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解散

第二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解散

必须承认的是，合作社本身是具有先天弱质性的低效率组织^[38]。自公私合营起，汉口《大刚报》被纳入报纸生产消费的计划体系：报社享受政府财政补贴，发行数量受到定期定额严格管理，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在广告市场占据重要份额，起主导作用，读者对象以公费订阅为主，报纸的生产—流通—消费都依靠政府补贴和政策倾斜，从而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报社财政资金循环。政府的扶持造成合作社对政府的过分亲密和过度依赖，实则加剧合作社内部资金循环链的断裂，使得合作社独立的经济主体地位丧失，汉口《大刚报》作为合作社早已名存实亡。

一、内部财产股份化

产权是“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或权力”^[39]，合作社的所有者——社员不仅具有投资权，还有与投资相关联的惠顾和从惠顾中获取收益的权利。从产权经济学的权利界定方式的视角来看，合作社是一系列模糊界定的产权的集合，合作社未清晰界定的产权表现为存在较大范围的共有产权。合作社规定，至少要有一部分资本金以及一部分合作社盈余成为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这部分资本是共有的，服从于集体决策，可以通过建立储备金来发展合作社，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意味着，只要社员要求清算合作社的“共有财产”，合作社就面临解散。

在武汉解放后的第三天，大刚报职工联谊会便成立了，职工方面的首席代表朱文尧同报社领导方面的首席代表严问天进行了三次谈判，双方都以正式咨文的形式表述观点。1949年7月初双方达成协议，成立“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规定全社职工都在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享有股份。1949年7月5日在汉口冠生园举行了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暨第一届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章程》，改组《大刚报》社组织结构（见图4－3和图4－4），选举刘人熙等17人为董事，田仁孝等7人为监事，刘人熙仍任社长，严问天任副社长兼评论委员会总主笔，张若达任总编辑，欧阳柏、黄邦和、曾卓任副总编辑。

集体化组织与合作社的根本区别，正是在于是否承认个人财产的股份化。把集体制混同于合作制，恐怕是发生剥夺社员私有财产及其在合作社中应享权益的认识根源。此次组织机构最明显的转变体现在：以董、监事会的股东大会代替报务委员会行使报社内部管理权力。从公共产权界定的角度看，此次股东大会规避了外部人攫取组织内部共有财产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组织成员在组合体内与主体地位相对称，成员对组织的贡献和从中得到的利益相对称，从而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人地位。然而这种用意明显的将既有的社员已有积累的公共财产所有权明晰化的举措，按照社员拥有的股权进行清算，试图率先实现财产股份化，防止受“左”倾的侵害使得股份化的财产被虚化甚至被没收，实则意味着合作社的解散。这样一次“股东大会”显然得不到新政权的认可，这才有了之后公私合营的谈判。

私营传媒属于民族资本企业，在所有制性质上和其他私营工商业一样，同属私营资本。在清产核资过程中，处理涉及公私关系方面的问题所贯彻的精神是“充分酝酿、反复协商、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凡是可以从宽处理的即从宽处理，从而使公私双方都不吃亏。公私合营以后的定股定息问题，不仅是最为人关心的问题，而且在执行“赎买”政策和对报社以后转为公营都有很大影响。合营时私股实际上已所剩无几，为使私股仍存在起见，特将“从1949年6月到12月的半年中，通过人民银行给《大刚报》贷款旧币24000万元”中的4000万元作为对报社的补助，而其中的20000万元作为武汉市人民政府投资的公股，纳入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公私合营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报社完成一个财产交接手续，将少量私人股份交接清算。国家政策后来规定退还私股，将公私合营报纸转为公营报纸。作为私股的资产，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的54800万元资金，按照合同规定应退还给原股权的所有人——报社的老股东和全体职工，但是所有股权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份股金，要求全部交公，后由市长吴德峰决定将这笔资金作为报社今后的福利基金存入银行。

图4－3　新中国成立前《大刚报》社的组织系统

图4－4　改组后的《大刚报》社组织系统

二、心理分歧的明朗化

报社同人的分歧，最早出现在解放后对作为被允许继续出版的私营报纸的汉口《大刚报》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途的不同看法上。新政权的意识形态面向与合作社式同人报的运作机制及意见表达的天然矛盾，乃是作为合作社的汉口《大刚报》迅速走向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

