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分立

第四节　南京、汉口的分立

抗战胜利后，衡阳、贵阳时期《大刚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使毛健吾雄心大振，他对西方大众化报纸的办报方式和报业托拉斯向往不已，加之衡阳时期积累的以实业和文化双管齐下、并驾齐驱的经验，毛健吾遂拟定了一个在中国上海、南京、武汉、北平、天津、贵阳、香港，新加坡首府新加坡等地的“五年十版”计划。1944年底日寇威胁贵阳，毛健吾亲自准备，筹办重庆《大刚报》。他在重庆购置房产，聘请俞颂华担任总编辑，韩北屏担任编辑部主任，熊佛西担任副刊主编，并从贵阳《大刚报》调严问天担任主笔，金仲华、刘尊棋、于友等积极协助。但国民党当局借口重庆报纸太多，拒发执照，筹备一年的重庆《大刚报》仍无法出版。1945年8月日本投降，毛健吾一面电调王淮冰等三人赶赴武汉，筹备出版汉口《大刚报》；一面通知黄邦和、刘人熙赶赴宁沪，筹备出版南京《大刚报》和上海《大刚报》。

一、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

黄邦和在日寇投降后第三天前往芷江，参加日寇向国民党政府接洽投降的采访活动，再于8月21日由芷江直飞南京，由南京转赴上海进行筹备工作。刘人熙则由贵阳赶往柳州，搭乘汤恩伯的副司令张雪中的飞机赶到上海。两人“这次能迅速地乘首班机到南京，这是他们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页。南京、重庆各机关的人，都没有办法来。”^[43]国民党在日寇投降以后，对宁沪出版的报纸有所限制，“以迁回原地复刊为原则”。在上海筹备出版时，黄邦和、刘人熙通过张雪中征得汤恩伯的同意，使没收的财产如建东印刷厂和良友制版所得以拨给报社使用。然而上海的接收大员先是军统系统的忠义救国军，接下去就是饥鹰满天飞，饿虎就地滚，前者是指由重庆乘飞机前来的，后者是指原来潜伏在上海的此时公开出面趁火打劫的所谓“地下工作人员”。一批紧接一批，一幕紧接一幕。^[44]《大刚报》始终没有抢过国民党，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报纸不得在上海出版，建东印刷厂和良友制版所都被更强有力者抢夺接收。

上海筹备出版失败后，毛健吾四处奔走活动：

果夫先生曾为本报答呈委座，准本报在南京出版，委座交中宣部接签，中宣部邓秘书签署意见，谓本报应迁回衡阳出版。今又拜见新部长吴国桢，态度也很好，倘非中央核准，各地报纸即使已出版，也要取缔。^[45]

他对《大刚报》出版南京版给黄邦和、刘人熙作出指示（见图1－3）：

图1－3　毛健吾对《大刚报》出版南京版给黄邦和、刘人熙作的指示（黄邦和私人信件）

（1）本报以在南京出版为原则，先造成既成事实，再请求中央为上海想办法，可两面进行。二者择一决定。（2）印刷机器及房产最要紧，必须尽交及张副司令，以总部名义查封一二所敌伪报馆给我们使用，并请派兵占领。挂本报名牌，任何力量置之不理。中央宣传部派该部宣传处长詹文浒、上海特派员陈训为南京特派员，中宣部科长李荆荪为南京专员（政校同学），凌遇选为上海专员（政校同学），我已和他们谈了，你们与他们联络，找他们帮忙。（3）若机器房产有了办法，就必须尽可能提早出版，工作人员就在当地找。（4）经济方面，设法借垫……不久即汇款来……南京二条巷一、二栋给我住，或干脆卖给我们，来京付款给他，其他的问题，你们商量办好了。上海、南京的最近情形，黄金美钞的价钱，希望来函告知。^[46]

