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控制权
组织被看做是规范系统发挥作用的机构，一个组织的存在以及组织的功能状况是由这个组织所拥有的规范决定的，合理的规范体系往往被认为能够使组织拥有较高的有机性和能够实现组织的效率目标。但是，组织的规范相对于组织成员而言，所实现的是一种外在性的控制，组织规范的合理性必然表现在组织成员对它的自愿遵守上，并通过这种“自愿的遵守”而实现组织成员与组织整体之间的合作。
一、合作社骨干成员毛健吾掌握的实际控制权
合作社的骨干社员往往掌握着诸如资金、人才等的关键生产要素，缺少骨干社员的参与，合作社往往很难组建起来。作为合作社的汉口《大刚报》社在筹备之初，其启动资金由毛健吾负责筹措，毛健吾通过拆借房产，动用公共积累，利用政界的人脉等方法，才使《大刚报》艰难创刊；同时作为合作社的骨干社员即管理者，毛健吾掌握着合作社组织的实际控制权，“人权财权全掌握在毛健吾一人手里，一切由他说了算，他实际上是老板”[38]。探究这种实际控制权让渡的原因可知，人际信任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组织的整体力量来源于组织成员的个体力量，信任赋予组织合作的秩序，从而使组织的整体能力得到提升，在组织层面上信任的力量可以无限放大。
《大刚报》社虽然已被承认是“共同的事业”的合作社组织，但是《大刚报》合作社内部起主导作用的却不是大部分合作社社员，而是毛健吾个人。为了协调这种控制权的矛盾，相对地，作为合作社骨干成员的毛健吾扮演了如政治学者尼谋所说的“说服者”[39]角色。毛健吾的办报实践和报业理想说服了合作社组织成员，使得组织成员产生信任，并自觉、主动地与之协调，这就意味着让组织行为的主体自觉地扮演合作行为主体的角色，组织中的信任成为组织成员之间合作的主客观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组织体系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信息交流畅通、知识共享充分、相互合作默契、集体行动高效、创造力完全展现的实体。
（一）毛健吾办报思想和方式的转变
就目的性而言，在《大刚报》创办初期，毛健吾担任的工作是利用国民党官方报纸的舆论影响营造抗战宣传的氛围。因此他既要站在国民党中宣部的立场进行宣传，同时也要维持报纸的基本读者群。至衡阳、贵阳时期，对于作为民营报纸的《大刚报》，毛健吾又明确提出办报目的和远景目标：
办全国性的第一流报纸，乃至国际性的第一流报纸……欲争取本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舆论权威，能有发言的资格。向《大公报》迎头赶上，向《泰晤士报》迎头赶上。[40]
远景规划和实际措施紧密结合，毛健吾在衡阳时期践行着“文化和实业双管齐下”的新闻事业，从《大刚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足见毛健吾所扮演的说服者角色相当成功。
就辩证性和互动性层面而言，《大刚报》从郑州时期接受官方资助的党报转变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民营报纸，也逐步表现出毛健吾对报纸事业看法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他对报纸言论倾向与政党倾向的关系的看法上。毛健吾明确指出：
国民党过去的青年政策似乎有许多欠斟酌……就是以为凡是不满现状，言论过激的青年就是思想左倾，还有一些人以为凡是喜欢读《资本论》、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人都是左倾分子，于是以种种方式对付，诸如此类，都是大错特错。[41]
《大刚报》从官话连篇、与政党同一个腔调，到衡阳、贵阳时期摒弃左倾或右倾政见之争，言论过激地批评政府：
没有一定的发行量，报纸的生存就发生了问题。因此，民间报就得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反映广大群众的疾苦与呼声，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该揭露则揭露之，该批评则批评之，这样，报纸才能有读者愿意购阅。但是专与政府唱反调也不行，那就会被视为“异党”所办，遭到立即查封的危险。在左与右之间，他（毛健吾）采取“中间偏左”的方针，在夹缝中求生存。[42]
由此可见，毛健吾的办报思想已由办民办公助的官办报纸转变到办独立的民营报纸。这些改变，在毛健吾办报宗旨的确定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由最初的“营业至上、时间第一、精神集中”发展为“营业团结至上、时间内容第一、精力财力集中”[43]，虽然前后的口号并没有实质的差别，但是反映了其理想的大刚事业的发展轨迹，那就是既不拿报纸当官僚化的宣传机关，也不当商业化的生意经，“而是正正当当地作为一种文化事业做”[44]，这与最初拥趸的官办报纸已经大相径庭。
就相互影响层面而言，如何吸引民众注意力，提高报纸的社会影响力，从而进一步在经济上实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毛健吾看来，《大公报》是一个可以效仿的成功案例。在郑州《大刚报》时期，毛健吾就唯《大公报》马首是瞻，处处效仿《大公报》：《大公报》一天一篇社评，他设立评论部以“言论为本位”；《大公报》重视战地通讯，他聘请青年记者到前线采访；《大公报》独家新闻消息灵通，他以“本报专电”直接抄译外文电讯。衡阳《大刚报》时期，毛健吾感到亦步亦趋地跟在《大公报》后面，就永远要落于其后。1941年《大公报》出桂林版，影响了《大刚报》在广西和湘南一带的发行量，毛健吾更下决心要增加《大刚报》实力，迎头赶上，与《大公报》抗衡，于是重金聘请新闻界的知名人士杨潮、俞颂华、叶启芳先后到《大刚报》担任总编辑。这三人在任期间，出现“《大刚报》历史上最有生气的一段”。抗战胜利后，毛健吾又深受《大公报》系出现的刺激，遂也拟定一个“五年十版”的报业托拉斯计划。
《大刚报》社的这种合作社组织规范并不是从属于控制的目的；组织中的骨干成员即管理者所要做的工作也并不是对被管理者施以直接的控制，而是努力营造组织成员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空间，努力培养组织成员主动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合作社组织的非控制导向首先表现在开展合作行动的时候不谋求对合作规则的操纵，而是通过合作协商的途径去完善组织规则。然而这种自觉的人际信任体系的建立有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合作社内部社员并没有产生利己动机和行为。
所有职工同人都是如此。当周佛海停止本报经费，同人宣誓不拿薪水，除吃饭外，每人只拿十元生活补助费。三次被炸，损失千万，我又下令停发薪水，同人无一怨言，现在生活费高昂，职工待遇，仅够个人维持最低生活，却没有一个人高就或怠工，除了我自动加薪外，职工决不好意思向我要求加薪。[45]
社员在报社共同从事一项“合作社式的事业，事先既没有谁投过分文资金，事后更没有谁分过红，当时经常连吃饭都成问题，也不能有什么分红”[46]。
二是依靠密集的感情投资和感情诉求来吸引社员的好感和支持。合作社发展已经超过了它真正的经济需求和价值。
（毛健吾）以一个素无新闻常识的行伍出身一手创办《大刚报》，凭借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以坚强的意志和不拔的毅力，来主办《大刚报》，所以任何艰难困苦必能以苦斗的精神克服。[47]