（一）《大刚报》知识分子老报人的矛盾内心

武汉市政府既表明了允许报社继续存在的官方态度，又不遗余力地在经济上扶持报社渡过资金短缺的难关，这些官方的公开行为在代表报社领导层利益的报社同人看来理所应当，他们认为这是《大刚报》长期以来倾向进步的中间路线得到共产党尊重的体现，也是汉口《大刚报》从创刊起就同董必武、邵荃麟、范长江等共产党员保持密切联系的结果。所以他们认为《大刚报》理应作为私营报纸长期存在，政府应当拿出大量资金，让汉口《大刚报》继续以私营报纸的形式发展下去。代表报社领导层利益的老股东，以刘人熙、严问天、黄邦和等为代表，他们并未为报社投资，只是长期地参与报社的领导工作，成为汉口《大刚报》的主要负责人。^[40]这些从国统区旧制度下过来的知识分子出身比较富有，或是农村的地主绅士家庭，^[41]或是城市的私营工商业者及政府官员家庭。他们视野开阔，具有敏锐的情绪感受，传统的自命清高意识与对西方模式的民主与自由的倾向交织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被给以适当的工作，因此刘人熙等人能继续作为汉口《大刚报》的领导层在报社工作。这些知识分子老报人内心情感体验是复杂的。汉口《大刚报》曾经具有的全国大报地位、办报的自主权，以及报纸作为大众消费文化的市场属性如市场份额、读者基础等，始终让老报人魂牵梦萦。当共产党以执政者的身份改造报纸并规范办报行为时，这些昔日民间报业的报人便抱着想跟上又很难、想顺从又不甘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竭力做出迎合的努力，试图反映新时代的新知识，试图“迅速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宣传政策方针、指导和推动工作，并迅速反映广大群众中产生的新事物、新经验、新典型，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42]。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半年中，《大刚报》在版面上主动学习《人民日报》和《长江日报》，着重鼓励恢复与发展工商经济，配合全国解放形势，宣传支援前线、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的成就，宣传《共同纲领》的指导思想。1949年9月20日，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汉口《大刚报》派出特派记者黄邦和北上采访，经过田汉和范长江等人的证明和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宣传处的审查通过，^[43]参加开国大典系列重大喜庆活动的采访。^[44]黄邦和亲临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现场，见证了这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参加者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全国第一次盛会。当时武汉的报纸仅有汉口《大刚报》有幸派出了记者，而且除大量刊发新华社消息外还刊用自己记者独立撰写的报道。^[45]

另一方面却欲速不达，面对一系列具体而实际的问题，这些老报人的努力显得苍白无力。他们心中充满许多困惑，工作中常常束手束脚，无所适从。其一，编辑方针明确规定“一切宣传、报道、言论必须环绕着武汉市城市建设工作这一中心”，这一中心如何在新闻报道中突出？报社的理解是：加大报道城市工人生产建设工作情况。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在实际落实中要不要全面深入报道郊区农民生产劳动情况？如关于码头改革^[46]这一报道，报纸重视深入剖析武汉码头的封建把持制度的根源，却忽视了武汉市码头工作委员会对彻底废除行帮把持制度的整顿措施报道，以及人民警察和公安司法方面的指导性意见报道；加大报道武汉城市建设的各种成绩，但在实际落实中又不敢突出城市建设工作中的各种经验教训、所遭遇的困难及其解决办法，达不到指导武汉市城市建设工作的政策高度。

其二，编辑方针中说“使本报真正成为反映武汉市人民斗争情况的、适应武汉市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报纸。”如何做到报纸地方化？报社的理解是：应以首要篇幅报道武汉市人民生产劳动的情况，因此实际落实中关于中南区的新闻和农村地区的报道则“意识到减少篇幅，这也是和其他报纸应有的分工”，但是有关中南全区的重要新闻和首长报告，既涉及中南全区的工作，又涉及武汉城市工作，是刊登还是不刊登？“像李雪峰同志的土改报告，没有刊登就是个莫大的缺陷。”