解读该函，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毛健吾关注的是在南京、上海出版的问题，重点考虑的是两地的政治战略性对于报纸的影响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抗战胜利后民营报业纷纷复刊，在各城市创立分版，争夺舆论中心的背景密切相关。其二，强调政治人脉关系对报纸出版的作用，其中无疑包含寻求政治庇佑和政策优惠的机会。其三，南京和上海版的启动资金由毛健吾个人负责筹措，这就为毛健吾的独断决策权的合理性埋下伏笔。

然而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报纸不得在上海出版，上海筹备出版又失败，毛健吾的报业托拉斯梦想再次受挫。于是毛健吾四处奔走活动，力保汉口《大刚报》和南京《大刚报》能顺利出版。在华中大城市出汉口版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宣部的同意，一路绿灯，报纸于1945年11月9日顺利出版。可是在南京出版《大刚报》的申请却迟迟得不到批准。毛健吾早就有了受挫的心理准备：

我一面希望和平早临，同时我又惧怕和平早临，因为我对战后虽有远大的计划，但没有丝毫实际的准备，我们深知道战时办报，因物资的限制，大家都可以马马虎虎，可是战后就不同了，战后的报纸，一定是物质比赛，谁的钱多，谁的机器新，谁就会执新闻的牛耳，像我们这样的穷报，在战后，只有天然淘汰了。这就是我内心的矛盾。^[47]

当时，陈立夫提出，把《大刚报》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原报社资产核定为法币2500万元，另由官僚资本的三行两局（即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汇储局）各投资法币500万元，合成5000万股，并由自己亲自出面呈蒋介石，从当时批给新闻界的80万美元官价外汇中拨出18万美元给《大刚报》。^[48]面对法币2500万元的投资和18万美元资助，毛健吾以为可以用《大刚报》社社长的身份大显身手了，他说：

独断独行做了一件报史上划时代的工作，就是将大刚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就定了二千万元，另外开了一次股东会，就推选了董、监事，并推选陈立夫为董事长，我为总经理，我高兴极了，以为大刚的基础从此定了，一切又有办法，从没有去考虑有无其他的后果。^[49]

毛健吾的活动与陈立夫表面一拍即合，背后其实各有所图。陈立夫希望掌控一张有影响的报纸，毛健吾希望实现报业托拉斯。在新成立的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中，陈立夫自任董事长，陈果夫任监事长，三行两局负责人任常务董事，毛健吾任总经理兼社长，刘人熙任副社长，严问天任总主笔。当时南京的报界都异常诧异于陈立夫如此重视《大刚报》，《大地周报》曾唏嘘感叹《大刚报》在南京的地位都要赶超上海的《中央日报》：

陈立夫现在是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立夫所指导的党报不下二三十家，却有兴趣来支持一家民间报纸，在政治宣传上说，是颇为重要的。党报发言要负责任，民间报纸则态度可以比较随便。《大刚报》由于陈立夫的帮助，在美国已经定了卷筒机，纸张也定了不少，曾经使用一笔美金……《中央日报》也在美国定了一部新式卷筒机，而运达的时间恐还在《大刚报》之后了。^[50]

1946年1月9日，南京《大刚报》正式出版，而先于其出版的汉口《大刚报》隶属于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在1946年国民政府“五五还都”南京前的五个月，南京《大刚报》具体抓编辑和采访工作的还是黄邦和。从贵阳《大刚报》撤回到南京的欧阳柏等人亦在加强南京《大刚报》毛健吾的力量。欧阳柏接替黄邦和主持南京《大刚报》编辑室工作，黄邦和负责采访室，柳嘉禾主编国内新闻，李凌冰主编国际新闻，方蒙主编地方新闻，曾秀苍任社长办公室秘书兼副刊助理编辑，熊佛西任副刊主编，杨坤潮、李楚藩负责资料室。在此期间，由于黄邦和和欧阳柏与新进报社的一批青年编辑和记者，如柳嘉禾、刘一鸥、张友济、郑永欣、徐湘等无间合作，报纸版面基本保持衡阳时期《大刚报》特色。

二、陈立夫的易主措施

然而，在1946年国民政府“五五还都”南京后，陈立夫利用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权限，联合作为三行两局负责人的常务董事，排斥毛健吾，并且从1946年10月开始对南京《大刚报》展开全面掠夺。