其间困苦艰难，几近磨折，不一而足。皆赖毛氏历苦领导，百折不回，困难一一克服。胜利后，本报分别在宁汉筑三地发刊，毛氏以总经理名义领导三版，十余年间，毛氏经营本报，备极辛劳。[48]
（二）毛健吾遭到合作社成员放弃的深层动因
探讨毛健吾作为合作社骨干成员从掌握实际控制权到遭到合作社成员放弃的深层动因，有必要追溯毛健吾与国民党的渊源。毛健吾早年就读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6年适逢北伐高潮时加入国民党，并投笔从戎，在南昌参加国民革命军，因此进入由刘峙担任师长的第一军第二师，任营上士文书，随后备受刘峙青睐，由少尉迅速提升为中尉、上尉，因而与刘由上下部属关系发展为缘因乡谊的政治伙伴。1927年更是由刘峙推荐，保送至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班，由此又与担任校务的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了师生之谊。次年毛健吾作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毕业生，被派往江西省党部，继又调到津浦、胶济两铁路特别党部从事党务工作，从此开始其投靠“二陈”派系的政治生涯。但是在1935年后毛健吾又转回继续效力于刘峙，调任豫皖督练公署党务科长兼河南和平通讯社社长，其政治生涯在这个阶段达于顶峰。以后毛健吾做刘峙幕僚，1937年更是为刘峙亲点，受其资助在华北战场创办《大刚报》，毛健吾奉刘峙如父兄，刘峙也以子弟待他，这其实也引起陈立夫对毛健吾的不满和不信任，认为其放弃对“二陈”的“忠诚”转而投靠国民党军队上层，“此人靠不住”[49]。刘峙在华北战场失利后，明确表示不再过问报纸。一方面由于刘峙在军队势力的落败[50]，另一方面毛健吾也试图摆脱政党对报纸的控制，转而寻求另外的维持报纸生存的出路，于是公开表示辞去刘峙部队的官职。抗战胜利后，毛健吾又转而利用与“二陈”的师生之谊，接受官僚资本的投资，致使南京版《大刚报》丧失其独立性，最后沦为国民党CC系机关报。随后毛健吾游说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孙科之间，控诉陈立夫。毛健吾深谙国民党政治人身关系重于组织制度，“内中的人事关系也沉湎于明清社会的气氛里……‘学谊’、‘乡谊’与‘族谊’有等于新社会中之‘权利’和‘义务’”[51]。
学者李金铨先生曾指出，国民党的新闻政策基本上采取介于镇压（re－pression）与笼络（co－operation）之间的收编（incorporation）模式。戒严令下的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的收编包括对报业经营者的镇压和拔擢，两者并用，间歇进行。报业于是在政治上成为当局微妙的辅助依赖机制，而非全然的当局代言人。依顺者享有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否则即遭到压制。[52]这个模式足以解释毛健吾受到国民党军队上层以及“二陈”奖掖笼络的深层原因，在“一切问题全凭领袖脑壳决定”的人治体制下，国民党内部建立起以亲属关系、裙带关系、派系关系、同乡关系、结义关系、师生关系为结构的权力分配系统，以私利交换的关系作为内部关系的准则，以恩惠为凝聚力；“门门有派系，人人归圈子”。在汉口《大刚报》与南京《大刚报》分庭抗礼的冲突明朗化后，汉口《大刚报》一连串对南京《大刚报》的改组措施也说明作为权力占有者的国民党CC系，以及像毛健吾这样的权力对象之间，存在着“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关系。权力占有者对权力对象的行为所施加的控制，较诸于权力对象对权力占有者的行为所施加的控制要强得多。毛健吾最终只能在顺服与反抗之间做出选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威权体制可用“保护主－侍从”关系来形容，即社会中行动者双方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保护主”具有较高地位、较大权力来分配“侍从”所需的资源；而“侍从”地位较低，须透过对“保护主”的效忠与服从来换取所需资源。[53]当毛健吾不再扮演国民党军队上层和CC系这些保护主的侍从角色，其命运就是被剥夺资源。
二、合作社代理人刘人熙的经营方式
南京《大刚报》逐步被国民党CC系控制后，汉口《大刚报》合作社在实践中就注意规避少数骨干成员控制合作社的组织运行方式，消除社员间明显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由于汉口《大刚报》是同人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相对于南京版，汉口《大刚报》的经济独立、合作社规模的日益扩大，导致社员参与管理的能力不足和兴趣减弱，合作社由社员的民主管理转向专家管理，出现了类似公司的“委托－代理”[54]模式。刘人熙接任社长后，采取平衡矛盾的经营方针，以四面应对、各方周旋的态度来争取稳定，为摆脱汉口《大刚报》创办初期自身经济的艰难处境，寻得生存的空间，对外减少新闻言论与当局的直接冲撞，避免报纸被查封和扣压；对内反对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对汉口《大刚报》的控制，争取独立运行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报社通过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利用。下面从报纸定位、内部分工、利润来源等多方面论述刘人熙的经营方式。
（一）清晰定位，明确办报目的
经营报纸以服务受众为主要目的，其自我定位的过程就是报纸确定自己的新闻特色、寻找适合的读者并满足他们需求的过程，报纸的定位集中表现在内容和读者对象上。经过衡阳、贵阳时期的发展，《大刚报》已然成为全国性大报，报纸以政界、工商界以及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群，主要报道的内容是国内、国际时事、政治以及经济新闻。刘人熙接手汉口《大刚报》后，稳定影响力、提高发行量是主要的经营目的。
首先，汉口《大刚报》逐渐成为以新闻信息为主的信息报。《大刚报》一般在头版配发社论和时评，为适应政治形势变化并结合国内读者的需要，汉口《大刚报》尽量摒弃报纸出于政治的考虑而成为言论报、宣传报，避免真正有意义的信息成为意见的附庸，于是作出调整：加强政治时事和工商经济新闻的动态报道，为此特别在政治中心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设立办事处，聘特约通讯员撰写重庆、南京通讯。汉口《大刚报》既有独家的国内专电，又有大量的地方通讯和本埠新闻。
其次，适应大众化报纸的趋势，汉口《大刚报》将读者面进一步扩大到普遍市民，报纸内容的综合性增强。汉口《大刚报》创刊时期，新闻版面一直保持在四版左右，本埠新闻占1/2版，内容涉及武汉的社会、警务、交通、气象、商情等市民活动；在内容设置上着力强调“社会服务性”，报纸常年保留一个固定栏目《大刚报行情表》，内容涉及经济政策说明，黄金、美钞、布匹涨势，生活日用品价格等，满足市民的生活需要。
再次，对读者进行细分，强化具有针对性的特色服务以扩大报纸内容的覆盖范围。除开设固定的《星期论文》、《学习与生活》等知识普及类专栏外，还出版行业特刊，如针对“武汉的经济从业者和经济研究者需要”创办的《经济生活》、针对“武汉文坛的关切与热望”创办的《大江》副刊等。服务对象的不断扩展使得汉口《大刚报》的读者群逐步向各阶层延伸，为发行量的提升扩展了极大的空间。
（二）以合作平衡内部的矛盾
