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大刚报》的创刊与抗争

第一节　汉口《大刚报》的创刊与抗争

一、汉口《大刚报》的艰难创刊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毛健吾即从贵阳《大刚报》社调出王淮冰、武止戈、田仁孝，三人由贵阳搭乘邮车赶到重庆，商量筹办汉口《大刚报》。到了重庆，三人本以为能够看到原沦陷区在抗战后的新气象，谁知满眼竟是纷至沓来的政府官员、军事机关和特务机关对沦陷区洗劫式的接收景象。筹办报纸的经费无处着落，三人滞留重庆，一筹莫展。于是毛健吾卖掉重庆的房产，筹集到150万元法币，王淮冰、武止戈、田仁孝三人于1945年9月3日搭乘“江汉轮”直驶宜昌，准备再行设法东下汉口。当时日本刚宣布投降，局面尚未稳定，从重庆到武汉途中情况非常混乱复杂。长江江面尚布有日军的大量水雷，沿途既有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又有尚未办理投降手续的日军原占领区，还有“三不管”地带，所以三人在行前就准备了各种应变的证件。除了带上报社的证明外，还通过石西民向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取得由办事处主任钱之光签发的路证，并向国民党中宣部取得一份证明。乘船到达三斗坪时不能东下，他们只得下船，步行跋涉到津市。沿途“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凋敝涂炭，三人将150万元法币分散塞在土报纸中，如遇查问即说明为办报使用。

汉口是到了，但出报并不容易。经王淮冰和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部几番交涉，司令部才同意将民权路江西会馆给报社使用。但房屋破败，只得另觅他处。王淮冰又一再找国民党政府交涉，始终无着落。最终租得交通路40号^[1]作为汉口《大刚报》社社址，这栋房产属于无人管理的湖北省政府财产。有了房产，办理登记又费尽周折。幸而毛健吾在重庆四处积极活动，国民党中宣部电告国民党湖北省党报“暂准出版，补办登记手续”^[2]，汉口《大刚报》的出版才没有受到阻碍，于1945年11月9日正式创刊。

创刊初期，除委托一家私人印刷厂代印外，报纸的版面、编辑、记者、评论和副刊工作全由王淮冰一人包办；电讯收译由武止戈一人负责，武还兼做校对、发行工作；经营管理、联系印刷则由田仁孝一人负责，三人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直到1946年1月，董祚楷、余湘、段镇坤先后来到武汉^[3]，汉口《大刚报》才初步有了编辑部班底。贵阳《大刚报》停刊后，李龙牧、梁中夫、张英明被调至汉口《大刚报》，报社班底才逐步充实起来。王淮冰任汉口《大刚报》社社长，董祚楷任总编辑，李龙牧任主笔。编辑室主任为段镇坤，采访室主任为余湘，资料室主任为梁中夫。武止戈任经理，田仁孝任副经理兼营业主任，熟悉汉口情况又与商界人士有交往的侯铭三任会计主任，经理部的班子也配备起来。

二、汉口《大刚报》与南京总部的分庭抗礼

1946年1月9日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先于南京《大刚报》出版的汉口《大刚报》隶属于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人事权由董事长陈立夫掌握。这令并没有享受到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投入的汉口《大刚报》同人相当不满，开始了与南京总部分庭抗礼的斗争。首当其冲的矛盾是汉口《大刚报》社社长人选。陈立夫利用董事长的权力撤换汉口《大刚报》社社长王淮冰，将其调离汉口担任南京《大刚报》总管理处协理兼报社经理。陈立夫想以原中央社湖北分社社长石信嘉接替王淮冰，但是石信嘉自恃资历，对陈立夫的调度不以为然，汉口《大刚报》社社长一职的任命暂时搁置下来，随后陈立夫又想派一名CC系亲信去接替王淮冰。王淮冰当即明确表示：“汉口《大刚报》是我们自己一手办起来的，没有花他董事会一文钱。”^[4]毛健吾坚持要求派南京《大刚报》社副社长刘人熙去汉口接替王淮冰，他主要考虑的是：“一方面刘人熙在国民党上层比较容易通过，一方面又是《大刚报》的元老，容易为同人们所接受。”^[5]经过再三折中，陈立夫才同意刘人熙接替王淮冰任汉口《大刚报》社社长。

