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大刚报》的生存路径

第三节　汉口《大刚报》的生存路径

简言之，合作社是“民办、民管、民受益”，套用到汉口《大刚报》这张同人报，就是“知识分子办、知识分子管、知识分子受益”。然而知识分子既然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游离势力就必然附从于经济上有力量的阶级，或资产阶级，或地主官僚军阀。“他们提出所谓……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41]20世纪初期，传统政治秩序已经动摇，这秩序又与儒家的价值观纠结在一起，知识分子在感觉到政治秩序瓦解的同时，亦感到文化价值和基本宇宙观的解纽。^[42]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危机、思想危机、文化危机是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共同的历史境遇，也是知识分子同情革命的根本原因。

一、对国民党的批判：寻求政权合理性

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汉口《大刚报》的想法是，只要能够施压于国民党，促使其从事必要的改革，就可以如同政治学者纽曼所说，形成多元的与一体权力来源相抗衡的独立权力来源，化解独裁主义，形成真正的民主政治。^[43]汉口《大刚报》作为一种分割性权力的媒体，一贯主张民主自由论述，相对地分割“馨香祷祝的拥蒋”部分，开始集中于极力劝说蒋介石亲自领导一项内政改革的革命新运动。在这样的思考下，汉口《大刚报》开始转变独立运行时期“停战言和”的初衷，逐步朝向要求国民党政府赋予“人民之直接管理政事的要求”“对应相等政治权利”以及言论与新闻自由，乃至于直接向反对从中央政府官员直到最基层的保甲长的整个官僚体制内泛滥的腐败的论述前进。本意在以其掌握的微薄的政治资源，如果能充分唤起公众舆论，政府势必被迫接受变革的吁求，在无意和有意之间发展成为向国民党政府权威的挑战，以及对国民党一体性权力的分割——在国民党看来，就是异议媒体对体制的否定。这是自由主义和威权独裁体制在意识形态场域的斗争、在媒体和论述场域的角力。

最具体的斗争和角力是一系列对国民党政府官僚渎职腐败导致农村贫困和城市颓靡的批判社论。通货膨胀破坏了公众对国民党统治能力所抱的信心，而公众对国民党丧失信心又阻碍了政府为减轻通胀压力所作出的努力，直接导致改革的流产。在此背景下，这个系列社论^[44]的发表将汉口《大刚报》和国民党论述之间的敌对推到极点。系列社论论述广泛，涉及1948年国民党统治下人们受到的残酷剥削，以及国民党发动内战造成的通货膨胀使城市经济全面崩溃的各种问题。一如作为系列社论的总括性的《安定人心》所言：

社会之贪污，系与人心之振靡。所谓收拾人心之说，显示出世道人心之江河日下。当这人心颓废乖舛或动摇激荡的时会，有识者实不能不引为忧惧。研讨人心何以如此浮动激变的主因，并视高压重典之是否可能收效于一时，且不致贻后患于他日，都必需诉诸于最高的理智，以把握社会心理之演变的迹象，求取因势利导的方策……所谓收拾人心，应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就人心之向背而言，力求人心之归向，一方面是就人心之振靡而言，力求人心之振作；前者有赖于去旧开新，后者有赖于以身作则。两者复交相为用，而以安定人心，为一主要的转捩关键。

这一系列社论乃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政策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完整的、最直接的总体检视，涵盖层面宽广，议题丰富，不是政客的高调媚俗产物，而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忧心国是之言，表现出媒介作为公共领域的开放与反省特质。汉口《大刚报》看出金钱与利益是保证国民党政治体制运行的润滑剂，而专靠援引、夤缘、苟且的方法产生的官吏又降低了体制的运行效率。由于这样昂贵的代价，政府的腐败行径使其与人民日渐疏离。多数人不能或是不愿加入到腐败的行列中以谋取好处，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合法利益为他人所得，怨愤由此而生。作为守护公众的媒介汉口《大刚报》的社论忧民生之多艰：