其三是对行业新闻报道的实际落实的疑问。报社的理解是：时事新闻宣传显然是居于首要地位，要以大量的版面、首要的篇幅来做时事宣传，稿源当然主要是依靠新华社，但是自己能否组织一些时事新闻稿件“譬如车间讲话材料、新闻透视、时事解说、时事杂谈，等等”？能否注意衡量新闻价值和影响，对于意义不大又不是典型性的时事总结报告力求精简？在农村新闻报道中，如何既涉及城乡互助的报道，又涉及防止轻视农村工作与轻视农民的倾向？经济新闻报道“对进出口贸易的报道确实不够”，如何“保证每一条经济新闻的目的性必须明确”，市场行情的报道“须以党的财经政策为依据，反对无立场无原则的有闻必录的报道方法”^[47]？如何加大保证国营企业、合作社、私人工商业在新闻报道中的比重，既不能将三者等量齐观地报道，也不能只反映国营企业情况？

报社领导层群体对《大刚报》前途估计的观点表现出了某些右倾偏向，这些旧知识分子的老报人显然还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宣传声势和社会迅速政治化的趋势，无法体会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行动，亦应作适当的而不是夸大的无保留的宣传”、“民族资产阶级在我们的宣传中，不应占主要地位，但亦不应毫无地位”^[48]的政策定位，他们甚至还抱有依照传统模式继续办合作社式私营报纸的幻想，^[49]只是在经济赔赚问题上没有把握而已。

（二）《大刚报》新老党员对报社前途的设想

报社的共产党员和党团积极分子对政府保留私营报纸的目的和方针大惑不解，他们以更为激进的阶级观念衡量：报社应当完全由政府接管过来，并且彻底改造，如同武汉军管会接管《武汉日报》，出版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一样；或者根据报社曾与国民党CC系有过关系而将《大刚报》彻底查封，然后出版武汉市委机关报。代表报社共产党员群体的报社党支部的曾卓、杨坤潮，新近入党的朱文尧，以及参加报社工会的工人等，建立学习小组，成立大刚报职工联谊会，自觉履行报社工会的职责。他们与《大刚报》老报人领导层群体之间最显著的不同当然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导致的“终极价值或神圣目标”的差异。为此，中共武汉市委领导特别交代陆天虹，代表党和公方去报社工作“首先要依靠党支部，逐步改造，改变面貌”，与报社党支部书记曾卓、杨坤潮一起共同承担起改造《大刚报》的任务。从这一点上看，这个群体绝对属于“意识形态首属群体”^[50]，具有一种强烈的、持久的与威权联系在一起的强势，完全符合“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51]，将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家办报理念渐变为贴近阶级斗争的政治家办报。

我们的工会队伍中有印刷工人，有新编进工人队伍进行编辑工作和经理工作的知识分子，我们将努力使工会工作面向生产，提高觉悟，改造自己，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共同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编辑部要保证使报纸逐渐做到有声音，并充满无产阶级声音；经理部要保证更加做好广告发行工作，使人民的财产一点也不浪费；工房要保证不辞劳苦，以做到提早出报，印刷清楚，版面美观……使《大刚报》成为一张为人民服务，并为人民喜欢的报纸。我们坚决相信，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是必须而且可以完成任务的。^[52]

从1949年8月起，报社连续发表社论：《人民的喉舌 政府的耳目》、《好好为人民服务》、《我们从头学起，读者从头看起》，军代表张若达发表专文《从旧的到新的》，这些均表明《大刚报》要清算过去，确定今后任务是做人民的喉舌、政府的耳目。1949年9月5日，武汉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大刚报》社社长刘人熙被选为代表出席会议。1949年11月9日，《大刚报》创刊12周年纪念，中共中央中南局邓子恢和陶铸、潘梓年、张执一、熊复等同志，武汉市党政负责人张平化、吴德峰、李尔重、赵敏等同志都为《大刚报》题词祝贺。曾卓作为报社主管副刊的总编辑，为了适应武汉的新形势，首先成立了由曾卓、伍禾、绿原、蒲汀组成的副刊《大江》编委会，并于1949年5月28日发表《起点的说明》，表示“迎接党交给的新任务，《大江》的性质有了一点改变，不再是纯文艺刊物，而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副刊”。1949年6月15日，《大江》副刊办了500期纪念特刊。

