议问题大体相同的言论。舆论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不仅表现为阶级性、党派性，甚至有时还会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出现历史性的、国际性的、世界性的舆论。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历来重视对舆论的引导。“新闻舆论事关党和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祸福，必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观点。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强调，“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更好地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要把提高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进行深入研究，拿出切实措施，取得新的成效。”

“把提高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首先要解决的是注意力问题。决定一个话题是否能够被广泛持续地关注，除了事实本身的新闻特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媒体在进行报道编辑时所选择的文风。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坚持把体现党的意志反映人民心声结合起来，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增强社会影响力。”可以说，文风问题，事关舆论引导的时代性和创造性，更触及舆论引导的规律性和影响力。好的文风是舆论引导之福，坏的文风是舆论引导之祸。

近期，就发生在相声演员郭德纲身上的一系列事件，各大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本文仅以《新华每日电讯》在近期刊发的三篇评论为例，浅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文风的实现。

一、强调“文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

文风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风貌和社会风气在文章中的反映。文风同样也是一个人的立场、观点、写作态度和思想作风的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强调文风问题，是自马克思开始就贯穿始终、与时俱进的。

在同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斗争中，马克思就阐述了革命报刊的文风问题，认为它应该是不拘一格、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有利于探索和宣扬真理的。1842年初，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写道：“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为了改进自己的文风，恩格斯也曾专门研究过现代文风。他认为：现代文风包括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生动具体，措辞犀利，色调丰富；提倡创新，反对空谈。

1917年，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中指出：“对人民不能咬文嚼字，而要讲得通俗易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历来十分重视文风问题的。从毛泽东时期明确提出“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到近期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切实改进文风，写文章、搞报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明、言简意赅，切忌八股习气。在文风问题上，可以肯定的是：高举什么旗帜，提倡什么追求一直都是明确的。

文风是富于时代性，与时俱进的，不同时代对文风的表述可能各有所需。根据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结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和创新，当下，我们所提倡的文风最根本的要求应当是“以人为本”。这种文风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具体体现。这种文风具体的形式，必须是有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公信力的。

媒体生存竞争日益激烈，作为新闻报道体裁中的一分子，新闻评论以其独特的个性形象和相对低廉的生产成本，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舆论引导中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新闻和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属性，强调新闻报道中的党性原则，强调新闻工作必须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更强调新闻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等。利用新闻评论进行舆论引导，是媒体生存竞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在实务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

新闻评论，其现实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让人“看得进去”，然后“欣然”接受其中观点看法。新闻评论的生产过程可以概括为：首先解决“说什么”，然后再去解决“怎么说”，最终达到“说得好”的效果。而要做到“怎么说”和“说得好”，其本质就是文风问题。好的文风、有特点的文风，有利于形成舆论的关注点，更有利于凝聚关注度，实现影响力，进而产生有效引导舆论的终极效果。

二、实现“文风”，看三评郭德纲中的文风特点

因为“别墅圈占绿地”事件，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栏目“记者”前往郭德纲家采访，遭到拒绝并被郭德纲的徒弟李鹤彪打伤。打人事件发生的当晚，郭德纲在公开的演出中，用了很大篇幅评说这一事件，对当事记者和电视台极尽讽刺甚至谩骂之能事，并将打人的徒弟誉为“智斗歹徒民族英雄”。

面对一个公众人物在一起明显涉及违法犯罪的公共事件面前的“反常表现”，公众哗然。从平面媒体到网络平台，舆论浪潮此起彼伏。在大是大非面前，媒体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影响公众对事件本质的认识和评判，形成有效的舆论引导，便是摆在所有负责任的媒体面前的重要课题。

对于这个热点事件，《新华每日电讯》在8月4日、9日和12日相继推出了三篇评议郭德纲的评论文章。通过这三篇文章的一些技法，我们对实现“文风”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讲“真实”，好文风的基础。

紧要通过新闻评论影响舆论，首先就要紧密关注热点，及时形成有效观点。郭德纲出事了！新闻价值不言而喻。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新闻对时效性的强调，不得不让从事评论的人对新闻真实性的本质产生思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新闻的真实性又必须强调局部和整体，现象与本质的全面真实。以真实为依据刊发的言论，其观点才有可能理性，进而达到让人信服。