在一般人都不能生活的时候，另在那高楼大厦里，灯红酒绿中，还有一群巨富豪贵、纨绔子弟正左拥右抱，一掷千金，度着豪华奢靡的生活，既不知窗外在下着霉雨，更不知霉雨中多少人跌倒了爬不起来！^[45]

更为民众忠顺的俯首帖耳的纳捐、输税、当兵、供差，做任由驱使的奴隶，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既不为哪一方面张目，也不为哪一方面掩护，而是本能地、直觉地，代表深受战祸、可怜的群众发出的号声，这是每一个人民的每一颗良心可以保证的。这的确道出了每个人民的声音，站在纯人民的立场，无论任何人，心问口，口问心，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说法。^[46]

二、对共产党的批评：争当人民代言人

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国民党的统治后，学潮示威、劳工争端、市民骚动、农民暴动时有发生，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利用舆论谴责批评国民党政府，一切显然表明了公众的不满。然而，失望和抗议始终不能等同于绝望和背离。从国民党处抽回的支持和信任，在多大程度上转向了中国共产党？

首先，国统区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与行为非常熟悉。在汉口《大刚报》看来，尽管国统区对言论限制甚多，但“这一加紧军事动员与限制自由的措施，原为备战中的不得已之举”^[47]。尽管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但“物价的波动上升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年年如此，不可避免的”^[48]。更为重要的是，国统区知识分子对中共知之甚少。由于交通和通信条件的限制，更由于国共内战的激烈而混乱，处于国统区想详细了解中共的情况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对中共的认识大多从书籍、宣传品及各种传闻中获得，个中观点难免粗糙偏颇。

其次，出于对国民政府的期望以及对合法性政府权威的笃信，国统区知识分子只是将国民政府的腐败当做程度问题，而非本质问题，仍认为国民党政府应对当前政局负责，并不主张把国民党政权完全推翻重建，亦认为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有值得保留下来的东西，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现政府“有一套高超合理的政纲为其施政的根据”，即使为挣扎图存起见，也会努力迈进而期有所表现。而中共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即便是抗战胜利后建立联合政府，共产党也是联合政府中国民党的合作对象。虽然汉口《大刚报》对中共的了解不够，但对中共的批评却是真诚而发自肺腑的，因为它自视是人民的代言者：

第十二个年头了，我们这个报纸……自命始终是本着纯国民心情，想站在新闻事业的立场，热忱地为人民服务……一个民营的报纸，原应该与人民同其休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应该视为每一个报人之所应具有的信念。^[49]

知识分子，特别是游离于官场的知识分子一贯有“王者师”的野心，一贯以民族利益、人民道义的担当者自许。这种以师道抗议王道的以道自任的传统，突出地表现在与共产党争夺担当人民的代言者上。在《大刚报》看来，战争使民众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共在战争问题上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共同承担战争的责任。《大刚报》反战的吁请实际上是表明支持政府的“尽其在我”，而督促共产党的行动：

李代总统迄仍坐镇南京，国政的重心依然未动，这不但表示当局对和平的诚意未变，而且进一步地尽其事实上的努力。^[50]

和为双方之事，非可片面获致。但凡能添增一分和气，即足以减少一分战意。^[51]

万一为了人民无直接关系的权益利害之争，竟使得和平之门不能大开，甚或又关了转去，那就将难逃人民的谴责与历史的公断。^[52]

从中可以看出，《大刚报》指责中共没有重视民众的福利，认为中共避实就虚的作战策略违背了为民众谋福利的目的，“人心渴望和平，即和平终能实现之基本保证”^[53]。既然如此，中共怎么又能够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自居呢？今天的问题是人民和反人民之争，而不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不去问什么对人民有利什么对人民有害，却去问什么是中共的主张什么是国民党的要求，就根本弄错了什么是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独立运行阶段的汉口《大刚报》对国共两党都有批判，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对此境遇《大刚报》自己曾有表露：

