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汉口《大刚报》的生存环境

第一节　解放战争后期汉口《大刚报》的生存环境

随着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角逐，国民党政府出版政策的目的转变为以防共、反共为主；而新闻界的重心则从抗日救亡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转到思索中国未来前途命运之上。面对国民政府出版政策的摇摆及硝烟渐起的内战，新闻出版界知识分子也在做着他们的抗争与抉择。

一、国民政府新闻出版政策的调整

1947年8月，国民政府宣布原属中央宣传部管理的报纸、杂志由行政院新闻局接管，各省市则成立新闻处。1947年11月3日，立法院通过了内政部修订的《出版法修正草案》。这部出版法对出版品应负责之人作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如“笔记其他人之演述，登载于出版品或令人登载者，其笔记之人视为著作人，但演述人予以承诺者，应同负著作人之责。关于著作物之编纂，其编纂者为著作人，但原著作人予以承诺者，应同负著作人之责”^[2]等。报纸、杂志、图书发行之时需一份寄送内政部，一份寄送行政院新闻局，一份寄送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另两份分送国立中央图书馆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内战开始后，此时的《出版法修正草案》增加了“战时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之记载”^[3]。

此后国共陷入内战泥潭，国民政府在出版领域的政策也大多针对中共而来。“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4]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二、三、六纵队13个旅共12万人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七、八月间魏德迈来华考察，当他走遍国民党军队困守的城市后不得不承认：在过去数月，中国国民政府整个军事地位已经恶化了，目前军事形势有利于共军。^[5]而就在6月30日这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上提出要“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并下达“戡乱动员令”。1947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 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其中规定“为维持安宁秩序，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6]。

12月25日国民政府又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其中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行为中多项与新闻出版有关。194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其公布的对内宣传纲领及口号中，提出要“暴露共匪以土革为中心的斗争之真相”及“粉碎共匪所谓爱国民主战争的理论”，要求报界人士在新闻采写上要尽量发布“共匪残杀知识分子，破坏国家建设，迫害工矿技术人员的罪行”。该纲领还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外国记者、都市工商界、地方中产分子、一般农业生产者及失业人群提出了反共宣传的注意点。6月国防部政工局还特别拟定了《对匪名称实施办法》，要求“共产党一律称为匪党；共军一律称匪军；共匪一律称毛匪；匪区一律称匪占领区”，并要求在报纸、杂志、图书编写中一律采用以上名称。^[7]12月20日行政院又公布了《戡乱期间军事新闻发布办法》，要求报纸、杂志之军事新闻不得采访与发布任何对“国军”不利的信息。

1948年12月10日，重庆的国民党新闻官员举行招待会，发布书面谈话共计十三条，在重庆被称作“新闻自由十三条”。其中有：不得诋毁政府及元首；不得刊载动摇民心、降低士气的消息言论；不得刊载刺激物价之消息等。^[8]对于层次不一的国民党各级新闻官员们，依据多如牛毛的法令进行审查，“上至言论，下至广告，无事不检，无字不查”^[9]。凡是认为对国民党“有不利影响之消息”，不符合标准的新闻、社评、书稿等，都加以删改或扣留，甚至“任意禁载而无法律根据”^[10]。“业经审查之原稿，出版时不得更改，尤不应将未经审查之稿件排入”；“各杂志免登稿件，不能在出版时仍保留题名，并不能在编辑后记或编辑者言内加以任何解释与说明被删改之处，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样或者其他任何足以表示已被删改之符号”，也不许“开天窗”、“打××”。^[11]新闻官员还违反作者原意，在原稿上大量加入“党化”言论，强迫报刊照登。

国民政府还从物资、人员等各方面对出版业加以限制，对纸张、印刷、发行实施统制，如出台《白报纸配给标准》。由于战后国内造纸业受规模和技术的限制，用于印刷报纸的空白纸张主要依靠进口。大量进口白报纸必然对国内造纸工业造成极大冲击，国民党政府借此实施限额，一方面希望通过实施限额政策减少纸张的进口，缓解国内造纸业的压力；另一方面试图通过配纸制度控制民营报纸。^[12]配纸制度特别扶持国民党的报纸，每季国民党能自海外购买的白报纸数量确定后，由国民党中宣部委托中央信托局向外订购，进口的白报纸优先配给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剩余的才是民营报纸的配额。国民党只决定全国各地白报纸的分配量，具体分配由各地同业公会执行。^[13]由于印刷用纸张向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书籍倾斜，国民党的报纸在数量上又占有绝大优势，这样分配下来，其他出版物则经常处于纸张匮乏的境地。同时，国民政府颁布《特种营业管制办法》，以书店业、印刷业易“窝藏歹徒”为由，将其与理发业、洗澡业、乐户业等归入“特种营业”加强管制。

