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成熟

第二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成熟

合作社建立起来的结社和经营这两种要素中，结社是首要的，这是因为结社是这种合作社组织基本的乃至终极的目标，经营企业只是达到这种目标的必要手段。然而在实践层面，合作社首先要“活着”，才能谈得上实现结社的目标。合作社为求生存，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武汉的新闻舆论管制愈加收紧的环境中，不得不调整生存方式。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最嚣张的时期，也是汉口《大刚报》生存的危急时刻，一部分编辑和记者也进到解放区了。

一、结社策略：一人一票制

从理论上讲，股份制和合作制是两种基本的组织制度，相应地，股份公司和合作社是两种基本的组织形式。在股份公司中，股份是第一重要的。因为股份代表的是权利，既代表着所有权和控制权，又代表着收益权和转让权。股权在股东之间的不同分布形成不同的股权结构。而合作社的股份与公司的股份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合作社之所以需要股份，是为了使合作社能够提供给社员所期望的种种特定的服务，每个社员就必须分摊出合作社的运转所需资金及业务费用，即合作社的股份是一种摊派性质的“摊派股”（contributory share）。合作社的股份可能对所有权、控制权、收益权及转让权等权利有着许多间接的影响，比如按一人一票行使合作社的控制权。通过民主管理，即一人一票制而非资本股份，民主行使决策权，据此可以避免合作社由少量拥有大量资本的人所控制。一人一票制是合作社区别于股份制企业的特征之一，是充分体现合作社社员之间真正平等的重要标志。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合作社发起时大部分资金由投资者社员出资，那么该合作社可能更偏向于公司一端；如果全部由生产者社员出资，那么该合作社就是一家合作社。^[35]

衡阳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停止《大刚报》的津贴后，毛健吾就宣布：“《大刚报》就是大家的共同事业，凡参加工作的都是报纸的主人。”言下之意是将本由国民党官方全额出资的官办报纸的资本全部分摊给报社的同人，算作报社成员的“摊派股”，报社即成为生产者社员全额出资的合作社。陈立夫改组南京《大刚报》时，将衡阳时期的《大刚报》由生产者社员全额出资的摊派股资产核定为法币2500万元，另又以官僚资本名义投资法币2500万元。如此一来，原《大刚报》社社员即占有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一半股份，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在南京、汉口《大刚报》分家后，汉口《大刚报》带回原社员的一半股份，又成为衡阳时期由生产者社员全额出资的合作社。

分家后，汉口《大刚报》召开社员股东大会，重新商量划股的问题。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1940年以前参加报社工作的社员都是股东，即兑现毛健吾在衡阳时期的许诺。而后约定采取开放社员制，类似像欧阳柏和黄邦和这样的新进社员不需要交纳股金也取得社员资格，算作股东。这样核算至1947年8月，汉口《大刚报》的股东一共有36人。这36人中，编辑部的成员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是印刷厂的工人和经理部的业务人员。究其原因，在于合作社的自愿入社退社原则。编辑部成员流动性较大，而印刷工人和经营人员则相对稳定。由于社员之间的异质性明显，不同的社员或社员团体之间有了明显不同于合作社集体的利益。在汉口《大刚报》合作社内，编辑部骨干社员，以及经理部的部分社员如武止戈、田仁孝、董学孟、梁逢奇、杨祺泰、毛健邦等20人股东和印刷厂工人的16人股东的内部斗争随即展开。“现在的办法，要么就是报纸归崔明春，报社拿钱给我们，我们走路；要么就是崔明春走路，报社拿钱给他。”^[36]随后双方各自聘请律师维护权益。由于合作社大部分股金掌握在大多数社员手中，即股金较平均，在合作社的事务上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表决的结果，多数股东一方把报社联保里用作印刷厂的两栋房产抵押，在江汉路另租房产做印刷所，剩余的金条作为少数人的16人的股东资产给了崔明春，排除了报社内部的异己股东。

独立运行的汉口《大刚报》社社长为刘人熙，严问天为副社长兼总编辑，副总编辑是黄邦和和欧阳柏。整个报社通过精简和招聘，社员共计50人。合作社社员分享合作社的盈余，成为合作社的受益者：社员每月薪金12块银元，外加4元的交通费，一日三餐和住宿费用由报社供给。合作社的利润，要么分配给社员，要么留在合作社中用于合作社的积累，扩大合作社为社员服务的能力。分配到社员手中的部分，立竿见影，看得见、摸得着；用于积累的部分带来的收入仍然属于社员，但是在未来，不是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合作社采取开放社员制，新进社员也可以获得未来收入流的一部分，而老社员的退出或死亡将无法再获得这部分收入流，这会降低对现有社员的激励。说到底，合作社的利润是分还是留，反映出社员对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权衡。然而汉口《大刚报》这种合作社的民营报纸，报社社员工作生活异常艰苦：