从左边来的是根据一套革命的理论，从右边来的是根据一套戡乱的理论。然而这两套理论都不能使我们放弃和平要求……和平运动，可能被人利用，可能被人曲解，可能两面挨打。^[54]

但从阶级立场上看，汉口《大刚报》与国民党更为接近，毛健吾也指出：“报纸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办的，对国民党的劣政是憎恶的，但我们和部分同人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寄予幻想的。”^[55]在认可和拥护现有政府的前提下，《大刚报》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然而领导这个国家的正是国民党政府，换言之，《大刚报》是不可能对国共两党采取完全对等的立场，所以不可避免地使得《大刚报》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靠得更紧，其主观倾向目的在于以诤言监督政府；尤其“大骂”的是国民党中“少数中极少数，够得上依仗特殊权力作贪污勾当，但因这少数人占着表率群伦的显赫地位，以己之贪污连累多数人同被恶名”^[56]，报纸与政府的对立，只是表现在提出或与政府主张相左、或超出政府容忍限度的意见。鉴于两党对立，针对国民党的批评，实则在客观上达到帮助共产党在国统区组织统一战线的舆论宣传效果；而针对共产党的指责批评，则占据舆论优势，自然是帮了国民党的大忙。与此同时，对共产党的客观报道，客观上也帮了共产党的忙，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于此，共产党阵营才有对“骂”与“帮忙”话语权解释的兴趣。

三、编辑业务中道而行

在新闻报道中，涉及军事方面和学潮、工潮、群众运动的通讯是国民党政府最为忌讳的。在1948年愈加收紧的舆论钳制下，汉口《大刚报》编辑部仍发挥新闻编排的技巧，“一虽不能积极立功，但消极方面尽量做到不帮凶，比如中央社每日必发所谓‘共匪暴行’一类的言论稿子，照例不用。二随时试探着，得寸进尺，稳步前进。三尽量发表群众活动的新闻和人民生活的具体实际，而减少斗争的批判”。忽明忽暗，忽左忽右，既设法取得宣传效果，也能转圜应付新闻检查。

从军事报道策略方面来看，1948年国民党军事战场的连连溃败使得国民党高层把军事失败的报道视为“不祥之音”。汉口《大刚报》的应对策略是从报纸版面处理、稿件选择、标题拟定等方面技巧地加以掩饰。一是轻重自裁，不按照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价值标准来决定新闻价值的大小，故意将国民党中央社看重的新闻安排在不显著的版面位置，或在新闻标题上轻描淡写。以1948年12月国共战事为例，《平津周边局势开朗 淮北国军庚续追剿》（12月24日）、《北平外围无大接触 塘沽以北昨有激战》（12月22日）、《苏北收复汜水 鄂北将有战事》（12月23日）、《平郊战事益近城厢 津北国军撤出北塘》、《绥境收复凉城 并郊续有炮战》（12月18日）等文章标题的语气均不甚强烈。二是黑白互包，在一条新闻中既采用中央社电讯，也采用根据新华社消息或外国通讯社消息改写的“本报专电”，提示读者从一条新闻的几种不同解释中自行辨别。例如“本报南京专电 据国防部长何应钦称，豫东大捷。是役，共歼匪军达四万人”。然而军闻社号外报道豫东大捷共歼匪军九万人，中央社消息匪之死亡约在十万左右。^[57]三条消息都放在头版，提示读者自行辨别国民党军队的“大捷”之真实性。三是旁敲侧击，在新闻报道中利用隐喻和暗示隐晦地指示新闻的真实性。

从杂文副刊经营策略方面来看，于1946年中创刊经营至1948年底的杂文性副刊《星期》与《珞珈山》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见图3－1），表面看似游戏的文字，实则醉里金刚，绵里藏针，着着击到痛处。

图3－1　1948年7月2日《大刚报》，存于湖北省档案馆

例如针对国统区选举的贿选现象，借由“松下客”的《山中人语》嘲弄国统区物价飞涨，一针见血地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批判国统区的官场腐败：