真实，是一个判断概念。在以符号为基本媒介的传播环境中，我们对“形象”本身真实性的判断，首先要建立在共同的生活体验和编辑系统上。刚刚事发，局外人似乎很难看清局内人到底在玩什么把戏，“真实”本身很难定性。但抛开事件本身的曲折，我们却可以从其发生发展中抽离出一个基本的真实，既郭德纲的弟子打了人，且郭德纲事后的表现明显有失公允。因此《新华每日电讯》8月4日评论的立足点，就确定在了身处江湖的郭德纲的对法不尊上。

法制社会，岂容郭德纲如此纵横江湖

文章基本论点为：此次打人事件，从郭德纲的言行中，看不出一个名人应有的谦卑和守法姿态，看不到德艺双馨中“德”的半点痕迹，流露出的却是混不吝的江湖气，甚至痞子相。发财成名的郭德纲，也就是众多明星中的一个，社会规范中对公民和名人的要求，同样适用于郭德纲。

应该说，这个落脚点是对事实真实性的一种尊重，完全尊重了新闻规律的。对于事件的前因后果，既然全部真相无法及时浮出水面，就不如从已经“证据确凿”角度进行分析。

强调分析论述逻辑起点的真实可靠，文字上的发挥自然就有了牢靠的根基，这对形成特色文风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事情似乎并没有因为舆论的一致讨伐而在公众的期待中结束，反倒让人越来越觉得离奇。郭德纲接二连三的又出了很多事，这湾“浑水”被越搅越黑。那么如何从纷繁复杂的诸多事件再次理出一个明晰的头绪，让文章切中事情的本质？8月9日的评论立足点就落在了对郭德纲“出事”原因的分析上。

郭德纲出事，还因心底缺少敬畏

文章基本观点认为：如今反观郭德纲眼下的“杯具”，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由于他心中缺少对于观众、对于周围世界的敬畏所造成的，把剧场当成自家客厅，为私情口无遮拦，从而丧失了道德、行业的约束，丧失了对于责任、欲望的正确认识，丧失了心底那条不能触碰的敬畏底线。有所敬畏,方能走得更远。眼下郭德纲确实需要静一静、想一想。如果能吸取教训，迷途知返，相信他还是一条好汉。

从打人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引发开来，就事论事，虽有发挥，却完全是建立在能够“砸实”的事实的基础上。此外，文章引用了一个影视作品《梅兰芳》中的“纸枷锁”，以虚拟世界中的真实类比真实世界的真实，建立意义上的共性，营造“借古讽今”的气氛，更也让我们对现实世界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强调类比对象的真实感，分析过程自然就坚实牢靠，这对形成特色文风起到了强调性的作用。

8月12日，第三篇评论出世。这篇文章，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对整个事件进行了“盖棺定论”式的总结。

向郭德纲讨回原来的那个郭德纲

文章基本观点：不得不说，郭德纲与某些所谓艺术家相比，确实有高明之处，他有今天的成就，源自对相声的热爱，也真是下了苦功夫。就说他被广为引用的骂人这段，真正的内容是一段很优秀的单口相声，在相声界失传已久，是郭德纲四处求教，从全国各地搜罗整理而来，这种对艺术的执著，是郭德纲赢得今日地位和名声的重要原因。但是，作为一个艺人，一个公众人物，做艺和做人并不能截然分开，郭德纲和德云社中都有的那个“德”字，也不是一个坏字眼。更确切点说，很多人是为了向郭德纲讨回一个原来的郭德纲，一个说着好玩的相声，真拿观众当衣食父母，虽然出名了富了但仍保留草根气息的艺人。

这篇文章，有区别于之前的两篇。文章跳出了“郭德纲弟子打人”事件的就事论事，站到了郭德纲成败史的高度对“郭德纲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所用的事例是历史性的，文章所追求的真实，也是从本质上进行的挖掘。纵观一个明星的成长历史，用“发迹”的脚步关照论述中的方方面面，遵从这一逻辑关系本身就为好的文风留下了足够的发挥空间。最终总结出的观点和看法，自然真实可靠，让人“欣然接受”。

