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由来与发展

第二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由来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1949年12月召开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10]上，出席会议的《大刚报》代表严问天被选入主席团。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范长江当众宣称《大刚报》是合作社型的民营报纸。范长江对《大刚报》的定性是对其历史的总结。这家合作社性质的民间报纸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有一个历史过程。

一、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由来

合作社组织产生之初，关于合作行为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合作如何产生？合作如何得以维持？当资源渐近稀缺的时候，在资源利用以及分配方面，人们就需要采取协作的方式。随着资源的稀缺再度加深而渐近匮乏的时候，协作的方式所造成的资源分布不均匀以及资源闲置浪费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用合作的方式去达成人们对资源的共享就是一种必然要采取的行动。

如前文所述，《大刚报》作为合作社性质的报纸产生于信阳的停刊之时。从出版的影响来看，从《大刚报》创刊到信阳的暂行停刊，虽然出版时间短暂，但是由于报纸发行量的激增，报社成员反而受到激励，试图创立经济独立的民营报纸。从报社成员的前途来看，毛健吾在担任郑州时期《大刚报》社社长的同时，还兼任刘峙部队的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的职务，可是随着战局的变化，刘峙退到洛阳，报社失去官方庇佑，毛健吾也试图摆脱政党派别的束缚，在信阳当众宣布辞官，报社其他成员对办报“一天天发生兴趣，也一股劲地干”，“愿者同往”，主动选择合作成为必然。其中“信任”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合作的演化力图建立一个不需要亲缘，不需要互惠甚至不需要利他的人际信任框架。对《大刚报》合作社产生并得以维持的原因，毛健吾个人也作出过分析：

我的干部为什么他们肯跟我干，愿跟着我苦？……就是主管人的公与诚。主管人若能待部下以诚，部下未有不被感召者，诚之一字，具有无限之潜力，一切力量，均出自于诚。主管人若能大公无私，处处牺牲自己，顾全团体，且将个人所有才能，贡献团体，毫无自私自利的邪念，则部下自然心悦诚服，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况乎团体而苦干？《大刚报》是同人大家的，决不是个人的私产。同人知道苦干是有意义、有代价的，不是替毛健吾个人作工具，于是大家肯跟着我干，愿跟着我苦。^[11]

因为迫于国民党中宣部中断经费、责令停刊的压力，信阳时期《大刚报》同人主动选择走“私人以自愿的形式结合起来创办报刊”的合作社式路径，由于群体间的妥协、各方力量的参与以及出于规避政治、经济双重风险的策略性考虑，《大刚报》开始是一份缺乏明确政治主张、仅具“有益国事”总体倾向的同人报。《大刚报》同人大多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谈不上宏图大志，只是“一股劲地干”，抱有单纯的“有所说，为人民；有所不说，亦为人民”的主张，坚持自己对待各政党是不偏不倚的“一碗水端平”。在抗日战争年代，《大刚报》曾是西南后方有较大影响的民营报纸之一，经过衡阳、贵阳的发展和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曾三遭轰炸、四次搬迁，而始终坚持出版，“愈炸愈奋，至大至刚”的大刚精神驰誉国内报坛。这些经历充分体现出作为一份由志趣相投的人自愿结合起来创办和经营的同人报的精神气质和明显的个性。考察《大刚报》在抗战时期和国统区的办报理念，基本可以描摹出《大刚报》同人“合作”的面貌。

“纯大众之报”指站在人民的立场替人民代言：

本报是读者的，是大众的报纸。我们有两个立场：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民众。所以本报一方面要代表国家说话，一方面要代表民众说话。本报今后要造成一种真正的舆论，所说的话，不是为国家而说，就是为民众而说。政府应该说的话，我们就替政府说；应该替民众说的话，就要替民众说。绝对不偏不倚。我们记者正是反对与老百姓作对的。我们正是站在老百姓立场上替老百姓说话。凡老百姓想说不敢说的话，我们应该替他说出来。^[12]

“纯报人之报”指办报不以为政治服务和获利为目的：

决不以报为猎取任何其他目的物的敲门砖。同人的最初结合是基于共同的兴趣，愿为抗战宣传献其心力，同人过去以报为家，今后仍要以报为家。过去由于做报的兴趣，甘苦如饴，今后仍然准备承受更大的艰苦。过去同人矢志不以报为职业，而以报为事业，今天仍矢志以报为共同的终身事业。这年头，卖黑报纸不如卖白报纸，报人办报只有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准来填补那份差额。^[13]