假定二万万五千万选举票，由一个人去写被选人的名字，一天十万元大钞终于出笼了，可是前天报上却还见到有财政当局否认的消息。这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艳姿态，真是可爱得很。

其实，点钞票早已成为人生一大麻烦事情。如今可好了，十万百万千万，就是一张十张钞票。公务员领一月薪饷，也不过几张钞票而已，省得出纳麻烦，也省却了领款人的麻烦，这真是自己方便，予人方便，要算功德无量。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最想沾光的还是穷人。譬如乞丐吧！假使有阔人施舍，一掷不是两千五千的钞票；而将五百或一千元的钞票丢在地上，还会有人去捡，那才怪哩！

据说某贪官为图逃罪，竟致函恫吓参公，说如再挑剔，决送一颗子弹。别说某贪官可恶，我却要说他还实在天真得很。这时代，“子弹”实在已吓唬不了人，不然的话，世界该也早太平了。假如某某还算世故聪明的话，则改送一些“纸弹”、“金弹”、“银弹”之类，岂不要有用得多？^[58]

针对国统区人民遭受饥饿苦难的描述：

我们现在不妨来一个假设，如果人类不生嘴巴，不吃食物，不穿衣，不需求任何自然界的物质来管养我们的细胞，这个世界不知道要省掉多少麻烦……可是大自然却偏偏在我们鼻子下都生出这样一个生着牙齿的黑洞洞，让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受饿受冻，而另一部分人，也就利用这个小黑洞去肥他们的肠，去啃别人的血和泪。于是就有了“避饿法”。“不闻不问法”：当君饿不能忍时，切不可在餐厅门口或富人厨房前走过，刺激胃酸增多，使肠胃徒生无谓痛苦。“发奋忘食法”：即阿Q的精神胜利法。“坐以待毙法”：当山穷水尽时，既知借贷无门，只好静静在家等死，这虽然是一个最笨的方法，可是起码不至于受到人们的冷嘲热讽。“调虎离山法”：是在你饿得要死的时候，应静卧床上，不走不动，以免无谓消耗，然后用凉水去浇你的肚子，使它得到暂时的安慰，面等死神降临。“因地制宜法”：在民族形式的口号下，这可算是一种最典型的民族形式，中国多少千年来，都会用用这种方法，要点是在饥饿的时候，因时因地，见土吃土，见草吃草，见渣吃渣，君不见草根树皮观音土者乎！饥饿的朋友们，上面这些方法虽然不能治本，起码有治标的功效，你如果不相信，不妨含着眼泪，和你的妻女试验一下看。^[59]

地方通讯版最初是根据邵荃麟的指示创立副刊《读者之页》，初衷是报纸应该为人民提供说话的场所。然而读者投书报社，用人民之口，展现的当时国统区一幅幅血淋淋、鲜活活的画面，直白暴露国统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千山万水跋涉而来，雪地冻天饥寒交迫，时值大雪纷纷，身上无衣，肚内无食，一贫如洗。为国家之下场，弄到这种地步，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各级首官老爷，每日少食四餐少跳点舞，剩余的时间来给失业无职军官一个迅速的答复吧！感激无量呢！^[60]

身上无衣怨天寒，漫天烽火带来遍地的灾难，几天风雪更增加农民的痛苦，中国的农民，是这样凄惨，他们甘苦如饴、贫困、可怜，真是中国的好老百姓，他们每人每天的生活费，只够有钱人的一支好香烟钱。反观一些人，他们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锦衣绸缎。^[61]

血虽热难御无衣之寒，苦可吃难受号腹之罪。^[62]

天寒地冻无煤取暖，史学教授卖尽古籍。^[63]