刘人熙在汉口《大刚报》所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他一来就处于矛盾的焦点位置。一方面必须冲淡报纸原来的进步色彩，以应付国民党的层层检查；另一方面必须维持原来的民间报纸传统，继续站在人民立场说话，以得到内部同人的支持。这组主要矛盾派生出的次要矛盾也层出不穷。例如人员的安置问题，原汉口《大刚报》编辑部的几个主要成员如编辑室主任段镇坤和采访室主任余湘，由于王淮冰被调离报社而坚持要求离开；由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派到汉口来的总主笔安若定和副总编辑余络秋，大力加强国民党CC系对汉口《大刚报》的控制。还有报社的内部关系问题，以进步力量为主的编辑部与以保守势力占优势的经营部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
为了报纸不被查封和控制，刘人熙容纳了陈立夫派来的总主笔和副总编辑，容许在报纸上发表由安若定和余络秋把关的对国民党歌功颂德、对共产党诬蔑的言论。同时，刘人熙又尽量安抚报社原有的编辑部人员，鼓励其坚持下去，并接受从南京《大刚报》被排挤出来的严问天、欧阳柏、黄邦和、杨坤潮等原《大刚报》同人，并把原来的总编辑董祚楷调为主笔。“有时编辑部的人对刘人熙不理解，对他不礼貌，对他鄙视……惹得编辑部同人对他产生反感而无可奈何。”[55]刘人熙协调内部矛盾的这些灵活的做法，恰恰是给予组织内部个人更大的空间，将责任下放及分权，并在不同选择层次上允许自我决定及自我控制；赋予组织成员更大的灵活性，保证了组织成员能够自主地应对复杂的环境和较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最终在刘人熙的平衡协调下，陈立夫安插在汉口《大刚报》的总主笔任职不到两个月就离职了。
从本质来看，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激励和约束代理人为全体社员的利益服务。在激励层面，合作社最直接的激励经济的手段仍然是确定合理的工资水平。除却基本工资，代理人刘人熙还掌握着“由平价米、平价纸换购的变相津贴”、“享受从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分出来的部分资产”[56]。在监督层面，合作社通过内部监督降低代理成本。一方面由于合作社社员人数较少，至汉口《大刚报》完成与南京的分庭抗礼后，通过内部精简，社员只有50名，所以委托－代理层次不多，代表的范围也不广，这既提高了社员监督的效率，也减少了社员间的协调成本。另一方面合作社社员的身份显性化，“熟人”或“半熟人”社会中道德和声誉等因素形成对代理人的有力约束，合作社由地缘、业缘接近的知识分子组成，在这种人格化的关系网络中，不仅合作社代理人的自利行为的成本会大大提高，甚至普通社员对合作社事务的漠不关心都会引人非议。
（三）重视广告，借贷发展
报纸经营是一个统摄全局的过程，作为领导者必须统筹规划，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协调好采编、广告、印刷、发行四个重要环节，重点是处理好采编和广告的矛盾统一关系。
首先，刘人熙根据接手后的汉口《大刚报》入不敷出的经营状况作出重视广告但不放松新闻的决策，不断扩大广告版面，甚至第一版也刊登广告，而新闻及其他内容并没有大幅度增加，一直保持在四版左右。广告刊例从1946年3月1日起由每短行每日刊150元涨至300元，以新五号10个字计算（见图2－2）。经济广告每则每天刊费由600元涨至1000元，限50字以内。报名下每日刊费由6000元涨至9000元，指定地位费加倍计算。广告以武汉市本地为主，内容大部分涉及香烟、金号、布匹、银行、律师事务所、医药以及戏院、影院上演剧目等。订报价目方面，本埠报费每月每份由1500元涨至3000元，外埠报费每月每份涨至3050元（邮费在内），涨幅高达50%以上。
其次，借贷发展。在国民党政府加强经济封锁、物价高涨的情况下，刘人熙作为合作社代理人，每日为出报所需的新闻纸和油墨、职工薪金，与银行经理、钱庄老板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为筹措报社的每日支出煞费苦心。刘人熙经营汉口《大刚报》时期，报社的编辑部和经理部分别由技术过硬的人员负责，经理部武止戈主要负责经营业务，田仁孝任副经理兼营业主任，熟悉汉口情况又与商界人士有交往的侯铭三任会计主任。报社经济入不敷出，平时依靠银行钱庄贷款周转，长江银行经理宋瑞贤慨然相助，借贷给汉口《大刚报》解决暂时的困难。
图2－2 1946年3月1日《大刚报》，存于湖北省档案馆
再次，呼请政府济助。民营报纸既脱离不了商业的自由竞争，又受到有官僚资本扶助的官方报纸的挤压，同时物价高涨，政府又提高电费和邮航费等，民营报纸遭遇极大的经济困难。汉口《大刚报》冀望于政府“只要有一家报纸得到辅助，便是大家都有”[57]的利益均沾的承诺，吁请政府减免民营报纸增加的负担，在经济上给予非官营报纸支持。
基于报社接手时的现状：地域上远离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的范围；经济上入不敷出，资金周转困难；政治上进步势力和当局势力争夺报纸的舆论阵地，刘人熙作为汉口《大刚报》社代理人的角色更是难以扮演。加上传统文化思想、心理惯性的潜在影响，刘人熙经营报纸时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即过分地强调经济色彩，保守地维持稳定现状。这种情况在汉口《大刚报》走上独立运作之后才有所转变。
三、国共双方争夺合作社的控制权
合作社组织的优势包含着组织成员的充分自由以及主动自觉的选择。当控制组织成员行为的外在性体制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时，合作社组织运行便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即能够根据环境条件更多地做出随机性行为选择，合作社成员之间更易交流信息，内部组织隶属关系疏散。合作社组织的这一特点导致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在争夺汉口《大刚报》这块国统区舆论阵地控制权的过程中，逐步打开各自进入的缺口。
（一）国民党控制舆论，彰显国家法统之代表地位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呈现政治分裂的图景，谁是国家法统的代表者，谁就可以代表国家受降、接收，从而享受抗战胜利果实。在这方面，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有着客观优势。从阶级立场上看，汉口《大刚报》与国民党更为接近，毛健吾也指出：“报纸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办的，对国民党的劣政是憎恶的，但我们和部分同人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寄予幻想的。”[58]在认可和拥护现有政府的前提下，汉口《大刚报》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然而统治这个国家的正是国民党政府，换言之，汉口《大刚报》是不可能对国共两党采取完全对等的立场，所以不可避免地使得汉口《大刚报》与国民党政府靠得更紧。
中国战区，自冈村宁次在南京签定降表后，投降始正式成立。我们的抗战正式结束，而实居于战胜者的地位，开始重建和平。遥望国都，八年含垢，又承受了中华民族所有的光荣，我们身在后方，引领东望，实不胜顶礼之至……国民党对国家民族，实有其赫赫的功勋，这种光辉的革命历史，是永垂不朽的。[59]
为此，国民党在战后初期以各种方式表达的正式言说中，剥夺中共声称享有之受降接收的权利。这种“所有的光荣”，国民政府理所应当地认为属于自己，而社会各界的“顶礼之至”、“赫赫功勋”也理所应当地由这样的“光荣”而传达至国民政府。