“纯民间之报”指积极参与国家民主事宜：

凡有益于多数人者，表扬之；凡有害于多数人者，笔伐之；多数人利益之所在，即国家利益之所在，民族生存根据之所在，亦即是民间报纸努力方向之所在。准此，我们并不以对国事超然客观为应守的绳准，亦不以两极之间行其中道为应取的态度。反之，我们有的是积极的信念，火热的心情，虔诚的态度。有所说，为人民，有所不说，亦为人民；人民至上，亦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14]

看得出来，像《大刚报》这样的同人报，同人间实际黏合的是文化。从外在层面来看，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忧虑，是“忧天下之忧”的士大夫情怀，是“文人论政”的精神气质和志向。同人关心各自的忧虑、情怀、志向如何在报纸上得以体现，认为报纸应该是自由的、中立的、超然的，但报纸的操作牵涉的话语权必然决定了其脆弱性。从内在层面来看，是同人间的信任。一个以情义、信誉作为凝聚力的群体“深体治于人者的朴素纯一，哀婉曲达之情，举凡过于乐观的陶醉，过于悲观的沮丧，因应时会的夸张，愤世嫉俗的怨愤，均非所取”^[15]，讲求“愿者同往”的性气相投，即便带有实际功利，也是一种有难同当、有福共享的期盼，并非要立竿见影。务求不求形式，稳健而不冒进，互帮互助，共图发展，是其处世为人基本之道。

《大刚报》的创办从北逃到南，从南逃到西，逃到了万余里，还没有逃垮，而且逃到哪里便坚强地站在哪里……我们搞这一张报，完全没有一点凭借，我们这一些伙伴，自始就立了一个宏愿，以大刚为家，苦干到底，所以都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16]

“同人”者何？乃情趣相投志同道合之友也。《后汉书·刘陶传》云：“陶为人居简，不修小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其中的“好尚”、“情趣”足以表明同人为“同性相吸”。用“私人以自愿的形式结合起来所办的报刊”指代同人报，基本还是外在着眼，倒把内在的“好尚”、“情趣”忽略掉。没有内在的愿者同往的意趣相同，“自愿合作”是不可能的。对于合作社性质的报纸而言，一种整体的报纸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大刚报》也是以“愈炸愈奋，至大至刚”的报纸风格彰显其社会意义，延展其性格特色，探讨以怎样的（起码是多种多样的）方式与现实生活关涉。更为重要的是，合作社成员在办报中所表现的对人生、对社会模糊的共鸣，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态度——“以至大至刚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形成一种“明显的性格”统一起来，并且形成彼此相生相克的报纸生态空间。“一个理想的同人杂志，应该尽量地反映这样有特性的团体活动和它所能关联到生活环境的色调、动态，反映那些环境的生活也推动那些环境的生活，反映那个团体的活动也推动那个团体的活动。”^[17]而合作社性质的报纸也正是通过对报纸“明显的性格”的强调，在大众的洪流中显示出异质因素。

综上所述，从合作社依赖的信任机制层面分析，合作社产生之初依赖的是个体品性、修养的自律，讲究的是单方面主动实践诚信，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亲疏的关系网和民约的群体压力消解了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大刚报》合作社从信阳产生到衡阳、贵阳得以维持的内在动力。然而由于合作社是基于人际信任而非制度信任，人际信任的保障体系主要是习俗和伦理道德，当自由市场的逐利诱惑导致个人物欲的膨胀，人际信任的关系网的异质性也导致对个人约束力的降低。

从合作社本身的组织结构层面分析，《大刚报》体现出的“纯报人之报”的纯粹性也决定了其内在张力和松散性。合作社组织模式意味着非中心化合作网络体系的确立，这个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都不会成为恒定的主要构成要素，每一个新进入合作网络体系的“闯入者”都是会给合作机制带来新生的力量，而不是被排斥的异质因素。形象地说，合作社组织是一个无边界的合作网络体系（见图2－1），它的每一个节点都只是在相对于具体的事件或行为的情况下，才会表现为或沉静或活跃的因素，在某一合作链上的沉静或许会在另一个合作链上被激活。任何一个来自网络外部的因素，都有可能在网络中任何一个节点打破缺口。《大刚报》合作社的创立彻底打破了组织体系的等级关系，而代之以平等的合作关系，因而也就不再会在组织运行中形成权威，进而也就不需要一个控制系统来维护和保证组织的存续；合作社成员之间更易交流信息，导致内部的组织隶属关系更为松散。