第一步是撤换评论部，成立社编纂委员会。将报社总主笔严问天架空，由国民党中央党校教授陈粤人担任主笔，祝麟任编纂委员会委员。后又将严问天调离评论部，安排为报社社会服务部总干事。第二步是“整顿”编辑部，撤换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编辑、记者。第一个被撤职的是《大刚报》特派记者唐海。^[51]第二个被撤职的是地方通讯版编辑张兆科，因为地方通讯版所发稿件大都为揭露地方官吏贪污腐化、匪盗横行、民不聊生的景况，同时又报道大量苏北解放区生活安定、安居乐业的情况。第三个是被逼走的地方新闻版编辑方蒙。地方新闻版可以不采用中央通讯社新闻，伸缩性较大，陈立夫为加强对地方新闻版的言论控制，对方蒙横加刁难，逼其愤而辞职转投上海《大公报》。第三步是改组采访部，解除原报社领导层工作职权。黄邦和自任采访室主任，采写的新闻稿件被总编辑祝麟或改得面目全非或拒绝刊载，两人冲突日深。黄邦和调任上海办事处主任，副主任高流接任采访室主任。欧阳柏的编辑室主任一职被编辑室副主任架空，报纸版面被控制，欧阳柏的新闻版面权也被剥夺。

《大刚报》在南京复刊以来，曾有过一段风头很健的时间，何以自迁都以来，愈变愈为恶劣？直到现在它的标题甚至比《中央日报》与《和平日报》还要凶狠，它的言论也渐渐走近了救国日报的边缘……南京《大刚报》的态度是愈变愈恶劣，这在许多外国新闻记者的笔下也可以看得出来，所有在南京的外国记者，无论是联合社、合众社、路透社或是法国新闻处，一向都很喜欢转播《大刚报》的消息，而且总爱在消息前面给《大刚报》戴上一个帽子，今年（1947年）二三月间的帽子是“自由主义之《大刚报》”或“中立之《大刚报》”，四月间变为“国民党开明派”，五月间变为“国民党”，六月以后竟变为“国民党极右派”或“国民党顽固派”了……“四大金刚”去其三，仅剩下妥协性比较重的欧阳柏挂着原来的名。现在“四大金刚”再也不金不刚了，吃一份闲饭，得一笔干薪，毫无反抗地望着自己的事业整个沦陷。^[52]

王淮冰和黄邦和指出了毛健吾在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已大权旁落的境况：

毛健吾与“二陈”合作……股权各半，好像是平等的，实际上，权力分配却是极为不平等的。7个常务理事，官僚资本占了6席，名义上拥有一半股权的《大刚报》同人，只有毛健吾孤身一人代表参加，表决时是6∶1。“二陈”权倾一时，又是老师，又是董事长、监事长，在他们面前，毛健吾只能俯首听命，人格上也不是完全平等的。陈铭德、邓季惺找萧同兹当董事长，如同找到一把伞，天下雨撑起来，挡挡雨，天晴了就放到一边；而毛健吾找陈立夫当董事长，如同自投阎王殿，阎王爷可是要掌握人的生死大权的。^[53]

报纸原来是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武器可以射杀敌人，也可以伤及自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当然懂得武器该如何运用，而且也希望能充分加以运用。中国今日需要和平，需要民主，政治上需要进步，民生需要改善。一个善于运用武器的人，自然知道应该如何瞄准目标。一旦发现武器失灵，甚至到刀快伤指的地步，是该感到悲哀的。^[54]

