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利益的同构性

二、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利益的同构性

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奠定了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利益同构性的基础，尤其在公共广播电视的成立之初，这种同构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二战时的BBC便更多地扮演了英国政府代言人的角色。伴随着英国、德国、加拿大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建立，从20世纪40—5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对无线电广播及电视的管理纷纷采取了国家垄断性的公共管理体制，公共广播电视制度成为战后欧洲主要的媒介制度。它承载着欧洲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文化传统，为欧洲的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也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民族国家多元而统一文化的塑造者。

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利益同构性的基础还在于20世纪40-50年代频道资源的稀缺性，使公共广播电视能够在国家的规制保护下提供垄断性的广播服务。斯坎内尔（Paddy Scannell）认为，“公共服务（广播）是国家委派给广播当局的一项责任。”^[4]在英国，基于对广播频率有限性和巨大影响力共识，认为广播的所有权不应被私人企业掌握，政府制定了由邮政总局发放执照的制度，规范所有的广播公司及其行为必须对国家负责，公共广播电视在事实上控制了广播的所有权，并被国家赋予实现“公共利益”的职责，而这时的公共利益更多的是代表了国家利益而非社会公众或公民社会的利益。

在国家眼里，广播是影响公众闲暇活动的重要方式，而公众的闲暇活动是应该受到控制的。对于公众而言，他们应该形成理性的休闲娱乐习惯，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因此，广播应该扮演道德和社会管家的角色，广播的内容不应对国家利益形成潜在的挑战，而应是国家福利的代表。欧洲和加拿大具有福利国家的历史，自战后1946年英国首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以后，它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立即风靡于欧洲，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予以效法，完成了到福利国家的过渡。在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成为像博物馆、图书馆、大学一样的传统公共文化机构发展到当代的产物；在加拿大，公共广播电视被赋予塑造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职责；在大部分实施公共服务的国家，广播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被当作一种公共福利事业在运作。这些都使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和国家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同构性，而随着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媒介市场化改革的兴起，新的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出现，公共广播电视面临着重新调整与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新课题，需要重新构建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协商、对话关系，才能保护其合法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