繁多苛刻的审查法令、层层设卡的审查机构的舆论钳制，对于本就羸弱的中国新闻舆论界来说如致命的枷锁，严重地摧残了新闻舆论工具，扭曲了公正的舆论导向，强化了舆论环境的“党化”色彩，造成了全国各大报纸“社论千篇一律，新闻由中央社统一发布”的千报一声，万刊一音的局面。

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堵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那种涨漫于全国的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大的读者。^[14]

对重大信息资源的长期单向取舍，严重阻碍着国民党政权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有效审视。但从短期效应看，这种舆论环境对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是有利的——完善对舆论的钳制程序，使所有的舆论机构彻底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和传声筒。然而国内有一部分超然于政党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仍坚持着“第三条道路”的理想，意图以言论政，通过报刊、书籍传达自己的声音，影响政府的决策。

甘守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吓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危急，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15]

1948年3月，国民党武汉行辕改为武汉绥靖公署，6月合并九江指挥部升格为华中剿总，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拥兵坐镇武汉。武汉的新闻舆论管制愈加收紧，对报纸的干预也愈加赤裸，“新闻检查更严格了，送审的稿件扣发得更多了，对新闻标题和新闻选择的规定的框框箍得更紧了”^[16]，报纸发布违法言论，轻则遭查封，重则有关人员遭受逮捕和屠杀。

今日局势如斯，更无可言谈。不过我们想向好之心，却是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17]

在他们看来我们已是眼中钉，随时都来找我们的麻烦，随时也有查封我们报纸或抓我们的可能。^[18]

国民政府对《大刚报》加强舆论审查，采取威胁、警告、扣压稿件、开天窗等钳制政策。针对报纸发表与中央社口径不一致的消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几次命令社长刘人熙交出记者和发稿编辑，并要报社作公开检讨。但是报社一不交人，二不检讨，只在报纸刊登《更正谣言》的消息，最终被勒令停刊一周。汉口《大刚报》在愈加收紧的舆论钳制下，采取了“沉住气，更技巧地生存下去”的原则。

每日几万字版面，如有几百字的真实新闻透露给读者知道，这几百字是比那几万字有力的，因为那几万字大都是以造谣闻名的中央社发出来的，读者是不会相信的，而这几百字却是人民的呼声。^[19]

国民政府渐趋严厉的新闻控制并没有扭转败局，反而迫使新闻出版工作者与国民党当局最终决裂，从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二、中共对汉口《大刚报》的引导与支持

与此同时，1947年以曾惇同志为首的武汉地下党组织正初步打开局面，运用各自掌握和影响的舆论工具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7年秋，中国共产党的湖北地下工委及其所属的武汉地下工委成立。一批多年跟随地下党英勇斗争、成长较快、经过考验、具备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其中不乏武汉新闻界的从业人员，中共的武汉新闻界地下党组织得到加强。^[20]武汉地下市委在新闻界建立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新闻学会^[21]，连同市委文化新闻工作组直接联系的《大刚报》、华中经济通讯社，以及郭治澄同志单线联系的《辰报》、《民风报》中的地下党员，童式一同志单线联系的重庆《新民报》武汉特派员，加上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江汉区党委城工部在《武汉日报》、《武汉时报》交叉发展的进步外围关系，形成了有一定战斗力的武汉地下新闻斗争网。

汉口《大刚报》成为武汉地下新闻斗争网中重要的一环。从1948年夏秋之交起，共产党组织和报社建立了几条线的联系：一是中共武汉地下市委文教组郭治澄与报社地下党员曾卓、杨坤潮的联系；二是报社编辑部一批有进步思想和进步倾向的青年如朱文尧、戴易山、王凤、晏冲等分别与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江汉军区党委城工部、鄂豫皖党委城工部等城工系统的联系；三是欧阳柏代表报社领导层与南方局文委邵荃麟建立的联系；四是黄邦和与范长江的私人联系。