毛健吾也切实感到了“刀快伤指”的悲哀，本想借助官僚资本可以摆脱被天然淘汰的命运而“执新闻之牛耳”，却反倒被二陈所控制。与此同时，毛健吾又陷入“挪用资金”的困局，正好被报社总稽核审查。^[55]当时陈立夫正言厉色地对毛健吾说：“我可以决定你的生死存亡。”毛健吾当然摇摇欲坠了，对编辑部几无过问权，连自己的文章在报纸上都发不出去。^[56]于是毛健吾利用南京《大刚报》地方新闻版报道一系列公教人员因物价飞涨被迫自杀的消息，还配发社论《政府以守信为先》^[57]，试图激怒国民党政府，让南京《大刚报》被迫停刊。蒋介石看后果然大怒，立即下令查封南京《大刚报》。陈立夫出面请准改为“停刊改组”，南京《大刚报》于1947年3月13日宣布“暂行停刊”，直到4月1日才复刊。然而暂时的停刊并没有让陈立夫罢手，相反，在停刊期间陈立夫更是加紧推行对南京《大刚报》的易主措施：索性撤掉毛健吾的总经理兼社长职务，改由张志智接替；开除杨坤潮、李楚藩、孟昭让，罪名是“思想不纯，有共党嫌疑”；停发严问天、王淮冰工资。复刊后的南京《大刚报》版头的发行人已由“社长毛健吾”改为“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毛健吾“玉石俱焚”的初衷不仅没有实现，相反，“徒徒地丢掉一个南京版”。从南京退到汉口《大刚报》的老报人描述了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被陈立夫抢夺走后的心情：

我们绞尽了脑汁，流干了血汗，吃尽了苦头所培养出来的一个孩子，是希望能在民主的世界里不会被任何倒退的力量所吞没，真真实实做人民的喉舌，为正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吐一口气。然而《大刚报》却一点也没有感到天亮以后的光明，不但得不到胜利的成果，相反地，正步下深坑，正因内战、贪污、物价高涨以及现实的苦难，面对着痛苦悲哀和一片凄凉的景象，飒飒秋风，满庭枯叶。^[58]

然而汉口《大刚报》与南京总部分庭抗礼的抗争则日渐明朗化，阻止了陈立夫全面控制《大刚报》的企图。最终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和以刘人熙为代表的原《大刚报》同人的谈判结果是，双方签署协议，决定南京和汉口两家《大刚报》分家：汉口《大刚报》仍归原《大刚报》社员，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不再过问。南京《大刚报》归董事会，汉口《大刚报》不得过问。陈立夫兑现给毛健吾一万美金赴美考察的承诺。协议自1947年7月生效。宁汉分家的结果是，南京《大刚报》被“由CC系头子陈立夫抢去出版来了。我们老同人为了沉不住气，终于丧失了这片辛苦耕耘的园地。”汉口《大刚报》所得为南京分给的一辆吉普车和五吨新闻纸，至于18万美元外汇和2500万元法币银行投资，以及2500万元法币原资产都分文未得到。毛礼锐在商谈分家时就表示不愿回武汉而转往中央大学教书，王淮冰仍留在南京负责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从斗争的结果看，一方面，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彻底被陈立夫所控制；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讲，汉口《大刚报》却赢得了独立的空间。

重新检讨南京的惨变和今后的做法，结论是记住范长江先生给我们的劝告：“沉住气，更技巧地生存下去。”^[59]

陈立夫虽然抢得了南京《大刚报》，但出版时间也不长，1948年底陈立夫主动停刊南京《大刚报》。南京解放前的真空时期，王淮冰回到报社，召集柳嘉禾、钱文源等一批编辑和记者，利用南京《大刚报》留下的机器，以《联合晚报》的名义出版报纸，所得收入采取按日分成的方式，维持报社全体同人的生活。1949年4月20日，蒋介石全面拒绝中共提出的八条二十四款，下令《联合晚报》停刊。该报前后共出版50天。南京解放后，南京军管会全面了解南京《大刚报》的性质和具体情况，把南京《大刚报》的资产分为两个部分，属于官僚资本的部分，由南京军管会加以接收；属于原《大刚报》社部分，包括一部对开印刷机、一辆吉普车和一部分器材，仍发还给原《大刚报》同人，随后运回汉口《大刚报》。

【注释】

[1]国民党CC系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一个派系。关于“CC”的由来，常见的有两种说法：其一，“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Central Club”，简称为“CC”；其二，陈字的汉语拼音以“C”字打头，故以“CC”代表二陈。