生活指数高于都市，待遇极低且难以兑现，物价漫无止境地上涨，真不知要逼坏多少人！尤其是靠薪俸收入以维持生活的公教人员，尤其是我们这些收入甚微，为人忽视的穷乡僻壤的下级公教人员……本月收入已不够维持个人之秋食，而瑟瑟的西北风又在以寒衣问题相逼。每次改善的命令下来，经过各级政府及各级会议机构不同的措施，总是折之又折，扣之又扣，等到抵到我们，不惟数字大减，尤非短期所可生效。^[64]

四、政治“向左转”的契机

到1948年底的历史时刻，眼见沉舟渐没，危船将倾，“一个时代结束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确实到了对国共两党作出最后的选择，对呼之欲出的新政权表明态度的时候了，是“跟着政府走，还是留下等待‘解放’？”然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共的疑虑根深蒂固，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不可能一开始都自动跟着共产党走；事实上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共产党对他们根本性的保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共产党的顾虑是相等的。民营报纸急速地“向左转”深刻说明国民党专制主义的不得人心，也说明自由主义新闻实践不合中国的时宜。自由派知识分子直至推行自由主义的折中方案的一切希望均告破灭，才转而投奔中共。他们希望如何去迎合这个新政权？预计自己必须达成何种妥协？个人在时代的转折中该怎样自处？

汉口《大刚报》最终“向左转”的分化既有中共统一战线的争取，也有国民党专制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当局对汉口《大刚报》施加压力，限制愈加收紧：

国民党武汉行辕和武汉警备司令部等，就曾不止一次地警告和威胁《大刚报》社，并把《大刚报》编辑部的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报社）还收到过附有子弹的恐吓信。有时，他们在经济上卡我们的脖子，不给配售新闻纸，也不让银行贷予流动资金；有时他们又在发行上进行破坏，忽而勒令报贩、报摊不卖《大刚报》

……对报纸的检查就越发严厉，有时把一张报纸的版面大删大改，又扣又压，搞得面目全非。^[65]

在国民党CC系抢夺汉口《大刚报》失败后，由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书记袁雍亲自授意，特务直接到《大刚报》社捣乱。国民党当局多次对报纸提出警告，要求刘人熙作为社长检讨，并交出报社进步记者和编辑。刘人熙从各个方面进行搪塞、疏通而未使报纸出版受到影响，并且挺身而出保护记者和编辑的安全，把责任全揽下来而拒绝交人。“假如所有进步的报纸都给查封了，这片天地会更昏黑。”^[66]

根据武汉地下市委“稳住这块阵地”的指示精神，汉口《大刚报》任务明确，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选，只有坚持下去，等待解放。国民党军队即将撤离武汉的前两天，白崇禧秘书秘密给社长刘人熙送来一张飞机票和500元现洋，要他立即飞香港转台湾。而刘人熙不但没有出走，而且将这500元银元交给报社购买纸张和粮食。报社记者朱文尧也勾勒出这段时间等待解放的一种心情：

就在（5月）15日这天上午，报社发了4元钱的车马费，全是1角的镍币。我用一条手巾拎着，走到市警察局看看，那里一片冷清。只在刑警大队房里见到大队长宋晟一个人。我请他到友益街冠生园吃早点。问他：“人呢？”他说：“走了，都走了。”问他：“你呢？”他说：“没法子，打游击去。”他问我：“你呢？”我强压着迎接解放燃烧的热情，冷静回答：“家的拖累，走不了。”^[67]