解放战争爆发初期，全国上下期待和平，汉口《大刚报》代表人民发出呼声：
举国欢欣，停战令下。当人们静待十三日夜晚，放过最后一枪，准备迎接十四日随黎明而俱至的和平阳光之时，消息传来，各地仍旧是一片厮杀之声。人们不禁要仰天长叹，和平难道与中国无缘？中国难道命定要自相残杀？刚因停战令下而澎湃起的一股民族向上之气，现在又突然冷下来了。这样自乱下去，中国非完不可。三十八位代表在重庆开着政治协商会议，拟定共同方案，实现和平建国，国内外一致在求和平，谁还要打下去，岂不怕为国家罪人、世界公敌？[60]
汉口《大刚报》“站在人民的立场”的评断标准是“谁为国家，谁不自私，人民就拥护谁”[61]。因此舆论批评的对象既针对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也针对阻碍“以民主来化除国内一切问题，以和平来推行有计划的建设”[62]的破坏分子。且以1946年1月—2月的社论为例，考察汉口《大刚报》对内战爆发初期国共两党的刻板印象。
从言论内容上看，这一时期以“骂”为主要侧重点。批评国民党“连年政治不修，民生疾苦，贪污成风，纲纪废弛，国民党一党当政，好坏都要向人民负责。国民有不谅国民党者，决非党之主义问题，实为党内分子复杂，良莠不齐，致有许多措置违背主义精神，失却革命作风，影响所及，有失人心”[63]的党禁，然“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平心静气说一句，推翻满清，铲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可以说完全是国民党的倡导与领导而获得成功……国民党对国家民族有其赫赫功勋；更为重要的是为政在法亦在人”[64]，“蒋主席一代英才，旷世无两，不仅为一党之总裁，而且为全民之领袖”[65]，“对蒋主席不仅视为慈母，简直视为救星”[66]。所以汉口《大刚报》对于国民党只爱其革命历史，而对其不思进取的痛心疾首的恨骂，辅以歌功颂德式的赞赏，目的是以“国家忠卒”角色进肺腑之言，勉国民党当力图革新，实现还政于民。
批评政府的措辞更为激烈。针对资送义民事件批评“政府的人事，实缺少代谢作用，而致一般的暮气太深”[67]的人浮于事；针对收复区接收批评“我们的政府接收实在太乱了，效率实在太差了，只见接收，未见复员。政府既然办不了事，就不应一手包揽，而坐听停顿如今”[68]的尸位素餐；针对农村问题批评“政府不能再空言‘复兴农村’，徒务外表，不重实际，只见都市，不见农村”[69]的空口白话；针对物价飞涨的金潮批评政府“通令多而效力少，则不如无令，如果通令对一切人人都是平等，则何至于有特殊走私？……据说办理冬赈，还有舞弊的事情。”[70]的中饱私囊；针对外汇问题批评“若干政府主管人员，本着过去八年的经验，仅凭自己好恶，站在个人利益立场来决定一切，来核准一切”[71]的贪污舞弊；针对工商业复员事宜批评“官僚任意摆布，效率迟缓，大部分力量都放在投机市场里，政府的经济政策太矛盾，国民经济局部脱节。四行两局放款手续繁难如故，黑息继长增高”[72]的投机倒把。对政府痛骂之后的结论是要“变更现政府的组织，以扩大其民主，在于变法”；然而“过渡时期政府的变，应该是修正式的变，而不是再造式的变”[73]，“要平缓衔接从一党训政到实施宪政，而不能根本折毁，另树新基”。
指责最为严厉的方面是贪污土劣。咒骂一般不肖地方官吏是“生长在老百姓中的吸血虫，更重的沉疴，莫名其妙的捐税个个都吃在老百姓头上”[74]，“在新旧两种秩序嬗递之时，以浑水摸鱼发胜利财。人民的负担大多早到极限，即剜肉补疮，不啻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75]“回首后方，生产停顿，百业萧条，流亡者不得回家，本地人欲生不能，贪污纵横，土劣逞强，民不聊生。放眼收复区，也是一片凄凉，接收即停顿。一切恶势力都吃在老百姓头上，苦不堪言。”[76]酣畅淋漓的指责之余，又替国民党不值，因为“今日中国革命对象，不在任何党派，而在贪污土劣。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完全是贪污土劣之所赐，国民党志在救民于水火，何尝愿意如此，实在是代贪污土劣受过，贪污土劣发财了，而国民党却挨骂挨打，岂不冤枉哉！”[77]由当时《大刚报》的社论可见，“贪污”、“腐化”、“民主”、“民不聊生”等字眼频繁出现，在言辞上之所以可以如此激烈，与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在舆论控制上作出民主和改良的姿态不无关系。
这一时期对共产党的批评主要针对在《大刚报》看来所谓“共产党拥兵自重，企图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
美国新闻处延安电：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最近在外籍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即令国共谈判没有结果，中共也不打算在其区域里另设共产党政府，而保留现有的地方民主政府。他强调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解决，避免另设政府与国民党对抗。中共目前的建国计划是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个人及合作共营各种企业。苏联的共产主义并不为目前中共的政策所取法。中共的计划可与杰弗逊与林肯时代美国的政治经济观念相比。中共与苏共及其他外国共产党并无关系。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不适于实行真正的共产主义，中共将反对任何企图按照苏联或古典方式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政党。现在的政策是要求终止经济上的民主化，中共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民主革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目前并无可能。[78]
既然如此，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以三民主义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应为中国各党派之共同目标。《大刚报》批评共产党将宣传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自己打了人，不但不承认，反说别人打了他，这样徒增加宣传战争资料外，是永远也闹不清的”[79]。指责共产党“开口和平，闭口和平，这样边说边打，口是心非”，在举世渴盼和平声中，“已没有战斗勇士的地位，双方应该马上休兵止戈，不谈建国，过什么幸福康乐的生活，只要能让老百姓活下去，已经是功德无量了”[80]：
国共本为兄弟，大家应该友爱，国民党究竟是老大哥，有悠久光荣的历史，中共以小弟弟的地位，多加尊敬，老大哥对小弟弟也应该多加友爱。如此兄友弟恭，自然可以一团和气，既不会争，也不会打。[81]
“党派问题无非是争取本党的比重，党派互让的结果应该是折中。”[82]虽然批评言论并不激烈，但是将内战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以兵争代替政争，指责共产党并非“诚心诚意信守和平的真英雄”，则在客观上帮了国民党推卸挑起内战责任的大忙。在《大刚报》看来，与各党各派分担建国责任，实质是国民党分了一部分责任于其他党派，但是这仅是国民党的分责而已，决不应该是国民党的卸责。反之，国民党本身从此愈要健全，愈要努力，负起应负的责任，即民主政治的实践，使各党派在政治上取得平等的发展；结束训政，开放党禁；国民党与各党派为友党，在工作上为劲敌，优胜劣败。如果说汉口《大刚报》战后初期的言论是彰显同人报对外“以一种不偏不倚、自由结合的姿态出现，以显示其报纸的言论独立和自主”的肺腑之感，而当陈立夫试图全面掌控汉口《大刚报》，即强求舆论一律把三民主义思想和国民党的政治原则奉为舆论的圭臬，尤其是采取步步紧逼的措施后，实际上说明以合作社式的同人报方式难免不受一定政治背景或社会集团的操纵和控制。