[2]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3]和平通讯社由陆海空军总司令开封行营（后改为驻豫绥靖主任公署）创办，1931年2月开始发稿。

[4]毛健吾（1905—1968），原名毛礼键，字剑夫、剑舞，江西吉安人。

[5]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6]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7]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8]刘人熙（1912—1981），号佩兰，笔名刘庵，江西莲花人。8岁在乡下读私塾，以后相继在吉安师范学校附小、阳明中学、吉安师范学校读书。1932年，20岁的刘人熙只身到开封和平通讯社社长毛健吾处谋职。毛健吾看到刘人熙的文章，颇为赏识，当即留用。1937年随毛健吾创办《大刚报》，创刊一月余，刘人熙便从谢锡福手中接任总编辑，1942年衡阳《大刚报》时期升任副社长，1944年贵阳《大刚报》时期任代理社长，1946年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任南京《大刚报》社副社长。

[9]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10]《社论：本报创刊九周年》，载1946年11月9日《大刚报》。

[11]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12]《河南民国日报》1930年3月10日出版，由河南省党部宣传部长张善舆兼任社长，日出石印四开小报一张，印500份，后改为日出对开铅印报一大张。由于当时每月有固定经费及中央党部补助，经济充裕，一度曾扩充篇幅至两大张，于1948年9月停刊。《河南民国日报》是当时河南两家最大的报纸之一（另一家为《河南民报》）。

[13]李蕤：《我在〈大刚报〉的始末》，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郑州文史资料第9辑：解放前郑州报业史料专辑》，1991年，第73—74页。

[14]李蕤：《我在〈大刚报〉的始末》，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郑州文史资料第9辑：解放前郑州报业史料专辑》，1991年，第84—85页。

[15]严问天在武汉随军宣传时，看见汉口《大公报》登载“北方某大报招聘评论作家”启事，欣然写了两篇时政论文，邮寄应征。很快，严问天收到在河南信阳复刊的《大刚报》来电约去洽谈，当即离开军队赶去信阳，被该报聘请担任编辑。严维全：《严问天与〈大刚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繁昌县委员会：《繁昌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5年，第143页。

[16]王淮冰：《毛健吾与〈大刚报〉》，载《新闻记者》，1999年1月第1期。

[17]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1页。

[18]当时衡阳出版的对开日报有由湖南省公路局局长刘子奇挂名做社长的《开明日报》，副社长姜缦郎、总编辑骆何民和经理黎澍共同办报，在衡阳拥有较多读者，但很快被湖南省当局查封；还有社长为谭九思的《正中日报》，此报毫无生气，日销仅一二千份，停刊日期不明。

[19]黄邦和（1919年至今），江西兴国人，早年通过衡阳《大刚报》招聘进入报社，在报社工作三个月后转入中山大学学习，一面继续在报社工作，一面坚持读书，半工半读一年半，获得中山大学文凭。随着战局变化，黄邦和先后随《大刚报》迁桂林、柳州、贵阳，曾和田汉、熊佛西等组织“文化垦殖团”，任秘书长。抗战胜利后第五天，他作为第一批从大后方飞回南京、上海的四名记者之一，采访日本芷江洽降与在南京投降的全过程，采访国共重庆的“双十”会谈、南京和谈以及马歇尔、司徒雷登九上庐山谈判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武汉市唯一的记者采访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全过程。黄邦和以记者身份采访过许多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堪称我国近代新闻发展史的见证人。

[20]舒名世：《〈大刚报〉编辑部在回雁峰上的时候》，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衡阳文史资料第4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1985年，第92页。

[21]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22]刘人熙：《〈大刚报〉创刊三周年纪念》，载1940年11月9日《大刚报》。

[23]《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它创刊于1902年，最初在天津发行，后辗转在上海、汉口、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出版。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

