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危机

一、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危机

由于公共广播电视的制度化困境，稳定的视听执照费已经不能满足竞争需要，而随着广播电视市场化的发展，财政危机已经威胁到公共广播电视的生存。导致财政危机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被限制不能经营广告及新的付费频道、加密频道，因为这样的话就违背了公共服务的原则；另一方面，公共广播电视的收视费却呈递减趋势。这就使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与商业频道、数字、卫星频道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为高质量的节目需要更多的投资。

在英国，撒切尔政府曾于1985年设立皮考克委员会来调查BBC的财政状况，但委员会没有通过依靠广告弥补收视费不足的请求，仍然把收视许可费与一个保守的零售价格指数挂钩。在德国，全国性的公共电视台只有两家：德国电视二台（ZDF）和德广联（ARD），而私营电视台则有10家之多。仅1993年德国就开办了4家私营台。由于私营台的激烈竞争，以执照费和广告费为混合收入的公共电视台损失了大量广告收入。以前广告收入占40％，执照费占60％，1993年广告费收入下降到22％。最老的公共电视网德广联（ARD）由于亏损巨大，不得不大幅削减预算，而电视二台（ZDF）到1996年只得通过借款2亿多美元度日。

在媒介市场化热潮的冲击下，各国公共广播电视也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英国，BBC在收听费实际减少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裁员、内部市场化、国际服务商业化等措施来应对挑战，以保持其国内公共服务的特色；在法国和意大利，几年的改革把原来公营垄断的广播系统变成了市场主导的广播系统；在美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公共广播电视公司从联邦政府得到的资助还占不到它全部运作经费的14％，是联邦预算的1％；在加拿大，公共广播电视因公共财政投入的减少而不得不另辟蹊径。而数字技术的出现，迫使公共广播电视必须加强节目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应对受众分流。为了使公共广播电视系统能够生存下来，欧盟的“阿姆斯特丹协议”（The Amsterdam Protocol）曾为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应该受到政府资助的保障条款，要求政府以开放和透明的态度提供资助。但与此同时，该草案却又宣称，为使衰退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摆脱困境，即使是注入政府无限的资金也只是权益之计。言下之意，公共广播电视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一劳永逸，而这显然是违背了公共广播电视的原则的。从某种意义上，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危机显示了市场机制下文化多样性原则和公众利益的边缘化。

欧美主要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普遍下降，并到90年代进入低谷。1999年，在所有经合组织（OECD）^[14]国家中，公共广播电视财政资助占国内生产总值（GDP）0.25％以上的国家只有芬兰，公共财政投资占GDP的0.2％以上的国家有丹麦、挪威和英国，公共财政资助最底的国家是美国，公共财政投资不到GDP的0.05％（见图2）。

图2　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财政资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