《大江》副刊好比承受千钧压力的黑暗闸门下的潜流，武汉人民大众就在它因痛苦的挣扎而激起的波涛中，看到点点的新中国诞生的灿灿闪光。^[53]

《大江》副刊500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参与副刊的编者与时代紧紧扣合的思考，反映了他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战斗热情，也抒发了渴望解放的心声。^[54]

《大江》团结了一批真诚、进步的记者与读者。它在文艺青年群众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55]

《大江》的耕耘者应该不以此自满，而是应该站在新的起点上，在建设革命的、人民的新文化上献出自己的力量。^[56]

可见，党支部的新老共产党员群体对《大刚报》前途的设想则又表现出一种“左”倾，武汉市委宣传部指示报社内部党支部主要成员要“站高一点，看远一点”，并没有采纳来自基层党支部“自家人”的激进主张，而是根据《共同纲领》的原则，在力图严格掌控的意识形态领域，对私营报纸上层精英兑现新民主主义的承诺。对待报社的正、副社长，正、副总编辑这些上层人物，要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不能鲁莽；对于《大刚报》资金周转的困难，采取贷款的办法解决，维持其出版。

（三）双方关于“记者向哪里扎根”的争论

对《大刚报》生存前途南辕北辙的分歧，加之报社党支部成员与武汉市委新调入的党员群体刻意地孤立报纸的上层领导如黄邦和、刘人熙、欧阳柏等，去除他们在职工群众中的威信，甚至还模糊地把他们当做旧职员等有意识的人事安排与排斥老报人的行为，引发了以稳定谨慎为行事原则的老报人群体的反弹，他们需要加大己方观点和思想的表达，双方关于“记者向哪里扎根”^[57]认识问题的辩论极为尖锐。

报社党支部认为，报纸要体现“在工农群众中扎根”，发挥工农通讯员对新闻报道的作用，编辑部理应按照党报方式进行机构调整。双方辩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工农通讯员能不能作“全面的有指导意义的”报道。老报人群体认为工农通讯员不是编辑部工作人员，他们与报纸之间没有固定的组织关系；加之通讯员队伍文化水平较低，反映情况或写稿件的内容受到局限或过于零碎。而党支部成员则认为，工农通讯员是工农群众中热心的业余写稿人，“只有工农通讯员才能实现——像报纸这样尖锐的阶级斗争武器——能够从奴役人民的武器变为解放人民的武器这个伟大的转变”。发展工农通讯员的目的在于提高工农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揭发并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经常报道群众生活中的新鲜事物。二是值不值得组织工农通讯员写稿。老报人认为“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因为相当部分的报社工作人员习惯于过去的记者采访方式，不了解党报的群众工作意义，也不会做群众工作，不愿意或不能耐心地发展工农通讯员。而党支部成员则认为，工农通讯员最重要的政治意义首先在于它起着劳动人民舆论的代表者和传达者的作用，是报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队伍和主力军，是实行舆论上的群众监督的唯一可靠的依据。没有广大的工农积极分子担任通讯员，就切断了报纸与群众间的直接而具体的联系，就不能保证报纸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就不能保证使自己的眼睛不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的迷雾所蒙蔽。三是如何界定“工农通讯员”。老报人将工农通讯员狭义地理解为“工人和农民中的通讯员”，而党支部成员则认为，应注意发展与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工人生活和农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脑力劳动者，发展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村干部，发展党和工会、农会工作者为通讯员。

关于“记者向哪里扎根”的争论反映出党派需求与同人报刊运作机制及言说表达的天然矛盾。当政治需要超过文化情感的强度，不同圈子的边界和裂缝就得以呈现，报刊话语的表达成为各方争辩的中心。

（四）心理分歧产生的内在动因

然而在政治斗争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的形势下，旧知识分子真实的声音渐渐微弱直至彻底消失，所以汉口《大刚报》老报人群体与改造者群体的关系，根本无法与报界精英王芸生、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他们和新执政者的关系相提并论。^[58]新中国成立初期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存空间变动的转捩点。标榜中立的最终结果就是反动，这种思维模式指导下的对社会阶级和政治力量的界定，使得家庭出身、阶级归属、政治取向在决定个人社会地位和前途时显得极端重要，迫使知识分子需要表现出对新政权的鲜明的政治态度。老报人群体是“感恩图报”的，他们努力理解和适应新政权的政策和要求唯恐不及，更遑论昔日报界的叱咤风云。原来喜忧交织、欲迎还拒的心态，逐渐被心悦诚服并力图迅速脱胎换骨的改造自我的欲求所取代。