（二）共产党利用报社组织文化界之统一战线
在国民党CC系企图染指汉口《大刚报》的同时，1946年初邵荃麟来到武汉，利用汉口《大刚报》组织武汉文化界的统一战线。此时的汉口《大刚报》社社长王淮冰与邵荃麟同为国际新闻社[83]成员，据王淮冰回忆：
1946年初邵荃麟奉命来到汉口开始统一战线工作，一说他奉周恩来之命，在汉口这个华中最大城市办一张报纸。他一下飞机直接到交通路40号汉口《大刚报》社址所在地找到我。我当时是汉口《大刚报》社社长……我发给他一枚《大刚报》证章，食宿都在报社。人们以为他是《大刚报》的工作人员，其实他没有任何名义；我则当他为报社顾问，有什么问题都要向他请教。不久邵荃麟把葛琴接到汉口，我当即表示，请她来任副刊主编。这时汉口《大刚报》的人事布局已定下来。董祚楷任总编辑，段镇坤任编辑主任，余湘任采访主任。据说，邵荃麟回重庆后向周恩来汇报，汉口有《大刚报》可以发挥作用不必另外办。因为在南京、上海两地办《新华日报》，国民党还没有批准，要在汉口办报就更困难。为什么汉口《大刚报》可以信赖呢？我这个社长与党的关系，邵荃麟是了解的。董祚楷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任《云南日报》总编辑，政治倾向是进步的。段镇坤、余湘既是董的学生，又是办《云南日报》的主要助手，他们两人都是进步新闻工作者。因此他们三人一到，汉口《大刚报》就成为可靠的阵地。[84]
邵荃麟以《大刚报》为立足点开展工作，不但与报社的王淮冰、段镇坤、余湘、李龙牧、黎维新讨论报纸工作，指导报纸社论、《群众之声》专栏等具体的编辑业务，还指导报社应对国民党政府从外部和内部施加压力的斗争策略，使得《大刚报》在当时华中一带成为很有影响、并受进步人士欢迎的报纸。
王淮冰是他（即荃麟）在国际新闻社时的老朋友，尽管谁都知道南京《大刚报》已被国民党陈立夫抓在手上，汉口《大刚报》也很难避免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笔者注：邵荃麟）到了汉口后，实际上把他一部分主要精力花在汉口《大刚报》上，使这张报纸起了表达人民呼声的作用……他与当时住在德明饭店的中共代表如薛子正，另外还有当时常在武汉的董必武同志，经常取得联系。这时，他一面紧密观察形势，而把精力放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化界的力量上。充分调动舆论界，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可能做的工作，即既不盲目以图一时之快，也决不放弃一切可利用的时机。[85]
邵荃麟摘录美国新闻处从中国报纸上摘译的每日报刊文摘，反映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以及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的情况；还在全面内战之前，指导报社以美国应公正地进行调处的主张为社论方向，以此来揭露国民党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和美帝国主义借调处之名助蒋反共的阴谋，并主张利用报社重庆特派记者的优势全面报道重庆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激烈舌战，辩论国大问题，政府坚持十年前代表有效，共党及民主同盟表示反对。[86]
国大问题迄今未得结论，最后决定由小组协商。[87]
傅斯年的意见是实行两院制度国会，调整省区，反对联省自治，胡霖主张设立宪法审议委员会，尊重中山先生精神不必拘于形式，吴玉章之见解是五院制度权力分割，总统权力未免太大，保障人民权利实行省长民选，新闻要自由，人人有同感。孙科说明“五五宪草”依据五权宪法精神拟定使政治效能充分发挥。[88]
国民大会的讨论使会议达到高潮，热烈的争论突破了开会以来的记录，因为关系中国今后的命运，代表们都收拾起沉默的态度，慷慨陈词，主张坚定，会议的影响，也由此而生。[89]
重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后，邵荃麟抓住时机，建议报社利用春节期间武汉市各报轮流出联合版[90]机会，以记者手记的方式报道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记录国民党迫害民主运动的暴行，把从重庆中共代表团所获得的内幕以“重庆专电”发出，由《大刚报》轮值的报纸联合版刊出。
五大议题均获得结果，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将参加政府，国大维持旧代表另增加新代表。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抱定忍让为国决心。停止冲突双方遵行，保障自由不分彼此。军队国家化之规定，依照纲领切实整编。举国一致关心之政治协商会，经朝野各党派及无党派贤达人士，本互尊互让原则与实事求是精神合作，合理协商，预定五项一体，均已获得结果。最棘手之国大问题，亦于今日上午讨论后获得协商。此间各国外交界对此表示乐观，认中国民主前途已呈现新希望。[91]
沧白堂每晚由政协会议协进会请各代表报告会议情形，轮到民主同盟郭沫若讲演时，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了，据说当时特务分子在那里工作了，骂人、喊打、掷石块，横行霸道，散会后要大打出手，气得《大公报》的社评大抖：“如果政治斗争采用这种方式，我们真该为中国民主政治前途痛哭流涕，这种举动太下作了，干政治的人最好还是讲究一下政治的艺术，学一点政治家的风度。”骂虽然是骂，做的还是照样地做。郭沫若昨天二次被吼喝时，他从容不迫地说，“我们为了要争取民主，生命在所不惜，何惧几块石头乎？”协进会新闻处记者李觉民竟然被十一二个着黑中山装的青年人痛打一顿。事情愈来愈幽默了，黄炎培的住宅被武装宪警及便衣搜查了，张申府的房宅被盘问。民主同盟严重抗议，在小组会上孙科以主席资格表示道歉之意，并愤慨地说：“这种行为简直是污秽国民党，破坏政府信用，破坏蒋主席的领导。”这似乎是对保人民自由的一种权利，这讽刺重新使代表考虑起文字上的东西是否可以兑现了。[92]
此时《文萃》负责人、国新社成员黎澎同志恰巧由上海途经武汉去长沙，也提笔写社论《迎春辞》与专电相配合：
只要自今为始，大家痛下决心，彻底觉悟，齐心努力，建设新国家，创造新社会，也只在转念之间。美国对华政策发表于前，要中国民主团结是解决中国当前困难唯一良方，也是世界运动的主流。请焦急国事的读者们放心，中国迈向民主团结大道，虽然仍有困难，但这困难终可被消除的。[93]
由于国统区新闻事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垄断，重要新闻均由中央社统一发布，各报如刊登自己采写的新闻必须接受新闻检查，同时作为文艺评论家和小说家的邵荃麟就把注意力转向报纸的副刊经营，发挥文艺轻骑兵的作用，提议把《大刚报》的副刊办好。若在新闻版上受到限制的消息言论，就安排在副刊上发表；若副刊被禁止，报纸还可以出另一种副刊，而危及不到整个报馆的生存。
整个报纸应该是一致的，从第一版到第四版只有一个方针。可以有种种体裁，可以有种种格式，但是不能有两个方针。在从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有些报纸曾经有两个方针，那个报纸第一、二、三版都是反动的，在第四版他们偷偷地开一个小窗户，让读者在地狱里边勉强呼吸一点新鲜空气。那种自相矛盾是应该的。[94]