图2－1　合作制组织结构模拟图

二、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发展

根据美国商业组织的基本法律形式的分类，《大刚报》合作社属于雇员合作社的类型。它由社员自愿结合起来，共同负担风险，赢利按每位劳动者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一）合作社组织的内涵

1.在性质上，实现劳动者自愿的劳动的联合而不是资本的联合

劳动的联合是指实现劳动者的共有共享，实现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合作社是劳动者为了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的利益共同体，是为了解决共同体成员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而实行自我服务的经济实体，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属于联合劳动性质。合作办报依靠的力量是两种类型的劳动者，一类是体力劳动者即印刷工人，一类是脑力劳动者即能编会写的知识分子。后者多为年轻人，没有家室之累，在报社工作只要能解决温饱即可，前提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办报。^[18]

同人在十年前结合之初，皆为报界新兵，各凭着一股抗战宣传的热情，就并肩携手，为一个目标迈步前进，本报同人至今还是十足的新闻界的行伍小卒。抗战胜利，激起了我们明知力所难胜任的事业企图心，而分在宁汉两地出版，几经波折，勉立脚跟，以迄于今。在战时，我们做这张报，尝以“难产难养，多哭多难”八个字自况；在今天我们唯再接再厉，以“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八个字自勉。^[19]

2.在原则上，遵循“自助、民主、平等、公平、团结”的价值观

这种奉行合作社社员诚实、公开、承担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的道德价值观体现了合作制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合作制力量的源泉。着重强调这种合作社组织扬弃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否定雇佣劳动，在内部排除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人人平等，互助互利，实行自主管理。社员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利益共享是其本质要求，也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坚持以为劳动者服务为宗旨，满足组织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是合作社生存之本。合作社以服务为宗旨，就是把服务作为一切经营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体现了合作制的性质和原则，是合作制感召力和生命力的根本之所在。

诚以本报而言，当初同人等结合办报，除了自己的劳力好，一无凭借，而我们十载苦撑至今不倒。报之所至，总有广大的读者和我们作心声的共鸣，感情的交流。从社长起大家自己抬机器，下苦力，大家都把《大刚报》当自己终身事业做，没有一句怨言，心甘情愿。^[20]

我们搞这一张报，完全没有一点凭借，我们这一些伙伴，自始就立了一个宏愿，以大刚为家，苦干到底，所以都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有钱时拿薪水，无钱时，随时停薪，逃难时没有钱。^[21]

（二）合作社组织成熟发展的表现

1.实现权威在组织成员之间的转换

合作社组织实际上是企业的一种类型，因此需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提高抗风险能力和赢利水平。然而从合作制和商业化这两个层面上看，《大刚报》作为合作社则更多倾向于“合作”——以劳动联合为基础的生产要素的联合，是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而较少以企业经营行为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来获取利润。究其原因，与战时国计民生之艰苦，物质条件因战时之累每况愈下的局势息息相关：

以这样一张报人之报，凭企业方式去经营，自决无奇迹出现，而能独抗社会经济的衰颓。文化出版事业正一步步走着下坡路，关门停刊，时有耳闻，我们今天未尝不以尚能立足而私幸，但来日方长，这种颓势将伊于胡底？实不胜为整个文化事业隐忧……以迄于今，我们以报人之报，主客观条件所限，对于读者的服务，时感力不从心。^[22]

而经费短缺正是制约其发展和合作、积累的重要因素，也是难免不受政治背景或社会集团操纵和控制的必然因素：

这样困难，这样物价高涨，这样负债累累，还要咬牙支持，究竟为什么？为个人？谁也知道报人最艰苦。为发财？谁也知道报纸说话无人听。为仕途？谁也知道报纸就是宣扬家丑，暴国家弱点，有损政府威信。^[23]

中国以社会基础未安，报业本身方在萌茁，大体说来，民间报纸之决定社会的力量，尚不及社会环境对报业之决定力。^[24]

