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升
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论接受理论对播音创作实践的指导性——试从受众角度审视播音创作》。北京广播学院教授于根元在评析这篇论文时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在借鉴国外理论、经验的同时，还需要验证、补充、修正原有的理论，更需要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自己的而且会被西方借鉴的理论。貌似简单的话，留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深刻的。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世界一体化的社会，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已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交往也是竞争，经济交往就是经济利益的竞争，政治交往就是政治利益的竞争，精神产品的交流则必然导致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当然，有竞争就必然有输赢和胜负。如何获取较强的文化自主能力，确立我国广播电视传媒的国际地位？于根元教授的建议或许会引发我们新一轮的思考：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阶段，借鉴甚至照搬国外成功的经验和模式能够迅速有效地推动我国节目主持人队伍及其事业的蓬勃发展，但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低下头来思考的时候了：我们不能成为蒙着眼睛拉磨的“驴”。
中国有句古语：“和则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只有在不同中互相促进，才能创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就不可能继续发展。从这句话中，我们应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只有注入属于我们的、不同于他物的独特的精神内涵，在其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不同，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有生命力，才能把我们引向科学的、健康的发展之路。事实也告诉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客观因素：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节目主持人各种品质构成因素的迥异，也会影响到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的判断标准。试想如果克朗凯特到中国来担任节目主持人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他是否还会有在CBS那样的风采？华裔节目主持人靳羽西曾在中央电视台担任过《看世界》的主持人，结果，观众的反响却是平平。这些都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构建中国节目主持人自身的理论系统，挖掘自身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形成充分彰显与弘扬中华民族个性的主持风格已迫在眉睫。
所以，当务之急是：我们应具备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因为只有清晰地放大“自我”，深刻地观照“自我”，才利于我们开阔视野，扩散思维，从而进行客观和科学的文化比照，得出正确的、有益的结论。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概念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在2003上海虹桥文化论坛上，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又从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视角阐释了“文化自觉”。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传统的人群对其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及特点和发展趋势等等能作出认真的思考或反省，必须以各民族、各国家对自身文化的了解为前提、为基础。
现在，就让我们试着来解析一下我国节目主持人事业目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其发展的根本。以下三点粗浅看法只能是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中国主持人在世界范围内脱颖而出是世界文化力竞争的要求，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客观的有利条件为我们走主持人“中国特色”化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谈到世界文化力的竞争，我们不妨先说一件事：中国民族声乐歌唱家宋祖英于2003年12月2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举办了名为“好日子”的个人独唱音乐会。这是首次在悉尼歌剧院举办专场独唱音乐会，也是悉尼歌剧院第一次接纳一位来自亚洲的歌唱家举办独唱音乐会。音乐会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其实，从表象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民族声乐在国际音乐界的地位的提升，而从更深层意义上来理解，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竞争力增强的一个体现。