此建议很快获得社长王淮冰的赞同，王淮冰遂邀请邵荃麟的夫人葛琴来主持副刊的工作。武汉的文坛当时相当沉寂，色情文化充斥泛滥。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便以《大江》为名，意在涤清一切污浊的残渣。自1946年3月25日创刊到1949年6月15日终刊，《大江》共出版500期。
谁都知道武汉的文坛是有着它历史的光荣传统的，譬如抗战初期它在全国文化运动的激流所掀起的雄伟力量和奠下的深深基础是不可磨灭的。因此，它在胜利建国的今天阶段上，将会放射出更辉煌的光芒，这是一定的。[95]
今天的作家除埋头加工、再接再厉地献出自己的力量外，更不能不和整个时代紧紧扣合，多少残酷横行的事实告诉我们，和平民主的前途仍然是不可以平步登天。我这次从重庆来，带着一些朋友对这里文坛的关切和热望，同时也把记在心里的话带来了，一方面主要还是以鼓励自己。那么我们这块小小的园地，虽不敢期望它结出怎样的花果，但是我们相信，在这里各方面的支助和爱护之下，特别是已经给了我们不少力量的朋友们，至少也不会允许它荒芜吧？[96]
邵荃麟也在副刊写了《可怕的堕落》（1946年），尖锐揭露当时文化市场的反动、色情等糜烂现象。
市侩（指制造和贩卖色情反动文化者）是可恶的，而怂恿或利用市侩来麻痹人民的思想者更可恶。世界上没有一种罪行比对于灵魂的屠杀更叫人战栗，更叫人愤怒。八年苦难的抗战锻炼了我们坚强的自信，人民的头脑是再不能永远被麻痹下去了。任何卑劣的伎俩是无用的，更大的浪潮正在向我们席卷过来，它将冲洗掉这一切污浊的残渣，它将重新鼓舞起一切人民战斗的热情，而在这时候，向我们自己鼓励和要求的，倒是我们更需要更努力地创造出一些真正的人民精神粮食来。我们必须更根本地从政治社会的原因上，去指斥这种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我们也必须从人民意识的自觉上，去展开和这些毒害人类灵魂的企图的斗争。
这种深刻揭露本质的呼喊是直接向国民党统治者的一击，也指示着文艺界须认清形势，无异于当时《大江》的旨趣的宣言。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大江》（见图2－3）为荒芜的武汉文坛带来了生机，成为经常发表武汉文艺界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作品的地盘，成为武汉文艺界的一面旗帜。在副刊上写稿的有当时在武汉的曾卓、端木蕻良、王采，副刊更吸引了当时的青年作者如胡天风、秦敢、黎牧星，并得到港、渝、沪作家的支持，茅盾译的苏联作家的《团的儿子》在《大江》上首次连载发表。
当全国人民愤怒声讨国民党特务杀害闻一多时，《大江》发表了吕剑的《哭闻一多先生》（1946年8月4日），揭露国民党特务的卑劣、阴险、无耻的行径：
这些险毒的射手，都正在庆功，正在窃笑，也正在装正经，巧妙地搓洗自己手中的血迹，企图赖账！但这账是可以赖得掉的吗？千千万万个闻一多，千千万万的人，会被杀光而征服吗？新世纪会倒退为中世纪吗？
图2－3 1946年3月25日《大刚报》，存于湖北省档案馆
针对国民党“以抗战精神建国”的虚伪口号，曾卓用江汉的笔名以此为题写了《杂感》（1946年8月17日）：
国民党中的达官、显贵、富贾们，在八年抗战中是以淫乐、贪污、卑劣、无耻的行径应付了抗战的，他们至今仍占据最重要的位置，难道他们也将以这样的精神建国吗？
在1946年“双十节”到来时，伍禾以辛亥革命为文章的历史背景发表了《十月十日》（1946年10月10日）：
袁世凯将军偷去了巴士底狱的钥匙，却偷不到王冠。人民宣言：要戴上王冠的头颅，就不可能同时戴上自己的肢体。亚洲大陆上的人民给皇帝准备的，不是皇冠，而是断头台。
美军强奸沈崇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端木蕻良立即发表了《反对罪行》（1946年12月24日）：
美国兵在光天化日之下犯下这种罪行，完全揭穿了他们的“文明”、“友谊”、“援助”的假面，不能睁着眼来看美国兵在中国的横行，要他们“立刻滚出去！”
《大江》联系的青年作家群与葛琴注重扶植青年的办刊作风密切相关，她发表致青年投稿者公开信，恳切希望：
青年作者真正地置身在人民的斗争中间，不冲动，不消沉，实事求是地多把现实的实际生活，尽管用报告速写、散文之类的形式反映到纸面上来，但求真挚充实，再谈深造刻画。[97]
克服脱离现实、空喊口号或悲叹沉吟等缺点。知道如何从现实生活中取材，“认真读一点作品，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98]
坚守《大江》这块阵地，首要条件是有合适的主编的继任人选。“《大江》不能随便让人插手，否则《大江》办不下去。”[99]葛琴和邵荃麟亲自出面请端木蕻良、曾卓接手，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继葛琴之后，《大江》的主编及其任职编辑有：曾卓（1946年8月—10月）、端木蕻良（1946年10月—1947年7月。端木蕻良走后有两个月脱期）、王采（1947年10月—12月）、曾卓（1947年12月—1948年7月）、天风（1948年7月—12月）、曾卓（1949年1月—武汉解放）。端木蕻良在给黎牧星的信中谈到，他受邵荃麟、葛琴之托接手《大江》副刊，就意识到“这是党交给的任务”，“是我生命史上成为可纪念的一部分”。“《大刚报》同人会很深地理解一个报人的责任，而愿意肩负起更多的任务，始终以民间报纸出现，继续替老百姓说话。”[100]曾卓回忆他接手编辑时是“作为接受一个任务”答应的，并感觉到“挑此重担”的分量。不论编辑时间的久暂，其他接编的同志也都怀有类似的心情。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新闻事业斗争，还是以贯彻执行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为主。通过工作，吸收国统区的中立性或具有进步倾向的新闻机关和宣传机关的成员加入统一战线。共产党用铁的纪律统率全党，使得《大江》这支能打硬仗的新闻队伍，在舆论阵地的斗争中也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大江》继承了五四传统，发扬了坚韧的战斗精神。葛琴、曾卓等人主编《大江》，坚守阵地，团结作家，扶植青年，将一种历史责任感印刻在城市的发展历史上。
【注释】
[1]偶然的机会，王淮冰得知交通路40号房子是空的。他到了那里，发现一楼有小商贩摆摊，二楼睡着几个日本人，三楼是空的。王淮冰急中生智，连忙喝问：“日本人都已经集中，等待遣返，你们怎么还躲在这里？”几个日本人一愣，以为是来接收的，连忙卷起被盖走人，小商贩也搬走了。
[2]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根据“暂准”、“补办”字样，认定登记手续不齐。为此王淮冰去找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邵华。邵华表面很客气，邀请王淮冰同进早餐，饭后邀他同乘汽车，突然一把攥紧王淮冰的手问：“人家都说你们是共产党，我们怎好给你们发登记证？”王淮冰毫不慌张地说：“你看我像共产党么？你不知道我，也该知道我们毛老板，你能相信他也是共产党？”邵华见他神态自若，才放下手表示歉意，还很自信地说：“我看不是嘛！”
[3]董祚楷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人物，抗战期间担任《云南日报》总编辑，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在宣传报道上为促进昆明民主进步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余湘、段镇坤是董祚楷的左右手，任《云南日报》的采访部主任和编辑部主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武力逼龙云交出云南，并对昆明民主运动进行镇压，三人被迫出走到湖南。此时汉口《大刚报》正缺人手，王淮冰多次函电邀请他们到《大刚报》社工作。
