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播体制改革与电视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制播体制改革与电视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电视领域的制播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资源的重新分配问题，而且涉及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但是，引起中国电视业制播体制改革的动因究竟是什么？改革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认为，既然承认电视的产业属性，问题的答案也要从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上去寻找。

(一)制播分离是电视产业分工的需要和结果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若芬第一次提出并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而专门从事一种技艺会使产品造得更好。古希腊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则从个人需要的多面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来说明社会内部的分工。他指出：“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而只做一件事，那么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出色、更容易。”

古代的这些思想家虽然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但他们大都是从个人的兴趣、天赋和需要等方面来论述分工的起源，而没有阐明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具有不同兴趣、天赋和需要的人不是自己生产自己能够生产的各种必需品，而是必须要进行分工生产和交换。事实上，劳动分工的存在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分工带来了专业化经济，提高了局部劳动生产率。分工节约了劳动转换时间，节省了不分工时重复的学习成本，从而使劳动者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来更有效的学习或不断提高其劳动的熟练程度以及对原料和工具的利用效率，其劳动生产率自然也随着专业化水平的上升而增加。人类的学习功能带来的这种效应被称为专业化经济。由于专业化经济，“每个人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Every one knows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个人或单位的劳动生产率由此得到了提高。

●分工带来了标准化生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分工把复杂劳动分解为简单的甚至是机械式的劳动。这种标准化的机械操作为工具和机器取代人力提供了可能性。一种迂回的生产方式可能因此而被采用，在迂回生产方式中，虽然一部分人从消费品的直接生产中分离出来，去生产不能直接为人类消费的产品，但这种产品——能替代劳动的生产工具——的生产却能使最终产品的生产具有比原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分工所引起的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称之为生产的资本化经济和迂回经济。而且，分工使得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使用更为单一，对其更为熟悉，劳动工具也不断得到改进，因此，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被大大地提高了。

由此可见，分工可以使人们专于不同的方向，形成一定的生产结构，从而充分利用人类的学习功能，带来系统生产率的提高，这种分工经济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也正因此，分工所达到的水平也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志。一个分工不断深化的经济一般具有如下特征：生产的迂回度越来越大，产业部门越来越多，产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¹⁾

对照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电视的制播体制改革尤其是制播分离制度的实行，既是中国电视产业分工的需要，也是中国电视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制播分离制度的普遍推广一方面将大大提高电视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将促进电视节目品种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最重要的是，中国电视产业部门将不断增多，产业结构将越来越合理，从而推动着中国电视产业从形成阶段顺利进入扩张阶段。

(二)制播体制改革有利于发挥电视产业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提出的。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比较优势（比较成本）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他指出：即使一国在所有产品都处于绝对优势或绝对劣势，通过国际贸易仍能得到贸易利益。也就是说，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优势相对较大的产品，而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

英国另一个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亦即《国富论》）一书中，也论述了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相近的理论。他认为，分工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每一个国家都有适宜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条件。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是有利的。斯密的上述理论又称绝对优势（绝对成本）理论（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及其模型解释了当一国在某种商品中占有绝对优势，而另一个国在另一种商品中占有绝对优势时，两个国家贸易展开的原因及其利益所在。

在现实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生产要素的禀赋不同，各有不同的绝对优势；而且，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生产要素的禀赋不同（例如技术的差异），各自也有不同的绝对优势。另外，由于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产品技术的日益复杂化，各国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在某一产品上拥有绝对优势，而是在某一产品的某一技术领域具有绝对优势，例如：飞机的制造过程中，可能是几个国家在几个重要的零配件（或技术领域）方面各具有绝对优势；汽车制造过程中，美国可能在追求舒适、豪华、性能稳定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日本可能在节能、时尚、轻便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战后国际分工与贸易之所以更多地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品技术的日益复杂，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分工与贸易，更存在合作与发展，国际贸易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互通有无，而在于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消费与偏好。

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都给我们一个启示：劳动分工是市场经济增长的基础，规定着企业和市场的边界。中国的电视产业应当摒弃那种在节目的生产、流通、播出和传输等各个方面都想占据绝对优势的观念，尽快确定并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资源的社会分工和节目贸易的国际分工。电视制播体制的改革正是顺应劳动分工发展的大趋势。