与此同时，陈立夫又授意国民党汉口党部书记袁雍对汉口《大刚报》实行特务活动和经济封锁。效仿德国法西斯政治，国民党当局组织了一个人数众多、机构庞大、运行精密的特务系统，在国民党当局对舆论管理的运作上起到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他们砸报馆、封书店、打报童、捕记者、杀编辑，无所不用其极。特务的飞扬跋扈使得国统区的舆论界一片白色恐怖，以言治罪之风盛极一时，甚至连要求抗战的舆论呼声都遭到压制。在1946年6月间，交通路40号报社所在地突然涌进20名便装的彪形大汉，口口声声要找报社编辑部负责人和记者余湘，武止戈、田仁孝出面阻止，在推搡中接触到他们身上的短枪，知道来者不善，就连忙示意余湘和全体编辑人员躲开。^[6]后来，武止戈、田仁孝花了十几杯茶钱才把这些特务打发走，此事不了了之。对报社进行经济封锁的主要措施则是禁止汉口的银行、钱庄贷款给报社周转。到1946年6月底发薪期间，报社职工工资仍无着落。武止戈会同董祚楷找到长江银行经理宋瑞贤，说明报社目前遭受的内忧外患并要求给予贷款帮助。宋瑞贤也收到国民党汉口党部的指示，但内心同情报社，慨然相助，暂时缓解了报社的经济困难。

刘人熙接任汉口《大刚报》社社长后，陈立夫又派遣安若定担任总主笔，余络秋担任副总编辑，妄图通过总主笔在言论和版面上掣肘社长刘人熙。1946年7月间，汉口《大刚报》的论调确实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成为声援国民党的舆论工具。如：

今后我们站在纯粹国民心情、立场，一定要希望，更要争取国大的如期开成——国大是走上民主之路的唯一桥梁。谁要半途截击，拆毁桥梁，妨害宪政的开始，那便是阻碍中国走上民主之路的绊脚石，他便是人民的公敌，民主的罪人。中国走上民主之路，是天经地义的，可以不必再当做口头禅了。过去的历史原因，也已经渐渐消减，到今天再不能做致命之伤；外患原因，也已经根本消除。现在问题的重心，在党派原因。论道理应该不成原因，何以呢？照国父订的建国大纲，训政结束，国民政府就该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现在半路杀出程咬金，忽又因党派问题而搁置，这党派原因实在是多余。老实说，我们做国民的，实在不能忍耐了。^[7]

谈到共产党，国难初起，共军还远在江西，既而入陕，首先呼吁枪支对外，博得国人的同情。不久声明四项诺言，即信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听受政府改编，参加抗战。但驯至现在，解放区面积扩大，共党军队从五万兵员到了一百万以上，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坚实，亦自成风格。今天与政府一再协商，焦点所在，即为整军，回想共党如能一贯保持“听受政府改编”之诺言，则今天整军问题，该早已解决，站在民主政治的时代之着眼，通过武力争取政权，可谓是不择手段的一种手段，今天局势弄得如此严重，吃亏的就是“武力”二字。^[8]

抗战胜利了，百年来陷于次殖民地的中国，已经得到了翻身的机会，审视中国党派，珍惜时机，把握时机，以国性为重，党性为轻。从消极说，党性不能脱离国性而独立；从积极说，党性必须陶冶于国性之中，才有继续成长的可能。^[9]

然而在社长刘人熙的调和之下，陈立夫派来的总主笔意欲以舆论引导民众的思想意识，称“对舆论的钳制正是为了实现以三民主义统一全国的思想目标”的这些论调并未引起太大的社会共鸣。

随着陈立夫在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易主措施的日渐实行，“一伙人从南京撤退到汉口来”——欧阳柏早在贵州版停刊前就回到汉口主持编务，随后李凌冰、杨坤潮、严问天、黄邦和以及经理部的部分同人也先后于1947年回到汉口。原《大刚报》同人以多年为之辛苦奋斗的事业一下被人夺走，无不满怀激愤，曾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控诉陈立夫的夺报行径，并声言享有言论、刊行著作、结社集会、请愿、非依法律不得搜索与逮捕的权利。毛健吾也向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孙科等人控诉陈立夫抢走他多年辛苦经营起来的《大刚报》。汉口《大刚报》与南京总部分庭抗礼的斗争持续了一个月，陈立夫设法转圜，双方谈判决定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与汉口《大刚报》分家。陈立夫这种“开放的转圜”既是为了给国民党政权涂上一层“民主”的色调，也是为了应付时局，减少政治压力的权宜之计。

分析汉口《大刚报》与南京总部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赢得独立空间的原因，除去汉口《大刚报》经济独立和自身结构特殊的原因，这些短暂而有限的“舆论自由”，与抗战胜利初期国内民主势力的高涨、国民党政权在舆论管理上出现的短暂松动密切相关。这一时期除了国民党的党报、党刊、党台外，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工具、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化的各种报刊和电台、外国租界内出版的各种报刊，纷纭复杂、相互交织在一起，出现了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下多元化新闻舆论结构的“昙花一现”。国民党也曾想压制新闻舆论的民主化要求，但收效甚微。令出多门与管理体制的混乱状况，造成条例、法规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甚至宽严不一，彼方查禁却遭此方放行的事情屡有发生，使得舆论管理无序而失效；舆论管理的实际结果混乱不堪，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失去应有的政治压力和刺激反应力，使其自身活力下降，机制僵死。这也是陈立夫妄图掣肘汉口《大刚报》，希冀将其演变为千刊一声、万报一音的传声筒却始终未遂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