[4]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5]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06、85页。
[6]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06、85页。
[7]《社论：民主之路》，载1946年7月20日《大刚报》。
[8]《社论：时局的检讨》，载1946年7月26日《大刚报》。
[9]《社论：国性的认识》，载1946年7月31日《大刚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于1949年12月17日至26日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各公、私营报纸代表30余人参加。会议任务是解决全国公、私营报纸的纸张与赔耗问题。与《大刚报史》中“全国第一次新闻工作会议”有出入，该会议时间为1950年3月39日。笔者注。
[11]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3－124页。
[12]毛健吾：《愈炸愈奋之本报》，载1940年8月16日《大刚报》。
[13]《社论：本报创刊十一周年》，载1948年11月9日《大刚报》。
[14]《社论：本报创刊十一周年》，载1948年11月9日《大刚报》。
[15]《社论：本报创刊十二周年》，载1949年11月9日《大刚报》。
[16]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17]胡风：《文学修业的一个基本形态》，载《作家月刊》，1936年5月15日第1卷第2期。
[18]王淮冰：《我与〈大刚报〉 我看〈大刚报〉》，见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
[19]《社论：本报创刊十周年》，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20]《社论：本报创刊十周年》，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21]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22]《社论：本报创刊十周年》，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23]《社论：〈大刚报〉是怎样长成的？》，载1946年11月9日《大刚报》。
[24]《社论：本报创刊十周年》，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25]王淮冰：《毛健吾与〈大刚报〉》，载《新闻记者》，1999年第1期。
[26]王淮冰：《对〈大刚报〉不同历史时期评价的看法》，载《新闻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
[27]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2页。
[28]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29]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07—108页。
[30]《〈大刚报〉创刊十二周年纪念座谈会的讲话》，载1949年11月10日《大刚报》。同版还刊出了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邓子恢、陶铸、赵毅敏给报社的题词和讲话，以及武汉市党政领导张平化、吴德峰、李尔重等同志的题词和讲话。
[31]李尔重：《它是鼓舞人民前进的力量——〈大刚报史〉序》，见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页。
[32]王淮冰：《对〈大刚报〉不同历史时期评价的看法》，载《新闻研究资料》，1984年第24辑。
[33]对熊复评价的理解，陆天虹还有一段表述是“熊复同志在1949年12月9日（应为11月9日，笔者注）为《大刚报》的题词中说，《大刚报》曾对中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做过有益的贡献，因此《大刚报》在解放后能获得人民政府的批准，继续出版……这是它和国内其他私营报纸不同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使《大刚报》走向了进步，走向了人民。”陆天虹使用的是“省略号”，如果不查到报纸原文，是无法了解此处的“省略号”指代的是何种特点。很显然，陆天虹的表述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会让读者误认为“这个特点”指代的是“《大刚报》的继续出版”。在陆的下文表述中的确移花接木地将熊复的话作了修改，将“这个特点”指代为“《大刚报》得以继续出版后的发展道路”，所以才有“《大刚报》工作人员自觉努力是加速进步的主观因素”的结论。可见陆文的表述是断章取义的主题先行。无独有偶，《大刚报史》中涉及熊复这个评价的时候，都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做法，省略了“少数知识分子同别人结合的一张报”这种表述。笔者注。
[34]陆天虹：《党对〈大刚报〉的改造》，见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
[35]这是借用的概念，实际的内涵和限定的时间段在于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概念的提出，即政党机关报在政治上、思想上应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组织上服从党中央领导，这是政党机关报的性质所决定的。吴廷俊：《政治家办报——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新闻史的一个关键词》，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
[36]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见茅盾，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等：《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大事：〈新闻学史料〉100期精萃·追溯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393页。
[37]戴邦：《党报和党委的关系》，载《新闻与写作》，1987年第3期。
[38]欧阳柏：《大刚报史话（续）》，载《新闻研究资料》，1984年6月29日。
[39]Nimmo，D.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lic opinion in America［M］.New York：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1978：99－100.
