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广播媒介

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广播媒介

广播具有巨大的社会动员潜能。它成本低、易得、便携,对受众的文化程度要求也不高。爱心守望,体现了危机传播中媒介的新功能,它是人们心灵的抚慰剂。大众传媒的爱心守望,不但为那些由于自然灾害阻隔孤立起来的心灵建立起联系,而且还让他们和整个社会都建立了互动的渠道。

一、危机传播中的广播媒介

2001年美国学者EM帕斯(e.m.perse)在《传播效果与社会》一书中说危机影响到数量很大的人群,以突发性、不确定性、失控、反应情绪化和威胁生命财产为特征。因此广播媒介的陪伴功能,它的方便及易得性、广泛性等特点都说明,广播媒介是应付危机最好的媒介之一。从2008年雪灾中媒介的反应看,广播的反应要快于电视台,不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专题节目,很多地方台也参与进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就启动了“绿飘丝带”活动,率先举起了市民互助、共渡难关的大旗。

2008年3月份新学期一开始,笔者在自己所教授的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中做过一个调查,让他们选出在这次雪灾报道中自己认为做得最好的媒体。结果在笔者所教的八个班当中(主要是大三和大二的学生),和笔者预想的都一样,没有人提到广播在这次危机中的作用。大家一提就是电视、网络、报纸,好像把广播都忘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风雪同行、爱心守望”专题节目在2008年百年不遇的雪灾中充分发挥了广播媒介的特点。在这次雪灾最困难的时期,湖南郴州全城停电,市民找出埋藏在箱底的收音机保持与外界的联络。因为雪灾堵在路上的一辆运输天然气的运输车遇到困难,燃气罐压力持续上升,产生危险,他们首先想到求助的媒介就是广播,因为在车上他们只能通过收音机了解外界的信息,当他们得知这次灾害的严重程度,了解到他们会被长时间堵在路上这样一个严重的情况时,他们及时采取措施,发送短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风雪同行、爱心守望”栏目和编辑记者互动,然后媒介请教专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时通过媒介发布消息,引起公安部的重视,最后通过当地的交警解决问题。

政府也认识到广播媒体在这次救灾中的重要作用。2008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赶往郴州的火车上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访,向全国人民拜年,介绍这次南方雪灾的抢险情况。当天,政府有关部门又捐赠5万台收音机给南方受灾地区,发放给那些在火车站等流动人流大以及偏远地区的人们,让他们随时随地通过广播了解救灾的最新消息,抚慰公共情绪,让每一位游子都时时刻刻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关心和温暖。通过这次危机,广播媒介的作用显而易见,可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将要从事媒介行业的同学会忽视广播呢?这一现象是不是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二、现代社会真的不需要广播了吗?

提出“人类是一个娱乐致死的物种”观点的美国学者波斯曼认为广播媒介正在衰落,文字被影像所取代,特别是电视的影响令人关注。印刷媒介主导揭露的时代,电视降临演艺的时代,电视的本质是娱乐。还有学者把媒介所处的时代分为两个媒体时代,其中第一媒体时代电视最强;第二媒体时代互联网最强。广播诞生了40年,在我们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电视占领了主导地位后,广播成为了我们的背景音,淡入了社会思想的后台。难道广播媒介在现代信息社会、或者网络社会、娱乐时代,就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我们首先从美国的资料看广播媒介的发展情况。有资料表明,“截止到2007年,美国有11000多家广播电台,平均每个家庭有5台收音机。今年来,电视和报纸的受众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而广播的听众人数却在上升。广播在美国的年收入将近15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全美动画片票房、唱片、磁带及CD的销售额都高。”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广播媒介并没有随着电视、网络的发展而丧失自己的位置,反而有所发展。

其次,从广播媒介的功能看在我国媒介大家庭中广播的地位:我们知道早期对于广播节目的研究集中于它的陪伴功能,特别是对于那些社会边缘人群及年龄偏大、流动性不强的受众,广播给予他们安慰,陪伴他们工作、生活、度过漫漫长夜。美国学者Snow(1983)对阿拉斯加的原住民布舒人的研究显示,地理上的隔离让布舒人对广播这种陪伴功能的认识更加深刻。由于地疏人稀,布舒人往往只能通过广播听到别人的声音,广播也让他们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学者Olorunnisola(1997)研究发现,在贫穷的非洲,广播可以动员听众和各种疾病抗争,号召听众为住房和用水的改善而努力。和人际交流相比,广播的成本低、覆盖率高,在资金匮乏、人力、物力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广播可以以小成本完成大作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这些特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我们知道,广播具有巨大的社会动员潜能。在西方,对领导人利用广播进行政治宣传和提高执政形象的研究是广播政治功能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88年开始,里根总统对美国人民进行了300多次的广播政治讲话,而克林顿刚被认为是最为有效地利用广播和其他媒体的总统之一。

因此,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广播媒介在我国还有非常巨大的发展前景,理应得到全社会的重视。

三、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广播

1.流动型的社会需要广播

广播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与此同时,诞生于20年代的电视蒸蒸日上,到60年代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成为时代新宠。广播是一个盲媒体(crisell,1994),它没有形象和文字,听众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貌。正是因为这种传播渠道的单一性,同时或许因为听觉并不是我们最聪明的感官,所以与后来的电视相比,对于广播的研究兴趣不够高,研究的范围也不广。在讲求奢华、追求娱乐的时代,很多人都忽视广播媒介,就连我们专门学习新闻学的学生都忽略了,那就更不用说普通的受众了。