《大刚报》地下党员的秘密活动对“反动统治者最后也是瞒不过的，因此常常受到威胁”^[22]，导致国民党称其快成为共产党的代言人。^[23]同时又“不要一下子把力量使光了，要准备作长期艰苦的斗争，要保住《大刚报》这块阵地”^[24]。欧阳柏代表报社领导层到香港向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局香港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邵荃麟同志请示：

欧阳柏抗战初期在浙江参加救亡工作就与邵荃麟夫妇相识。后在黎澍主办的《开明日报》（笔者注：20世纪30年代在湖南衡阳出版）工作。《开明日报》被查封后，到衡阳《大刚报》接我的手，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欧阳任南京《大刚报》副总编辑。《大刚报》宁汉分家，他任汉口《大刚报》副总编辑。邵荃麟去香港后，是欧阳代表汉口《大刚报》多次去港，与邵荃麟取得联系。^[25]

欧阳柏于1948年12月初动身去香港，向邵荃麟同志详细汇报了武汉形势的发展以及《大刚报》的处境，邵荃麟当即明确指示：

报纸一定要办下去，有报纸在，就能团结一批人。现在全国快解放了，需要大批人手。你们团结一批人，以待解放，就可展开工作……为了避免报纸被查封，言论锋芒不妨暂时收敛一点；目标太大的人也可以暂时隐蔽，或者转移到解放区去。主要是要想办法把报纸保住……现在香港要去解放区的人很多，单靠海运不行，你们要帮助在武汉和中原军区之间打开一条通路。^[26]

于是汉口《大刚报》在中山大道永康里19号的编辑部宿舍事实上成为地下党的活动站和从国统区到解放区的中转站，这里还曾成为领导武汉被服厂大罢工的傅言法在逃避追捕时的隐蔽之处。

同时，武汉地下市委文化新闻工作组郭治澄也通过报社地下党员曾卓、杨坤潮指示要“稳住这块阵地”。采取“走一个，顶一个”的方式保持报社进步力量的实力，朱文尧等一批进步青年就因报社有地下党员“露了红”调离汉口，通过正当面试渠道进入报社，补充了报社的进步力量。^[27]这些活跃在报社的地下党员一方面要积极完成报纸本身的宣传任务，一方面还要及时为各个军区收集和传递军事、政治、经济情报，^[28]发展和壮大地下党外围组织的力量，参与反破坏、反搬迁的斗争。报社上层领导严问天、黄邦和、欧阳柏等受江汉军区和鄂豫皖边区城工部之命，对武汉城防司令鲁道源进行策反工作。^[29]1949年2月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以后，范长江给黄邦和回信，热情鼓励《大刚报》要团结同志，坚持战斗，大力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30]于是根据指示，《大刚报》有的放矢地积极发表了大量有关共产党民族工商业政策的报道，例如刊登美联社北平专电报道解放军在北平采取八项措施^[31]，发表湖北民主人士李书城访问解放区后的谈话^[32]，转载吴晗同志在香港发表的介绍解放区情况的公开信等^[33]。这一时期《大刚报》的新闻报道更为大胆公开，中央社通稿已经登载很少，用得最多的是以本报专电形式出现的新华电讯和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稿。举凡解放军南征北战，节节胜利，以及各个重要城镇相继解放的消息，每天都有报道。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根据武汉市地下党的指示要求，《大刚报》印刷厂印刷8万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国共产党城市工商政策》等文件。在当时纸张非常困难、印刷设备非常落后、每天印报任务非常紧迫的情况下，报社地下党员考虑到社长刘人熙的态度，就直接在报社印刷厂排版印刷起来。后来这8万张布告和城市工商政策的传单很快散发在武汉的街头巷尾，报社的地下党员顺利完成这项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舆论宣传斗争是将报刊宣传与统战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报刊、报人及各界人士。为瓦解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中共中央曾指示宣传工作者要“乘隙打入国民党的各种宣传堡垒里面去，尤其要善于利用其内部矛盾而各个击破之”^[34]，并派遣一批中共党员进入国统区报刊进行工作，逐渐掌握部分或全部版面，使这些报刊能够成为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舆论宣传的秘密阵地。汉口《大刚报》即是一个例证：聚拢了一批民主进步分子，参与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以及进步势力对报纸的渗透和掌控。也正因为如此，《大刚报》在武汉解放以后才获得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从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舆论的夹缝中，用尽了心机，宣传了民主进步思想，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评价，被允许保留下来继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