[40]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4页。
[41]毛健吾：《左乎右乎，谈青年思想问题》，载1943年8月22日《大刚报》。
[42]《〈大刚报〉创办人毛健吾与〈大刚报〉》，见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
[43]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0、124页。
[44]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0、124页。
[45]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0页。
[46]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88页。
[47]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0页。
[48]《赴美考察新闻事业毛健吾氏今日出国》，载1948年9月22日《大刚报》。
[49]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50]刘峙在华北的丧师失地、不战而逃使他的声誉大减，因此他被国人讥为“常跑将军”，保定的惨败也使蒋介石大失所望，认为刘峙已堪老朽，不堪征途了……不久，武汉陷落，宜昌吃紧，蒋介石调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宜昌的刘峙无容身之地，被调任保卫“陪都”的工作。这段经历使刘峙感慨颇多，他回忆说：“我只自寻烦恼。”他说：“保定战败后，由洛阳到宜昌，这一年多时间，我任人在蒋公面前摆布，备受欺凌，但总是以忍让为先。当人们和我谈起东征西讨的战绩时，我便谢其雅意，说：‘你不看，窗外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请你去问长江里的水，古往今来，有多少是是非非，如今又在哪里？我们都不过是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分一秒，又何必为此认真，自寻烦恼。’”他还经常独自一人，默诵老子的“智者劳，而仁者忧。无能者无所求”。何明：《民国人全记录：民国名人的最后岁月纪实》，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1769页。
[51]（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52]Lee，Chin－Chuan.Sparking a fire：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J］.Journalism Monographs，1993（138）：1－39.
[53]林丽云：《分析台湾威权政体下“侍从报业”的矛盾与转型：1949—1999》，见张笠云：《文化产业：文化生产的结构分析》，台北远流出版社，2000年，第89－148页。
[54]委托－代理关系泛指在任何一种涉及不对称信息的交易（合同、协议）中参与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55]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56]朱文尧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
[57]《社论：扶助民营报业》，载1946年12月24日《大刚报》。
[58]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59]《社论：勉国民党》，载1946年2月20日《大刚报》。
[60]《社论：为彻底停战呼吁》，载1946年1月17日《大刚报》。
[61]《社论：愿国共长期合作》，载1946年1月14日《大刚报》。
[62]《社论：民主和平建国年》，载1946年1月1日《大刚报》。
[63]《社论：勉国民党》，载1946年2月12日《大刚报》。
[64]《社论：勉国民党》，载1946年2月12日《大刚报》。
[65]《社论：今后的政府组织》，载1946年1月18日《大刚报》。
[66]《社论：欢迎蒋主席来汉》，载1946年2月23日《大刚报》。
[67]《社论：今后的政府组织》，载1946年1月18日《大刚报》。
[68]《社论：他们要吃饭》，载1946年1月29日《大刚报》。
[69]《社论：建国重心应在农村》，载1946年2月8日《大刚报》。
[70]《社论：迟来的冬赈》，载1946年2月10日《大刚报》。
[71]《社论：新外汇政策分析》，载1946年2月27日《大刚报》。
[72]《社论：工商复员不容再缓》，载1946年2月28日《大刚报》。
[73]《社论：今后的政府组织》，载1946年1月18日《大刚报》。
[74]《社论：速解我民倒悬》，载1946年2月9日《大刚报》。
[75]《社论：减轻人民负担》，载1946年1月19日《大刚报》。
[76]《社论：迎春辞》，载1946年2月1日《大刚报》。
[77]《社论：国民党责任未了》，载1946年2月13日《大刚报》。
[78]“中共的政治主张，目前不准备另设对立政府，也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见1946年1月26日《大刚报》。
[79]《社论：为彻底停战呼吁》，载1946年1月17日《大刚报》。
[80]《社论：为彻底停战呼吁》，载1946年1月17日《大刚报》。
[81]《社论：愿国共长期合作》，载1946年1月14日《大刚报》。
[82]《社论：国民大会问题》，载1946年1月22日《大刚报》。
[83]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新闻记者的组织。1938年在汉口正式成立，曾出版《新闻记者》月刊。1938年10月20日，部分会员在长沙倡办国际新闻社。汉口总会后迁重庆，在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城市和香港设有分会。1941年4月，总会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旧中国的新闻记者，很少讲团结这两个字，报与报之间既各自为政，记者与记者之间也视同陌路。“青记”作为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民间组织，以青年记者（当时的主要成员都是战地记者）为骨干，把为数众多的进步的战地记者、编辑人员和救亡青年组织起来，在徐州、南昌、长沙、广州、成都等城市和延安成立分会，在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在香港和海外，积极发展会员，团结广大知识分子，调动新闻界“少壮派”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开始就同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范长江打算办一个通讯社，发挥“青记”在各地会员的力量，通过香港、仰光等地，把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信息发往香港、南洋和海外的侨报，为争取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尽一点力量。国际新闻社（以下简称国新社）于1938年11月在桂林正式成立。国新社总社设在桂林，“青记”的各地分会为国新社的分社。国新社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新闻事业机关，是共产党的新闻战斗堡垒之一。
[84]王淮冰：《关于〈在白区地下工作的岁月——纪念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的来信》，载《纵横》，2009年第2期。
[85]邹荻帆：《邵荃麟在大刚报的日子里》，载《春秋》，1987年第6期。
[86]《政协会议辩论国大问题》，载1946年1月18日《大刚报》。
[87]《政协会议辩论达最高潮》，载1946年1月19日《大刚报》。
[88]“政协会五议题研讨完毕，昨日检讨五五宪草，认为缺点不少主张尽量修改，会场空气平静各方意见极多。”见1946年1月20日《大刚报》。
[89]李凌飞：《争论国民大会，政协会议精彩场面》，载1946年1月23日《大刚报》。
[90]“《和平日报》、《武汉日报》、《新湖北日报》、《华中日报》、《大刚报》联合启事——本报等利用春节期间，整理内部，共同决议：自二月二日起至六日止，出联合版五天。谨启湖北省政府公告。”《联合启事》，载1946年2月1日《大刚报》。
[91]《政协会昨圆满闭幕，和平建国已奠始基》，载1946年2月1日《大刚报》。
[92]李凌飞：《协商圈外》，载1946年2月1日《大刚报》。
[93]《社论：迎春辞》，载1946年2月1日《大刚报》。
[94]《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55页。
[95]葛琴：《一点希望》，载1946年3月25日《大刚报》副刊《大江》。尽管生活很艰苦，环境很恶劣，邵荃麟、葛琴夫妇仍然坚持战斗到1946年11月3日《大江》出刊一百期，并且找到了合适的接替人即端木蕻良和曾卓同志后才离开。
[96]葛琴：《一点希望》，载1946年3月25日《大刚报》副刊《大江》。
[97]葛琴：《读稿杂感》，载1946年4月23日《大刚报》副刊《大江》。
[98]葛琴：《关于题材》，载1946年5月1日《大刚报》副刊《大江》。
[99]黎牧星：《〈大江〉副刊五百期纪事》，载《武汉春秋》，1994年第1期。
[100]端木蕻良：《替老百姓说了九年话》，载1946年11月9日《大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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