[24]杨潮（1900—1946），笔名羊枣，湖北沔阳（今湖北仙桃市）人。少年读家塾，后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由于参加五四运动被校方开除，乃转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学习。毕业后，任职于上海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他向往实业救国，与友人集资经营电影业遭到失败。“九一八事变”后，在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妹妹杨刚的影响下，他勤奋攻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大量马列主义的著作，逐步认识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1933年由周扬介绍入党，并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1936年进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并为上海多家进步报刊撰写国际问题评论。1939年转移到香港，担任《星岛日报》军事记者，以“军事评论家”闻名海内外。

[25]杨坤潮原是上海排字工人，后到香港《星岛日报》排字，与杨潮早就相识。

[26]《社论：本报创刊六周年》，载1943年11月9日《大刚报》。

[27]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17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同年转入上海复旦公学。1914年毕业于复旦政治经济系，次年赴日本留学。1918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社会学专业。归国后应张东荪之约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随后受《晨报》、《时事新报》指派，与瞿秋白、李仲武赴苏联，后又转道欧洲，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批专职驻外新闻记者。1924年俞颂华由德国回国，在中国公学做三年多教授，讲授逻辑学、中国近代史、社会学、新闻学。1928年入商务印书馆，担任《东方杂志》编辑兼国际问题撰稿人。1932年应《申报》史量才之邀，创办大型综合杂志《申报月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俞颂华颠沛于中国湖南、广西、重庆、香港，新加坡等地，办报兼教书。1946年东归上海，执教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新闻系主任，次年病逝于苏州拙政园。

[28]叶启芳（1898—1975），广东三水人。广州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1925年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主讲经济学，后调回广州任武装团体训练班政治部副主任。1929年到上海，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翻译诸多社会科学名著。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香港，经《星岛日报》总编金仲华介绍，任《晨报》主编，并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任教。

[29]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30]如果不受意外阻碍或战局影响，毛健吾打算用十年时间建立更多的文化事业，如设图书馆、科学试验馆、学校等。“办学校的计划，又想从幼稚园到大学一套齐全；科学馆的计划，则是集有志青年于一室，埋首研究科学，天天在实验室生活。”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4页。

[31]如果不受意外阻碍或战局影响，毛健吾打算用十年时间建立更多的文化事业，如设图书馆、科学试验馆、学校等。“办学校的计划，又想从幼稚园到大学一套齐全；科学馆的计划，则是集有志青年于一室，埋首研究科学，天天在实验室生活。”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4页。

[32]如果不受意外阻碍或战局影响，毛健吾打算用十年时间建立更多的文化事业，如设图书馆、科学试验馆、学校等。“办学校的计划，又想从幼稚园到大学一套齐全；科学馆的计划，则是集有志青年于一室，埋首研究科学，天天在实验室生活。”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4页。

[33]《大刚丛书》包括：大刚报编辑部《汪精卫叛国主和阴谋总暴露》、《二期抗战中总裁言论第二集》、《新衡阳指南》，蒋介石著《总裁指示我们怎样实行三民主义》，刘澄寰编《新县制论文集》，毛礼锐著《转变中的中国政治》和淮冰等著《粤北会战记》。

[34]湖南新检处代电（1942年5月25日）以“《大刚晚报》既申请登记，迄未经核准，擅自发刊，内容复杂，不合手续”勒令停刊。衡阳新检处工作月报（1942年10月）称《大刚晚报》“违检部分颇多”，并且湖南新检处工作月报（1942年11月）查“《大刚晚报》犯有修正出版法第二十条第一项之情事”，战区新闻局指令（1942年12月8日）“《大刚晚报》违犯出版法，予以停刊十日处分”。衡阳新检处工作月报（1942年12月）称“该报仍不改善，违检如前，故省府特令停刊，现该报发刊至本月31日止。”

[35]1944年4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消息：纽约中国新闻处编辑、前太平洋通讯社记者梁琪英小姐于本月初径行到渝，伊对《大刚报》发行敌后航空版，认为系世界创举，甚感兴趣，特亲至中宣部索取敌后航空版数份，准备携美宣传。