需要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两个群体之间由于心理分歧而造成缝隙无法弥合的内在动因。“我们包涵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59]《大刚报》旧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越来越模糊：是依然保有热烈情怀的启蒙者还是政策的阐释者？是正义的暴露黑暗的讲真话者还是左右逢源、韬光养晦的保守者？是人民大众中坚实的一员还是统战对象？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报”到“CC派的机关报”，汉口《大刚报》的身份一直都被扭曲地承认。《大刚报》面对新政权的不适应性早在解放前就已经确定，这种尴尬的处境由于国统区的特殊环境一直被掩盖着：

前十多年中，我们搞这张报，大方向是有的，但是严格地说来，并没有明确的编辑方针。而在解放以前，报一直都在国统区内，根本上也不可能有一个属于人民报纸的编辑方针。^[60]

我们这一帮同人，大体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样的阶级属性，决定了报的基本性格有其进步的一面，同时有其落后的一面。就其进步的一面而言，在长期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在当时的“官”报、“党”报林立下，她就很自然地保持一种独特的反抗的民间性格。在这个基础上，她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伟大影响是分不开的。没有共产党所给予的伟大影响，《大刚报》虽然有着本质上淳朴的性格，但她是不可能表现一定程度的进步性的。

另一方面，也正由于她的这个基本性格，她的进步性就不可能突破一定的限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不坚定性，使得报纸的表现常因各个时期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形势之不同，而有时很坚定，有时很软弱，有时甚至很模糊。就在上述这样两方面情况之下，我们通过了自己的曲折的历史道路。^[61]

这一阶层由于出身、角色以及职业决定了他们具有一些近乎天生的弱点：如孤独苦闷、软弱涣散、有思想无行动、难以形成合力；从表层上追随主体的方式，模仿主体的作为，成为社会主体的附庸，附庸使他们不显重要，轻浅使他们易变动摇。因此他们总是能够做出灵敏而迅速的反应，反应的结果是：他者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个人对自我本质特征的理解和辨认（identify），一个人对于身份归属的认同不仅与自我主体的辨认有关，同时也由他人的承认（recognition）构成，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的扭曲的承认，也会对自身的认同构成伤害和歪曲。^[62]他者的身份认同，使旧有知识分子作为传播者的功能彻底弱化，由以前的启蒙者迅速沦为被改造的对象，人民大众的力量充分显现，知识分子则被甩出了原来的生活轨迹，失去了发挥专长的平台和文化空间，被置身于陌生的生活境地。这种陌生的生活境地又最需要行动的能力，而知识分子恰恰缺乏行动的能力。处于孤独、绝望之中的知识分子个体，感悟到自身角色的渺小和民众力量的伟大，渴望熟悉、接近新社会、新思想，仿佛只要与之相融合，渺小的自我就能获得强大和崇高。

三、外部资本的进入

在公营、公私合营格局并存的时期，“中南的《长江日报》等自八月份（一九五○年）起也开始做到自给而有盈余”，^[63]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以报养报。而《大刚报》的生存就困难得多，表象的矛盾是社员要求报社发放所欠的工资，而此时的报社已经入不敷出：报纸的发行量虽然有所增加，由解放前夕的2200份增印到8000份，但是广告收入陡降，而通过平价纸、平价米换购的变相津贴也被新政府取缔。

造成公营报纸和公私合营报纸生存处境大相径庭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一系列政策使制度环境逐渐演变为政府管制的计划体制，非公营报纸赖以生存的市场因素逐步萎缩，而公营报纸则可以依赖行政手段和制度优势确保发行量的增长。

第一，“地方报纸地方化”的业务方针淡化公私合营报纸的办报特色，读者对公私合营报纸的需求量下降。尤其是规定公营报纸和公私合营报纸所面对的不同读者对象和报道内容的不同侧重，这种分工客观上阻碍了报纸间的竞争，严重忽视了许多报纸的历史传统和特色。过去《大刚报》所拥有的“大报”优势不复存在，《大刚报》现在所面临的是完全陌生的办报方式和宣传内容，报纸因此失去原有的读者市场，而在当时条件下培育新的读者市场又极其不易，从而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发行；分工体制使公私合营报纸的读者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使原来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只能放弃外地市场，条块分割扭曲了报业的受众市场。公私合营报纸也就逐渐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优势，更遑论与公营报纸的竞争。