(三)制播体制改革是中国电视产业裂变和壮大的突破口

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劳动分工发生质变（跳跃），生产出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能在更高程度上满足人们嗜好的新产品时，作为新生儿的新产业就诞生了。但年轻的产业对现存经济系统来说是“陌生人”。它们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得到业内的认可。根据斯密的理论，在不断扩大的产业中，垂直分解最为常见，即在产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纵向分解。也就是说，随着分工的扩大，报酬递增功能的容量渐渐大到足以使一家企业专门去承担某项工作。市场规模的扩大，增加了纵向分解和生产迂回的可能。早期创新企业放弃了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某些工序、某些中间产品或某些原料的生产，让一家新企业承担了相应的工作。这家新企业便是垄断者，但它面对的是有弹性的需求，它对上述某种中间产品或原料的定价不能高于放弃此种生产的创新企业的平均成本。早期创新企业创建的A类型企业现在又孕育出新的企业（A1，A2，A3……）。随着市场规模继续扩张，A类型的企业数目便会增加，最终演变成了新的具有竞争性的产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A类型新产业的内部又会发生上述专业化过程，从而又孕育出新的企业（B，B1，B2，B3……）。产业裂变的过程就是这样展开的，专业化的企业数目日益增多，竞争加剧，资源利用也更有效率，新兴的产业也就日益走向成熟了。

上述产业裂变规律或现象在电视产业领域也同样存在。

在国外，一档成功的节目往往还可以衍生书籍、音像制品和玩具等相关产品（见图2-1）。比如，美国“儿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的著名节目《芝麻街》，开播至今已有30年，全球大约有100多个国家播出过《芝麻街》的精彩节目。该公司除了摄制儿童节目之外，还出版相关教材和唱片，经营玩具及其他用品。《芝麻街》一书在10年内已销售了1000多万册；《芝麻街》杂志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杂志之一；第一个娱乐公园——《芝麻街世界》也已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向游人开放。开发后续衍生产品，是节目市场营销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提升节目品牌营销，形成整合营销传播效果。

图6-1：电视节目的衍生产品

但是，产业的成长是有周期的。根据产业成长周期理论，产业成长要经历萌芽期或形成期、扩张期、成熟期及衰退期四个阶段。目前，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已经经历了萌芽期，现在正进入形成期，即“产业化”阶段。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产业形成之后，将不断吸纳各种经济资源，为产业进入扩张阶段进行准备。在产业扩张期，产业将经历一个充实和完善的过程，有大批企业转产加入该行业，投资者大量进入，投资活动频繁，产业规模迅速膨胀。就此而言，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形成期和扩张期目前几乎同时存在。比如，我国有线电视用户平均每年几乎以500万户的速度持续增长。在彩电业投资回报率已经只有2%的情况下，中国电视业的高额投资回报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和海外资本的进入，有线网络成为投资热点。2001年2月8日，我国首家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北京歌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12亿元人民币。湖南电广2000年增发5300万A股，一举募集资金5.9亿元，创造了国内证券头年上市、次年便顺利增发的奇迹，使自身总资产突破30亿元。

从上述分析和例证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劳动分工是导致产业裂变和产业细分的基本力量，是市场经济增长的基础，规定着企业和市场的边界。中国电视业的制播体制改革，就是要顺应劳动分工发展的趋势，让电视节目制作、流通、播出和传输乃至广告代理、收视率调查等各个环节尽可能地各自演变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产业。一棵树，不管有多高多大多老，都不能成为一片森林。中国电视产业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为电视机构的独立自主运营和产业裂变创造必要的和有利的条件——法律的和市场的。

中国电视节目制作力量的孱弱，是制度和体制的局限和制约所致，其内在的能量远未释放；而且，仅就目前的节目制作力量而言，中国电视产业在文化产业的大市场中优势显而易见，尤其是各级电视台。因此，在比较优势显著的情况下，中国电视产业不应该害怕市场开放，特别是节目制作市场的开放。

而制播体制改革，既可以触及也可以回避中国电视产业改革的核心问题——产权关系；改革的范围既可以控制在体制内也可以扩大到体制外。也就是说，制播体制改革的灵活性十足，是中国电视产业改革的“天然”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