[36]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4页。

[37]《社论：敬致作者》，载1944年7月10日《大刚报》。

[38]《社论：我们的信念——本报在柳复刊敬告读者》，载1944年7月10日《大刚报》。

[39]金仲华：《坚持在新闻工作的岗位上》，载1944年10月15日《大刚报》。

[40]《社论：稳战局、安后方》，载1944年10月17日《大刚报》。

[41]熊佛西：《疏散记》，载1944年10月15日《大刚报》副刊《阵地》。

[42]在救济的名单中有田汉、穆木天、孟超、黄药眠、于逢、汪巩、周钢鸣、司马文森、邵荃麟、葛琴、蔡楚生、曹伯韩、何家槐、彭燕郊、陈残云、华嘉、郑可、温涛、黄新波、张陵沼、黄养辉、秦似、端木蕻良、宋云彬、王鲁彦、伍禾、韩北屏、熊佛西、叶仲寅、马思聪、张天翼、余丽亚、欧阳予倩、胡仲持、严恭、阳太阳、孟昌、张煌、张光宇、张正宇、李桦、陈迩东，以及广西艺术馆10人，新中国剧社20人。

[43]见毛健吾致黄邦和私人信件，由黄邦和提供。

[44]陶菊隐：《孤岛见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3页。

[45]见毛健吾致黄邦和私人信件，由黄邦和提供。

[46]见毛健吾致黄邦和私人信件，由黄邦和提供。

[47]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48]其余的拨款分配给三家报纸，分别是《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各20万美元，《大公报》22万美元。

[49]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50]《陈立夫与〈大刚报〉》，载《大地周报》，1946年第41期。

[51]蒋介石还都之后在上海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唐海向蒋介石提出极为尖锐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和四项诺言都规定要释放政治犯，不知政治犯何时可以释放？”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反问：“政治犯已经释放，还有哪个没有释放，你开名单来！”唐海无所畏惧又站起来说：“到现在为止，只释放了一个廖承志。”导致记者招待会不欢而散。事后蒋介石查明唐海为《大刚报》记者兼《文汇报》记者，立即派张道藩找毛健吾要辞退唐海。同时《大刚报》支持临时大学学潮，在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看来，《大刚报》此举无异是拆他的台。朱家骅与陈立夫的矛盾导致朱家骅告到蒋介石那里，说“《大刚报》故意夸大学潮，为共党张目”。蒋介石责令陈立夫整顿报社。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52]野路：《〈大刚报〉易主记》，载《评论报》，1947年第7期。作者野路实为黄邦和。黎澍同志在上海主张《大刚报》同人通过各种途径对陈立夫进行控诉，1947年9月《大刚报》的余湘到达陕北以后曾应邀在新华广播电台作了一次广播讲话，讲述陈立夫抢夺《大刚报》的经过；黄邦和则在上海《评论报》上发表《〈大刚报〉易主记》，对陈立夫抢走《大刚报》的全过程进行揭露。黄邦和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11月4日。

[53]《〈大刚报〉创办人毛健吾与〈大刚报〉》，见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

[54]欧阳柏：《感怀大刚》，载1946年11月9日《大刚报》。

[55]毛健吾动用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的18万美元外汇向美国订购了三部吉普车、数部收报机，因为交货期未到，毛健吾盘算临时挪用这笔外汇同时向美国订购一批锡箔纸，目的是通过倒卖赚其中的差价为报社赚钱。不料刚好碰上旧金山码头工人罢工，锡箔纸没有按时交货。原先订购的吉普车、收报机交货期到，需要马上付款，毛健吾正在想办法弥补亏空，被报社总稽核发现，报告给董事长陈立夫，毛健吾就有了“挪用公款”之名。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56]野路：《〈大刚报〉易主记》，载《评论报》，1947年第7期。

[57]社论中说：“三月在望，公教待遇又届‘调整’之期。我们希望这次调整，不会成为公教人员自杀的序幕。”

[58]黄邦和：《感慨话大刚》，载1946年11月9日《大刚报》。

[59]黄邦和：《我们怎样熬过黑夜？》，载1950年11月9日《大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