第二，广告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公私合营报纸的经济收入。公营报纸和私营报纸对收刊广告的要求不同^[64]。一则，《大刚报》的广告以商业广告为主，政府机关公告、国营和公营企业广告很少投放到公私合营报纸，而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在广告市场占据重要份额。公私合营报纸广告市场萎缩受到发行量下降的直接影响。二则，当时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期，加之朝鲜战争的影响，工商业广告投放锐减。三则，商业广告的政治审查又相当严格，稍有疏漏就会产生严重的政治错误：

我报刊出的上饶集中营影片广告，称该片是“镇压反革命影展巨片”，这是错误的。在刊出当天即已发觉，并即将错误的严重性告知送刊该广告的中南艺术剧院和有关的中南影片公司。并加强对广告课的政治领导与审稿制度，且进行了必要的改组。因为报上刊出的广告也应当具有政治思想性，广告和新闻、文章一样，也是“宣传”材料之一，对于这样的广告未经审查即予刊登，就是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表现。^[65]

随后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建立，产品流通通过计划调拨进行，广告的需求量就更加逐步下降。

我们的党报和人民的报纸并不是什么普通的企业单位，它们首先是政治的机关。报纸上刊登的一行一字，都要经过政治上的考虑；对于广告也不例外。报纸在处理广告问题时，绝不能仅仅从自身的经济收入出发，而应当首先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66]

第三，发行渠道的重要改变使公私合营报纸被纳入全国报纸生产消费的计划体制中，市场逐渐萎缩。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报纸的生产和发行以报社为独立主体进行，通过报社读者服务部或发行课、私营派报业等分销渠道发行，但之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决议要求“报纸发行工作逐步地全部移交邮局办理”^[67]。

较之公营报纸^[68]，公私合营报纸与邮电局签订“邮发合一”协议相对较晚，《大刚报》于1951年2月将全部发行工作交邮局办理，正式实行邮发合一。在发行统一交由邮局代理之后，公私合营报纸剥离了原有的发行部门和发行人员，原先经理部和编辑部并重的组织结构演变成为以编辑部为主的单一结构。报纸的生产仍由报社负责，但报纸的销售已经纳入全国报纸生产消费的计划体系中。从“邮发合一”开始，报纸发行从原有多渠道（私营代销业、报贩零售）、竞争定价的开放的市场模式向单一渠道（邮局发行）、统一定价、定额定量的封闭的计划模式转变。就当时报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言，这种转变实际上等于国家控制了报纸的经济来源，报纸面向的不是竞争的市场，而是计划体制。邮发合一后，报纸年度、季度发行计划，须由出版总署、邮电部核定，发行份数不准超过核定计划；报社与邮电局，邮电局与公、私营零售业者之间，概不退报退刊；报纸定价变更必须提前征得邮局同意；全国报纸除在元旦、国庆等节日可出增刊一大张外，平时不得增刊。发行数量计划化、零售缺乏灵活性、发行情况难以随时了解、增刊不能机动出版等，严重限制了报社发行的主动性，梗阻了报纸与受众、市场之间的及时联系和互动，增大了报纸广告版面的扩展难度，压缩了报纸形式和内容的创新空间，直接导致了报社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弱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报纸风格和内容的深度同质化。

第四，对现代报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资本市场在当时基本处于停顿的状态，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严重影响公私合营报纸的投资开放程度。证券、金融市场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被关闭，国家以计划指导为主要手段牢牢地把握着报业的发展，绝不允许私营资本进入报业。

制度环境的变化“逼”着《大刚报》向政府求助，此时政府公助貌似“雪中送炭”。然而合作制的本质就是要限制外部资金进入并分割利润，如果允许大量外部资金进入并分享其收益，它就不是合作制而是股份制企业了。因此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出资20000万元与汉口《大刚报》合作经营，汉口《大刚报》合作社改组为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公私合营之前，合作社作为弱势群体的联合自助组织，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来打破“集体行动的逻辑”；公私合营之后，政府的扶持弥补了报社原来存在的资金、技术与管理上的竞争劣势，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无偿补贴、技术援助和教育培训等，拓宽了报社的生存空间。