自由主义者迫于形势的发展而不得不向中共靠拢。但不管是中共热情的拥抱，还是自由主义者力图自圆其说的理论阐释，都没有能够完全打消自由主义者心中的顾虑。之所以强调中共不可怕，从侧面也说明了部分自由主义者心中并未完全释然。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就是在这种欲迎还拒、彷徨犹豫的复杂心态下被排山倒海、一路狂奔的革命洪流裹挟着不由自主地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选择留下来，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时候，他们也并不能够完全把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消融到新政治制度的规范中。汉口《大刚报》社四人领导层欧阳柏、严问天、黄邦和、王淮冰在报社是暂行停刊、人员解散、还是坚守问题上举棋不定，遂由欧阳柏去香港找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文委书记邵荃麟同志请示，并由黄邦和以私人身份向范长江询问报社今后的前途。这种询问可说完全出于一种基于根本价值观念的下意识，也许不牵涉价值的判断，只是一种忐忑心情的自然流露。而中共的肯定回答“报纸一定要办下去，有报纸在，就能团结一大批人”对《大刚报》同人来说仿若一粒定心丸，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大刚报》将这样的回答，想当然地看做对报纸的肯定和许诺。没有选择余地，只能选择现实，这有助于说明中共政治斗争策略的高明和成功，以及中共的政治蓝图在当时所具有的合理性。

无产阶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分子、作为自由主义和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信奉者，最终的路径是与无产阶级分道扬镳。所以最后的结局或是知识分子自愿放弃自由主义转而信奉共产主义，或是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对加入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改造，一面清除其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一面使其接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顽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软弱摇摆等与需要坚定统一的信仰、勇往直前的精神、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是根本对立的，因而必须去除。

这也是汉口《大刚报》急速“向左转”的抉择过后必须付出的代价。

【注释】

[1]朱自清：《论不满现状》，载《观察》，1947年第3卷第18期。

[2]《立法院检发出版法修正草案训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5、236页。由于此部修正草案出台时内战的烽火已愈演愈烈，这部草案实际并未付诸实施。立法院公布此修正草案后，引起了出版界的讨论与争议，11月15日的《中央日报报学专刊》刊登陈博生的文章，认为对新闻纸、杂志因记载违法而停止其发行是行政处罚中最严重之处分，修正草案所定之永久停刊处分的条件应再加修改；10月31日《中央日报》的社论、11月7日《大公报》的社论也对该草案禁载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

[3]《立法院检发出版法修正草案训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5、236页。由于此部修正草案出台时内战的烽火已愈演愈烈，这部草案实际并未付诸实施。立法院公布此修正草案后，引起了出版界的讨论与争议，11月15日的《中央日报报学专刊》刊登陈博生的文章，认为对新闻纸、杂志因记载违法而停止其发行是行政处罚中最严重之处分，修正草案所定之永久停刊处分的条件应再加修改；10月31日《中央日报》的社论、11月7日《大公报》的社论也对该草案禁载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

[4]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载《观察》，1947年3月8日第2卷。

[5]王宗荣：《全国解放战争史专题》，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6]《动员戡乱 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7]《国防部政工局订定诬蔑中共名称的实施办法》，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8]“在这十三条里，哪儿会看到新闻自由，每一条都是一条锁链，每一条新闻都会触犯了十三条里的任何一条。在统治新闻的历史上，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的最严格统治”。《防民之口以图挣扎，重庆滥施新闻统制》，载1949年1月19日香港《大公报》。此外国民党还给新闻界出了十六个题目，如我们为什么而战？剿匪战争就是反侵略战争、为国家民主自由而战、为民族独立生存而战等，要求各报围绕这些题目配合政府的宣传。

[9]《言论自由初步收获》，载1945年10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

[10]转引自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 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

[11]《杂志送审须知》（1942年4月23日），见刘哲民：《中国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65—266页。

[12]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第189页。

[13]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第189页。

[14]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载《观察》，1946年9月第1卷第1期。

[15]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载《观察》，1946年9月第1卷第1期。

[16]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17]《社论：本报创刊十一周年》，载1948年11月9日《大刚报》。

[18]黄邦和：《我们怎样熬过黑夜？》，载1950年11月9日《大刚报》。

[19]黄邦和：《我们怎样熬过黑夜？》，载1950年11月9日《大刚报》。

[20]1948年7月曾惇同志到香港向上海局组织部部长钱瑛同志汇报工作，9月上海局香港办事处举办学习班，张文澄、郭治澄等同志在学习后先后被分配到武汉工作。不久组成了以曾惇、江浩然、张文澄为常委，刘实、陈克东为委员的市委领导班子，并按战线成立了各种工作小组。与此同时，中原局组织部、江汉区党委所属的各级城工部也进一步加强武汉各条战线包括新闻战线的工作，与市委所属系统配合，平行作业。