其实，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文化力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将更多地，也更直接地显现在国际媒体之间。此时的媒体绝不仅仅只是传播新闻事实，同时它更代表着小到一个政治团体或一个阶级，大到一个国家的形象、立场或意志。有人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这句话看似夸张、简单，甚至有些偏颇，但从另一个侧面看来却有其深刻的哲理，这里的“语言”所负载的已远非单纯传播信息的功能了，更多的则是一种“话语权”。这一点，我想在伊拉克战争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传媒的充分报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直播报道，将人类对战争和媒体的关注程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场更为精彩的战争：新闻舆论的战争。由此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上争取主动、赢得利益，离不开强大的媒体。能否夺取国际“发言权”和“制空权”最终要靠国家的实力和媒体自身的影响力，而前者是基础。
事实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能否充分体现一直是与国力的强盛有紧密关联并成正比的。从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盛唐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得以充分体现的辉煌时期。这充分说明了一点：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作基础。而各种迹象表明，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中必将步入一个强盛的和民主的时期。同时，作为一个真正的“电视大国”，我们有着一个庞大的收视群体，这是任何一个国度都无法相比的。这些都为节目主持人事业的蓬勃发展搭建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那么，我国节目主持人怎样才能走上世界的“讲坛”大放异彩并占有一席之地呢？“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扬“我”之优势，走“中国特色”化之路势在必行，许多专家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提出这样的观点。但，就我们自身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系统——这个课题才是探讨的焦点。
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有这样一个见解：“如果一个中国的节目主持人，没有对中国民族文化怀有如痴如醉那样一种压抑不住的爱，你就不能当好一个中国的主持人”。这句话似乎在告诉我们，你如果想当好一名中国主持人，首先要做一名“骨子里”的中国人。观点明确，可惜赵老师没有为我们作更为深入的阐述。
这里，我不妨赘言几句，试着说出赵老师未言之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观念、民族传统和审美标准，这些都植根于不同民族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经济生活、地理环境、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等等之中，所以，植根于民族土壤，吸取民族文化的精髓是根本。这里，我不妨举一个例子：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辟了一个《社会记录》栏目，这是一个讲故事的栏目，描述的是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及其样式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让我们耳目一新。主持人阿丘是广东汕头人，其语音并不十分标准，甚至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曾做过编导和小品演员的他充分汲取了民间评话艺术的营养，采用戏噱的语调，幽默、机智、轻松地描述事态的发展，并加以评述，最终达到一种喜剧化的效果，让我们回味无穷。现在，阿丘已成为央视最能吸引观众眼球的新闻主持人之一了。应该说，这是阿丘的个人品质契合了栏目的风格，栏目的风格又契合了我们民族共同审美倾向的结果。这一成功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新闻性节目主持人语言的风格也应多样化、个性化、生活化、艺术化，总之要避免一个腔调说话，因为这才符合我国受众的多重审美需求。当然，这其中我们还要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应避免片面地追求喜剧化、个性化的效果而丧失了新闻最宝贵的东西——真实。
现在，有专家提出“新闻有味”的观点，我想，这里的“味”不仅是趣味，还有人情味、民族味和乡土风情味。在这一点上，湖南卫视的《乡村发现》先拔头筹。它不拘于传统的题材范围，而是全景式地去反映农村。主持人李兵以“兵哥”质朴、豪爽、热情的形象出现在农民兄弟的面前，用他那敏锐的目光去捕捉、发现“大天地”里的别有风味的“郁郁乡情”，“发现”农村奇人趣事，以“奇”征服观众，以“趣”展示当代农人的崭新风貌，以一种积极的、健康甚至前卫的理念去阐释当代的农民，并参与到农民的生活中，其主持风格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深受人们的喜爱。
彰显自身语言的魅力，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作为央视国际报道的主持人，水均益在这方面也动了不少脑筋。他曾经做过一期节目——《丧钟为谁敲响——南非大选》，报道的是南非一次历史性的大选。水均益深知，主持人串词的成败往往就在一个词的处理上。他最后采用了讲演式的“包袱”语言，说：有一个人有可能成为新南非的总统，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这种拉长了音节、道出全名的表达方式也有了更多的寓意。这样的处理，在传达一般信息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中国传统美学所谈及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让观众得到了更多的潜在的信息。简单的一个人名，不同的处理，可以使主持人的语言平淡无奇，也可以使之充满魅力，从中可见语言的魅力。
以上所述的只能算是一个“点”，我国节目主持人走“中国特色化”之路远非如此简单，它还包含很多内容，比如：价值观念、审美习惯等多方面，而这个课题是一个系统的、浩繁的、复杂的“面”，需要整个主持人群体以及理论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当然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在走“中国特色化”之路时一定要注意避免一种不良倾向：过分强调“离异”。走“中国特色化”之路的目的是为了确立自我，更好地发展自我，而不是寻求一种封闭和孤立，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一种文化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撞击，就只有死路一条。