强调结论观点的真实感，文章的传播效果自然就会水到渠成，这对形成特色文风起到了总结性的作用。

说“白话”，好文风的关键。

列宁在很早以前就指出：对人民不能咬文嚼字，而要讲得通俗易懂。

李长春同志曾指出：切实贯彻“三贴近”的原则,是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是新闻宣传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的实现途径，是新闻宣传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原则。

通过对“三贴近”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要求的理解，我们发现《新华每日电讯》在其成长与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的“白话文风”正是对“三贴近”原则的一种实务性体现。概括的讲，这种“白话文风”是对“人事、人情、人话”这“三人”的不屑追求，其本质正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新闻观和方法论。新闻即是“人闻”。无论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新闻报道，最终都是为了让人读、给人看；最终都是为了能够在人群中得到传播扩散，发挥影响，产生传播效果。

重视“人事”。在选择新闻事实上，侧重那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生活的人、生活的事，去掉那些人为提高和虚拟的现实，去掉那些为了宣传而进行的传播；重视“人情”。在挖掘新闻的深层价值上，时刻想到新闻与人、与生活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联系和作用，其中所含的“人情世故”，是否能在意义层面上感动人、鼓舞人、塑造人；重视“人话”。在选择新闻文本的表达方式上，就要以读者能不能看懂、读者喜不喜欢看、怎么让读者看得更方便、看得更顺畅，作为我们的基本出发点，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必须“说人话”。

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创文章集散地，《新华每日电讯》的言论文章对“白话文风”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体现在这三篇评说郭德纲的言论中，其“文风”是这样的：

找“人事”。如《郭德纲出事,还因心底缺少敬畏》一文对郭德纲的成功就作出了如下的概括：

郭德纲是一个传奇,他曾经作为“草根”相声的代表,他曾经在舞台上激情四射地讥讽不良现象,他曾经不断刷新自己的“返场”记录……他就像一只活蹦乱跳的鲶鱼,不停地搅动,他的存在“盘活”了相声界当年的沉寂,让相声这一传统曲艺形式重新找回了观众。

这一段的概括就是利用了观众最为认可的事实——返场和一个“鲶鱼效应”的类比，既有事实又有形象，成名的这点事，跃然纸上。归纳好这点事，本身就是在构造一种文风。

讲“人情”。在《法制社会，岂容郭德纲如此纵横江湖》一文中，作者就跟读者聊起了“人情世故”。

当年郭德纲处处碰壁之时，北京电视台却给了他不少露脸的机会，请他上春晚，请他主持节目，为捧红他不遗余力。就是这个被打记者所在的栏目，也为他做了不知多少个专题。虽然双方也是各取所需，合作中也难免有什么磕碰，但因为报道一点他不好的事，就拳脚相向、恶语相加，将其贬斥到还“不如妓女”“很龌龊的一个单位”，就有点忘恩负义了。

从“想当年”开始，到“反目成仇”为止，所谓“爱过方知情重，醉过方知酒浓”，个中世故，磕磕绊绊，让人读来不由得产生历尽沧桑的感慨气氛。营造出这种气氛，就形成了一种文风。

说“人话”。在《向郭德纲讨回原来的那个郭德纲》，涉及“盖棺定论”，如何讲好道理就是突出的难题。文章中讲到了这样一段话：郭德纲早期的作品确实好，所以那么多人成为他的粉丝；郭德纲拒绝“主流”，挑战权威，得到观众的喜爱，也为他赢得了空前的名声和财富。然而，发财成名的郭德纲，也就是众多明星中的一个，社会规范中对公民和名人的要求，同样适用于郭德纲。你可以说自己不再需要观众，但社会要求你必须遵纪守法。此次打人事件，从郭德纲的言行中，看不出一个名人应有的谦卑和守法姿态，看不到德艺双馨中“德”的半点痕迹，流露出的却是混不吝的江湖气，甚至痞子相。为他辩解者，可以说这是相声的语言、是演员的幽默，但作为公众人物，无法要求所有人都如此体谅你。遭受非议和恶评，也是咎由自取。

道理讲得实在，既没有法官式的“判决”，也没有唯唯诺诺的含糊其辞，理直气壮，却也完全做到了锋芒毕露。这种道理讲得让人信服，更不反感。讲明白这个道理，本身就是一种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