[21]新民主主义新闻学会直属市委文化新闻工作组领导，工作成员为郭治澄、童式一、陈梦浓。新民主主义新闻学会的宗旨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其成员均为武汉市有进步倾向并经过考验的新闻从业人员，大多为各报掌握实际工作的编辑、记者或经理部职员。新民主主义新闻学会的成员有：《新湖北日报》的黎树德、贺捷、蔡佑炎、黄普庆、陶慕尧、张良和、阮方，《武汉商报》的李笑，《大刚报》的戴易山，《正义报》的黄侅、胡盛田，《中国晚报》的陈仰平，《华中日报》的彭南华，《民风报》的傅伯元、赵箴微等。

[22]黄邦和：《我们怎样熬过黑夜？》，载1950年11月9日《大刚报》。

[23]1948年10月在国民党华中剿总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剿总政务处长公开提出：“《大刚报》一伙人看来全是共产党，应该把他们一车子装了，统统送到共产党那边去。”这话马上由刘人熙一个同乡告诉了他，刘人熙又告诉了欧阳柏，欧阳柏找严问天、黄邦和一起商量，曾考虑是不是把报纸暂行停刊，人员解散，等到解放再说。

[24]黄邦和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11月14日。

[25]王淮冰：《关于〈在白区地下工作的岁月——纪念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的来信》，载《纵横》，2009年第2期。

[26]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

[27]“1947年6月我回到汉口，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党组织，解决组织问题，第二件事要找一份工作。熊克浩是中原社会部派到汉口的，就住在我家，我找他解决组织问题，他说他手上只有工作关系，解决组织问题要找曾卓。1948年底我向曾卓提出入党要求，曾卓告诉说，组织上有一个叫楚云的会找你谈话，审查你。我第一次接受党的审查，楚云同志就是武汉地下市委文化新闻工作组的郭治澄同志。一个星期后，曾卓找到我说，在《大刚报》社有位同志露了红，调离了汉口，我们向报社推荐了你，他们总编辑严问天要你去参加面试。1949年2月9日我通过了严问天总编辑的面试，顺利进入报社，先跑社会新闻。”朱文尧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18日。

[28]“我曾被要求搜集武汉城防部署图的情报，这张城防部署图在当时武汉市警察总局局长办公室的背面墙上，而且每天武汉市警察总局都要召集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开会，我就利用该机会，用相机每天拍摄一部分城防部署图，最后拼成一张大图交给上级组织。”朱文尧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

[29]“对鲁道源的策反工作本已接近成功，经过多次谈判，鲁道源基本上同意起义，曾在徐家棚召集所属的三个师长和三个参谋长举行秘密会议，会上三个师长和两个参谋长都表示同意，但另一个参谋长却秘密将鲁道源欲起义之事汇报给白崇禧。于是白崇禧将鲁道源等人的家属一起提前押往桂林，致使该策反工作最终归于失败。同时黄邦和对武汉市警察局进行策反。”黄邦和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11月4日。

[30]黄邦和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11月4日。

[31]《传中共在北平采取八项政策叶剑英徐冰昨已办公》，载1949年2月6日《大刚报》。

[32]《李书城返抵武昌婉拒新闻记者》，载1949年2月23日《大刚报》。

[33]吴晗：《生活在解放区》，载1949年3月11日《大刚报》。

[34]《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01页。

[35]更为复杂的情况是既有投资者社员出资、又有生产者社员出资的合作社，从而使得合作社的利益分配变得异常复杂。在合作社和股份公司之间并不是仅仅只有股份合作社和股份合作公司两种中间态，还存在其他形态，两者之间是一个连续体。