二、受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影响而形成的价值评判标准更多地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主持人，使其成为与国外主持人相比在精神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重要差异之一。
应该说，我国主持人事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吸收外来的模式与经验，甚至可以说有过“依着葫芦画瓢”的经历，但有一样东西却是模仿不来，也是不能模仿的，那就是我们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儒家的人文精神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这千百年的积淀也很难让我们摆脱它的影响。所以，由儒家人文精神占统治地位而形成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并将延续下去，这就必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国外主持人特别是西方主持人迥异的价值评判标准。这不能不说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儒家人文精神往往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置放在“群体”利益的框架中予以考量，注重人的伦理主体意志的培植，强调个人对“群体”生存、发展的责任。而在西方，人文主义往往将人的价值追求寄寓在个性的张扬与人欲的宣泄上，提倡个性发展与思想解放。这一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节目主持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的不同。
就目前而言，我国现行的节目主持人体制与西方的节目主持人体制依然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实行的是以主持人为中心的节目运作机制，而我国目前通行的则是制片人制（当然，也有许多节目主持人已经兼任制片人）。
客观地讲，国外的节目主持人中心制赋予了主持人较大的权力空间，主持人也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一模式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和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造成了一种不良倾向：一些主持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片面地追求收视率，不可避免地采用一些极端的、低俗的甚至是卑劣的手段，不惜损害、牺牲别人的感情、名誉和利益以达到轰动的效应，以至于对主持人很难进行直接的、有效的制约，从而导致不良后果的产生。在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宗毓华是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的华裔新闻主持人，这位身心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华裔主持人在对金里奇（共和党议会领袖，众议院议长）的母亲进行采访时，竭力要求她谈谈对于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的看法，并且对她说：“我们关掉摄像机，只作为一次私人谈话。”在那次谈话中，金里奇的母亲把希拉里说成是“一只母狗”。后来这次谈话被他们在全国播出，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在全国引发了“主持人是否需要信守诺言的”大讨论。不久后，CBS因种种原因终止了宗毓华新闻主持人的职位。其实，现在想来，在那样一个将人的价值追求寄寓在个性的张扬与人欲宣泄之上而充满非理性精神因素的社会中，这样的现象绝非偶然。
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置放在“群体”利益的框架中予以考量，强调个人对“群体”生存、发展的责任，这一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主持人。同时，儒家美学观中的“艺术是德”的表现思想尽管对艺术本身的美学特质有所忽视，但仍对我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产生过巨大、深远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厚德载物”，认为厚德之人，才堪当大任。所以，与国外主持人相比，我国节目主持人的“德”以及社会责任感成为评判一名节目主持人优劣的首要标准。
著名节目主持人傅成励爱吸烟，一次节目的内容是谈戒烟，傅成励一见发愁了。怎么办？这档节目究竟上不上？思来想去，傅成励下定决心，给虹云留了一个条儿：“虹云，这篇节目稿的内容是谈怎样戒烟，这个问题我不宜谈，应该回避。这次节目请你和陈希主持。”后来，虹云在节目中将傅成励不主持今天节目的个中原委和盘托出，收到了意外的效果。由于傅成励表里如一的道德品质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听众不仅对傅成励毫无反感，相反更多了几分敬重。傅成励做到了节目中的“我”与节目外的“我”的完美统一。
——但，事实上，这一问题也曾引起人们的争论：节目主持人的“我”这一角色该如何定位？节目中的“我”和生活常态中的“我”要不要形成统一？宗毓华为了做节目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而傅成励这么做是不是过于拘泥？结果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认为不需要统一的理由是：那样的话，主持人岂不是太“累”了么？更何况节目中的“我”和生活常态中的“我”根本就是两回事。但总的说来，认为需要统一的呼声似乎要高得多，原因有三：一是个人价值要与群体利益合一；二是主持人的表里如一也是德的表现；三是主持人真实的流露也是一种个性的体现。其实，争论出现这样的结果是不足为怪的，孔老夫子曾提出“里仁为美”的观点，就是强调人只有与“仁”（善）融为一体，才能体现出美来。受其影响，在人格美领域和艺术美领域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成为中国美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三、受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美学观点的浸染，我们的受众也有着极具民族特点的审美意趣，并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标准，这也客观上促成了我国节目主持人有别于国外主持人的审美追求。