经理部的同人每天一大清早就在一楼门口，交通路的街面上面对百十个报贩子，声嘶力竭地喊号、数报、发报；印刷车间的工人们每天烧炉子化铅、铸字、围着架子拣字，上台子拼盘，打纸型，上机印刷，这些工序都挤在不过百平方米的大房间里。三楼编辑部也都挤得人难转得过身。但是工作时间，从来都是聚精会神各司其职。1949年4月下旬，武汉实施戒严法后，汉口《大刚报》除了黄邦和、曾卓转移去了解放区外，人人坚持上班，无一溜号。^[37]

报社物质条件差，设备陈旧落后，只有对开平板机，没有自动铸字机和卷筒机。财力薄弱，入不敷出，无力购买新闻纸，发不出职工工资，连职工的伙食也难以维持。办公用房低矮简陋，拥挤不堪，工作人员的居住条件极差，“集体宿舍像沙丁鱼一样并列着木板床”。^[38]进入1949年，《大刚报》每日发行量为5000份。^[39]每份报纸售价由1948年的国币五万改为金圆券两元，后又提升至四元，绝大多数消费者都是自费订阅或零售购买。社长刘人熙利用银行的借贷周期周转报社的资金：上午借出一笔金圆券，转手换成银元，下午又往钱庄以银元折合成金圆券去还贷款，利用倒卖金圆券的贬值落差赚钱，以补充报社的日常开支。同时依靠平价政策，每月按照报纸发行量与职工人数配给到平价纸和平价米，通过倒卖赚取差价作为报社的补贴。

二、经营策略：以合作限制冲突激化

从思想宗旨层面上讲，合作社能够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条件，就是合作社首先要能生存下来。鉴于南京《大刚报》前后易主的教训，汉口《大刚报》表现出与社会关系合作的形态。合作是冲突的对立面，是媒介与社会关系处于稳定和秩序的根源。合作与冲突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微妙关系，相对持久的合作关系可以改变冲突的性质，限制冲突激化，使冲突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当大众媒介组织发现拒绝合作将会受到报复或制裁时，媒介往往屈服于社会压力，采取妥协合作的态度。黄邦和在记述汉口《大刚报》“怎样熬过黑夜”的回忆中描述了报纸与社会勉强而被动的合作关系，虽然特殊却经常发生：

在那样一个黑暗时期，若仅仅为了歌功颂德而办报，那么报纸是没有生存价值的。而我们还愿意忍辱歌颂，便是再三考虑报纸应该在什么原则下办下去才有意义，才对得起千千万万受苦的人民……我们亲眼看见匪帮出卖自己的祖国，又亲眼看见反动统治者不把自己的同胞当人，要我们装聋作哑，甚至要我们歌颂这些行为，这是可能的吗？可是我们常常不得不这样做。

利用相对持久的合作关系限制冲突的激化，看似是一种消极的合作方式，但也并非完全不起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难以抑制的愤懑和渴求”在《大江》编辑曾卓看来，一面希望能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传达人民的呼声；一面又不能不考虑实际的政治环境，在选稿时不能不采取有所克制的态度。因为即使是这样隐讳的杂文性的暴露，也还是遭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注意。曾卓在从事副刊编辑工作中还会遭受少数在政治上比较单纯的读者的误解。譬如有位作者写的抨击黑暗现实的诗，因为过于显露，曾卓只好将其退回。作者因而写信来愤怒地质问：“你有没有良心？”曾卓理解他的心情，而且知道可能还有别的读者和作者也会有类似的不满，于是就公开答复：

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的心，投寄来的壮烈的呼喊、血泪的控诉，却有些没有能够刊出。为什么？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情况。赤膊上阵有时是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大江》的不足之处，我愿承担一切责备……我们是在夹缝中匍匐着爬行。有时候，在异常悲愤的心情中，我想，那么倒不如沉默好吧：于无声处听惊雷！文字的效用是有限的，当人们在以今写史的时候，文字就更显得无力。好几次，我都想推开这劳什子副刊不编了。^[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