[36]“崔明春事件”：由于接连的人事变动，报社印刷厂工头崔明春已经由工务主任升任为报社副经理，此人在报社气焰嚣张。自汉口《大刚报》创办后，崔明春一直疑心武止戈等人借办报社之名发“劫收”之财。1948年9月中旬，崔以报社副经理之名到会计处查账，与人起了争执。该事件成为报社内部彻底分裂的导火索。

[37]朱文尧：《九十五天的无冕王》，载《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1期。

[38]陆天虹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

[39]朱文尧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18日。

[40]曾卓：《编辑地位》，载1948年5月28日《大刚报》副刊《大江》。

[41]《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5—366页。

[42]张颢：《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43]Neuman，F.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M］.3th.Mankato：The Free Press，1957：17.

[44]1948年1月—4月间相继发表的社论为《文武职人员待遇调整》（1月15日）、《拯救苦难的北方》（1月23日）、《扶持工商业》（1月24日）、《武大罢课与公责问题》（1月25日）、《取缔日用物品囤积》（1月27日）、《打倒学店挽救教育》（1月28日）、《裁员与加薪》（2月3日）、《安定人心》（2月4日）、《以全力对付米价》（2月5日）、《救救莘莘学子》（2月8日）、《从轮渡再加价说起》（2月17日）、《清算学店》（2月23日）、《痛论物价》（3月3日）、《为民食忧》（3月6日）、《提高教师待遇》（3月7日）、《减轻农民痛苦》（3月8日）、《焉得广厦千万间》（3月11日）、《为公教人员请命》（3月15日）、《春雾迷蒙笼江城》（3月17日）、《稳定币制》（3月18日）、《稳定粮食价格》（3月19日）、《痛论公用事业加捐加价》（3月25日）、《物价又在蠢动》（4月16日）、《失安而自治》（4月17日）、《反对加价的呼吁》（4月22日）、《公营事业加价》（4月29日）。

[45]《社论：春雾迷濛笼江城》，载1948年3月17日《大刚报》。

[46]《社论：鄂建立和平促进会》，载1949年1月17日《大刚报》。

[47]《社论：为和平铺路》，载1949年1月20日《大刚报》。

[48]《社论：春雾迷濛笼江城》，载1948年3月17日《大刚报》。

[49]《社论：复刊献词》，载1949年2月5日《大刚报》。

[50]《社论：从国内和平到国际和平》，载1949年2月6日《大刚报》。

[51]《社论：从国内和平到国际和平》，载1949年2月6日《大刚报》。

[52]《社论：怎样迎接和平？》，载1949年3月1日《大刚报》。

[53]《社论：人民对于和平的促进》，载1949年2月9日《大刚报》。

[54]《社论：鄂建立和平促进会》，载1949年1月17日《大刚报》。

[55]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56]《社论：谋取和平与政治革新》，载1949年2月17日《大刚报》。

[57]《豫东黄泛区大捷 匪军被歼 数万残部正北窜》，载1948年7月8日《大刚报》。

[58]好好：《选票小统计》，载1947年12月11日《大刚报》副刊《珞珈山》。

[59]慕铭：《避饿妙论》，载1946年12月22日《大刚报》副刊《星期》。

[60]《一群失业军的沉痛呼吁》，载1946年12月14日《大刚报》副刊《读者之页》。

[61]《石咀农民的生活惨景》，载1946年12月14日《大刚报》副刊《读者之页》。

[62]《一个穷师范生的哀音》，载1946年12月21日《大刚报》副刊《读者之页》。

[63]《一个史学教授的现状》，载1947年12月1日《大刚报》。

[64]《为公教人员请命》，载1947年12月7日《大刚报》副刊《读者之页》。

[65]杨坤潮：《汉口〈大刚报〉的地下斗争历程》，见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

[66]黄邦和：《我们怎样熬过黑夜？》载1950年11月9日《大刚报》。

[67]朱文尧：《九十五天的无冕王》，载《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