主持人杨澜曾在她的《凭海临风》一书中登载了一篇文章《主持无艺术》，其中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她在美国留学时的所见所闻，并对当时国内的主持人现状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主持无艺术”的观点。文章一发表，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一场讨论。现在看来，杨澜在文章中阐述的一些观点也不无道理，北京广播学院的吴郁教授曾给出中肯的评价：我读了杨澜的文章，理解她的所谓“主持无艺术”主要针对主持人队伍中某些浮躁、浅薄、急功近利的现状，针对重形象、声音，轻内在素质的误区，因而极而言之“无艺术”。
不过，“主持究竟是不是一门艺术”这个话题仍然值得关注。杨澜在美国留学时曾请教她的指导老师，她的老师回答道：“主持人艺术？没听过这样的说法。”于是，杨澜就这个观点进行了论证，并对国内通行的“主持是一门艺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不知道杨澜现在的观点怎样，但，就这点我要说的是：其实，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自的民族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追求，所以，造成观念的碰撞也是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国外的一切观念都强加给自己。
那么，我们民族的审美特点究竟是怎样的呢？儒、道、禅三家的审美理想与审美趣味，对构成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具有框架性的意义，三家美学中，儒家美学是一种伦理美学，偏重个体与社会间的和谐，志在成就一种和谐而审美化的伦理人格。道家美学是一种自然美学，偏重于个体与自然间的和谐，志在成就一种和谐而审美化的自由人格。禅宗美学是一种心性美学，偏重于个体与自我的和谐，志在成就一种圆融而审美化的超脱人格。它们虽然各有其侧重点，但都以和谐为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重伦理、重社会、重情感是我国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传统，这已成为我国节目主持人内在的审美标准，也是主持人是否具有凝聚力、感染力、亲和力的内在动因。《开心辞典》的节目主持人王小丫以一个清爽明朗、友善可爱的邻家小妹妹的形象赢得观众的喜爱。浓浓的“人情味”是她获胜的法宝。在节目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些参与的观众在回答错误时，王小丫有时不惜“牺牲原则”，通过暗示，善意地提醒对方，将东方女性温柔、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一面充分地显现出来，同时，她的手势、眼神、表情也给人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感觉，体现出一种中华民族传统的大气，这些都契合了受众共同的审美需求，最终达到了一种和谐。
其实，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也早就渗透到我们的播音、主持的创作中，并对我们的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比如，中国传统美学强调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十分重视透过有限的自然形态或有限的笔墨、色彩、节奏、线条等来传达无限的生命意蕴，在此基础上追求形外之神、实中之虚、景外之情、言外之意。所以，中国传统美学强调表现，强调意境，强调含蓄，强调虚实。事实上，这些美学观点已经在一些播音、主持的专著中得以体现，比如，《中国播音学》中提出的“内在语”这一概念就是与中国古典美学所强调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些具体有限的“象”、“弦”、“言”，不仅反映出自身所包涵的思想，而且还能表现出更丰富深远的客观意义，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使我们的播音、主持的表达技巧有了规律可循。
现在，有些专家提出了一种“小细节大人文”的节目创作思路，力图把宽泛的、概念化的人文关怀的理念，物化到具体的人和物上，以赋予其“灵魂”，这些其实也是受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是一个谈话类节目，栏目成功地运用了“小细节大人文”的创作手法，比如在《张海迪专辑》中，对她家中二十几个钟表作了刻意的描述，反映出张海迪对光阴的珍惜。在《宋丹丹专辑》中，通过她在1975年写给父亲的一张留言条，展现了一个女儿对父亲真挚的爱。在《王晓棠专辑》中，则抓住了她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配以不同颜色的发卡这个细节，让观众看到了一位女将军对美的追求。有了这些细节，主持人朱军也言之有物，也使不同人物的个性得以凸现，其内在的精神品质也得以升华，这些都是与中国美学强调的“虚实相生、有无统一、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艺术美创造法则相一致的。
应该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点，受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美学观点的浸染，我们的受众也有着极具民族特点的审美意趣，并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标准，而这对于有中国特色的主持风格的形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
以上三点论述还很肤浅，在这里，我只想说明的是：文化自觉虽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而我们有责任从认识自己的文化开始，在认真理解、研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我们的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创作中，不断创新，使我们的主持艺术焕发出独具特色的魅力。
（作者单位：扬州广播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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