不过,也正因为广播提供了声音,而画面部分则由受众自己提供,使广播的最大优点凸现在想象力发挥上。对于广播的单一性,使它成为一种最简便灵活的电子媒介。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指出:“广播触及到了人们的心灵深处。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形成了一个世界……从广播的至深出传来远古部落的鼓号声的回音。”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中有很多的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他们都外出打工,这使得他们对于农村的情况也在慢慢地生疏,同样对于城市来说他们又都是外来者,所以造成了他们两不靠,处于一种漂浮的状况,而且他们的性格也变得日益冷漠,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利益,而忽视集体甚至社会的利益,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被集体或者说是社会抛弃的人,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关心社会和他人。每年在外打工的农民一到了年关,哪怕是花上半年的打工收入也要赶着回家,哪怕路途再站上几天几夜,也要回家。在他们看来,外边条件再好,那都不是他们的家。在那里他们也许吃得比家乡好,住得也比家乡好,但是他们得不到心灵的慰藉。贫瘠的家是他们心灵的港湾,在外漂泊的游子,需要在这安静的港湾里休息。在这里他们受伤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慰,破陋的风帆得到修补,他们会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节日一过,他们又重新奔向陌生的谋生之地。长年在外的他们不可能像城市里的人那样,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因而广播应该说是陪伴他们、慰藉他们心灵的最好媒介。他们就是有机会看电视,现在电视上展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娱乐,奢华、纸醉金迷,也起不到广播媒介那样的功能。我们需要广播敲响存在中华民族意识深层的、在电视等娱乐媒介当中被我们抛弃的传统、艰苦奋斗、勇敢拼搏的精神回音。

2.现代社会不能缺少广播

纸草性社会是议程设置理论的验证者之一,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唐纳德·肖提出,古埃及纸草经纬交错编制的方法让编出来的产品结实耐用,理想的信息社会也应该是大众媒介、分众媒介、小众媒介、个人媒介编制而成的一个稳定的纸草型社会。他说,即使有互联网和小型、个人化的媒体如杂志或者专业化的电视频道,大众传播依然主导公众议程,具有自上而下的社会影响力,可以称之为垂直媒体。而互联网等分众、小众媒体帮助我们获取水平面的议程。垂直媒体所设置的公众议程和平面媒体所设置的私人议程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广播媒介谈话节目的陪伴功能十分突出,它还把人际传播延伸到了社会互动这个层次。作为一种有力的文化媒介,广播的生产和接受成本都是最低的。它的地方性,内容的多元性,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广泛参与性,是其突出的特点。从这一角度看,广播媒介是构造纸草型社会最有力的大众媒介。

四、未来广播发展的建议

1.设立更多的摘要性广播节目,提高传播效果

美国学者Gerhard(1992)进行了一项实验来测量“摘要”和“重复”这两种信息表达方法是否会显著地提高受众对广播节目的理解。研究者的假设认为,这两种措施对听众理解信息(对节目内容的非提示性回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了原初的假设,在这两种信息表达的策略中,摘要比重复更加有效。这一研究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每天半小时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历经50年的时间,依然是收听率最高的节目之一的原因了。因此,广播媒介要提高传播效果,就要建立、设立更多的摘要性节目,以满足广播受众在信息社会中的需求,提高传播效果。

2.提高人们的信息传播意识,大力建立发展广播网络

2008年新春佳节来临,南方持续的恶劣天气导致了成千上万人被阻滞在回家的路上。例如在贵州一辆大客车掉入40多米深的悬崖,20多人死亡。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信息传播的问题。当被阻隔在前不见曙光、后不见来者这样一个寒冬的路上,得不到外界的任何信息,这时人们就很容易陷入一种绝望的地步,从而走出冒险的一步。由此可见,外界信息对于这些处于危机中的人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在这茫茫无际的原野上,手机信号也没有,但是低廉、迅速的广播信号、确实存在。但是这些豪华的大巴车也许只注意到如何让人舒适、娱乐,却忽视了安装一个灵敏的收音机。居安思危,在危机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所准备。所以我们建议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包括城市里面的应急中心或者是公共设施设置的应急包当中,应该包括收音机和手机,让那些被黑暗和暂时的危机隔离在社会之外的人们不要感到孤单和无助,让他们时刻感受到他们永远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社会没有忘记他们。

【注释】

[1]参考新华网相关资料,http://www.xinhuanet.com

[2]常昌富主编:《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6页。

[3]常昌富主编:《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6页。

[4]http://www2.netschool.lzu.edu.cn/share/tongfang/zckxyl/m03/section3_r.htm

[5]范士明:《“CNN现象”与美国外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http://www.cass.net.cn/webnew/chinese/s29_mgs/mgyj/american_studies/1999/third/third03.txt

[6]常昌富主编:《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87页。

[7]德弗勒、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8]德弗勒、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8页。

[9]Adoni and Mane,1984,p.327: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323—327.

[10]德弗勒、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11]Brewer,M.and McCombs,M.E.(1996).Setting the Community agenda.[J]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P7-16.

[12]Birkland,T.A.(1997).After disaster: Agenda setting,public policy and focusing events.Washington,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3]李永健:《一种学生知识结构的评定方法》,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2年,第22页。

[14]德弗勒、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8页。

[15]朱德武:《危机管理:面对突发事件的抉择》,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16]喻国明等:《面对重大事件时的传播渠道选择》,《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1期。

[17]汪玉凯:《公共危机与管理》,中国人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18]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年第1期。

[19]廖卫民:《论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动员》,《新闻记者》2008年第4期。

[20]Cantor,J., ＆Hoffner,C.(1990).Children's fear reactions to a televised film as a function of perceived immediacy of depicted threat.Journal of Broadcasting ＆Electronic Media,34,421-442.

[21]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