随着政府的扶持演变为控制，例如掌握董、监事会领导权，决定组织人事任免，以及干预报社日常工作，在政府直接推动或干预下，解放后的汉口《大刚报》从一开始就与新政权的政府行为有着密切联系：为获得政府的扶持资金，报社必然按政府的指示办事；为监督报社使用资金的效率，政府干预报社行为的理由显得十分充分；政府过度介入报社内部事务，必然影响报社保持独立性。最终的结果是，报社越来越受到政府的控制，以致后来发展到合作机构和政府部门两者的利益难解难分，进而使合作社丧失自主权和生命力。

首当其冲的是合作社成为准官办非商业组织，丧失了组织目标与成员目标的最佳结合以及平衡原则和效率准则，原来赖以结合的组织学基础在合作社中荡然无存。这种异化现象缘何发生？从制度上说，原先合作社成员的主人翁地位丧失，即所有者地位和民主控制权丧失，没有建立起明晰的产权制度，没有坚持社员民主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以致合作社机构违背社员利益和合作制原则时竟然没有受到来自社员方面强有力的约束、限制和抗争。社员没有能够在合作经济组织中当家做主，社员在社会中和合作社中长期作为一种被动群体或被动因素无足轻重，根本起不到民主控制合作社的作用，也缺乏主宰控制的意识，而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托付于政府，听任“安排”，从而使政府成为合作社的主宰。合作社对政府的依赖远远超过社员对其的影响，在利益的驱使下就逐渐发生性质变异，从而背离了合作制原则。全体报社职工“欢欣鼓舞”，在中共武汉市委内定将《大刚报》由公私合营改建成为完全的党报的决定传达以后，“报社全体职工热烈拥护，报社掀起为在1952年改建为党报而努力做好准备的热潮”^[69]。

今后我们要和武汉一百二十万人民共同来办这张报。报的代表面是扩大了，与全市各阶层人民的联系，首先是作为领导武汉城市建设的工人阶级的联系，必须千百倍地扩大加深起来，使报纸集中反映他们的生活、工作。在革命胜利的全新形势之下，一切都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直接受到革命的浪潮的冲击中，就更清楚地将自己的优点、缺点暴露出来；在共产党和人民直接教育与鞭策下，我们更坚定了并逐步提高着过去进步的一面，而扬弃了并继续扬弃着过去落后的一面；在我们同人自己，就是不断和过去残余的政治思想与新的观念自我斗争的过程；但是表现在版面还远不够深广，报纸没有很好地表达人民的声音，更没有尽到如列宁所教导的担负起集体组织者的任务。即便如此，使我们万分感动的是，读者还是那样爱护我们，督促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是经常关心我们，指导我们，希望和帮助我们成为一张更好的人民的报纸。^[70]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允许继续出版的私营报纸意识到“从旧社会到新社会是一场历史性的巨大变革，一切都在改组、变化、发展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按照原来经验办报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71]；私营报纸普遍面临着“怎么办报”的全新课题。在国家－政党的一元意识形态社会中，尚存私营报纸通过公私合营融入公营报业的大格局已初步形成，这就意味着私营报纸游离于政府之外，以松散的合作形式独立运行的基本条件已经彻底丧失，以合作社形式存在的私营报纸的解散成为必然。

不仅如此，在强大的政治权力干预面前，为获得政府的支持以换取生存的权利，私营报纸欢欣鼓舞地主动迎合政权机构，积极配合。在“为工农兵服务”为唯一正确方向的语境下，“工农兵”成为报纸庞大的潜在受众，而报纸以前有意争取的读者对象——“城市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市民”——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将要着意改造和排斥的对象，被排挤到作为陪衬的附属地位，须对他们进行边缘化处理。如何对自身进行“刷净旧污泥，割掉旧尾巴”的思想改造，做到与主流意识形态所设置的读者群相符合？唯一的生存方法是旧有知识分子集体抱团地解体，转而依靠工农兵群众的力量，工农兵读者对报纸所表现出来的信任将成为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