如何保证“作为一种舆论制衡因素，对外以一种不偏不倚、自由结合的姿态出现”的同人报的言论独立和经营自主？仅仅依靠劳动者的自愿结合远远不够，还需要在合作社组织结构体系中建立权威，但是合作社组织结构中的这种权威却不是稳定地与某些固定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不断地在组织成员间发生转换。《大刚报》作为合作社组织，每一个阶段所面对的任务是不确定的，执行任务的路径和方式也会随之调整，因而权威就会不断地转移到最能适应和适合领导组织选择任务、迎接任务并执行好任务的组织成员那里去。《大刚报》合作社的骨干成员，衡阳、贵阳时期以毛健吾为代表。毛健吾作为《大刚报》的创办人，“《大刚报》的成长和发展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则使毛健吾成为现代中国著名的新闻事业家之一”^[25]。《大刚报》的草创和发展时期，面对的任务是维持报纸经营，毛健吾笃行实业计划弥补文化计划，创立起“大刚事业”。抗战胜利后，《大刚报》面对的任务是增加报纸政治力量，毛健吾折中樽俎于国民党政界要人之间以促成宁汉两版的登记出版。然而此时毛健吾拟定的“五年十版”报业托拉斯计划导致其个人信心的膨胀，原本应建立在平等的合作关系基础上的组织运行，却因骨干成员的“权威”而形成控制系统，维护组织的存续，导致毛健吾独断决策，接受国民党CC系官僚资本投资改组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而合作社的社员却完全没有约束毛健吾决策的权力。骨干成员的自利天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导致经营决策的失误，直接造成其他成员的福利恶化与合作社的价值损失。毛健吾的“独断独行”最终导致了南京、汉口《大刚报》的分道扬镳。因此在报业经营管理上，毛健吾的成就与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胡政之等相比是相形见绌的。新闻界进步人士金仲华评论毛健吾“在事业上是实干家，在政治上是糊涂汉”。毛健吾赴美国考察而自动退出合作社之后，曾从美国写信给汉口《大刚报》同人，表示可以回来继续参加汉口《大刚报》工作，最终不了了之。在合作社的组织运行中，习俗和伦理道德对个人行为的调节虽然是温和的，但是如果群体内成员有所违反，所面临的惩罚是内在良心的谴责和外部众人的唾弃。

因此合作社发展到汉口时期，权威力量自由无碍地从毛健吾转移到了刘人熙身上。鉴于合作社经营难以消除社员间明显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汉口《大刚报》在实践中就注意规避由少数人控制合作社而采取民主管理的策略。汉口时期面对的任务是秉承衡阳、贵阳时期《大刚报》独立办报的风格，回归到独立运营同人报的层面。为了报纸的生存，当时的社长刘人熙表现出在绝对权力严密控制下的过分仆庸化。因此在合作社内部，刘人熙并不理所应当地作为权重位高者而受到尊敬，相反会引发报社成员的诸多挑剔，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合作社组织结构“非中心化”的特质——刘人熙始终未在合作社组织结构中构成“硬核”。

2.实现“不结盟”的选择的开放性

“不结盟”本身即意味着组织可以突破自己的边界，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吸纳新成员加入而相互扶持；但是在其背后，这种“不结盟”的开放性决定了它并不把某些环境要素纳入到固定合作伙伴的范畴中去，而是随时准备与一切可以合作或可能合作的对象开展合作。也就是说，合作社组织不需要通过结盟去壮大自己的声势，因为它的根本性质已从竞争转向了合作；合作社组织也不需要通过结盟去营建一重最外层的保护屏障，因为它的充分开放性决定了不需要这样的保护屏障。

根据知识分子的意图来改善合作社的实践形式更加符合合作社的发展需要，符合知识分子作为合作社主人“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办自己的报”的意愿。因此发展到汉口《大刚报》时期，报社紧紧依靠少数知识分子，采取他们拥护的体制和他们受益的经营模式，从而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并自愿地选择与合作社生死与共。然而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自我同一的独立阶层，他们很难完全避免社会认同：处于某一社会阶层或集团的知识分子，固然未必归属于自己所处的阶层或集团，但却无法不认同任何阶层或集团，而其观念、理想则每每折射了其社会认同。鉴于此，合作社组织充分体现出“少数知识分子同别人结合”的“不结盟”的选择的开放性。

熊复同志说：《大刚报》是少数知识分子同别人结合起来办的一张报，这是它和国内其他私营报纸不同的特点。总的来看，这样说是抓住了特点的，但是，对各历史阶段，还要作具体分析。结合是讲两种力量在一定条件下的结合，谁也离不开谁。汉口《大刚报》的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仅靠少数知识分子，连出版登记证都拿不到，国民党根本不让你办报。所以，他们必须同别人结合。而这个“别人”，前期是毛健吾，后期是刘人熙。这两个人自己无资金，但又想办一张有销路、能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不依靠少数知识分子也是不行的。这样就结合在一起了。^[26]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条，成为自傲的一群；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知识演化为权力的婢奴，务必借助“权力”才能实现自己的功能。因此作为《大刚报》社主要领导的王淮冰对熊复评价的解读有其合理性。王淮冰理解所谓的“少数知识分子和别人结合”，简而言之，就是对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权力的生存状态的描述。《大刚报》的生存处境代表着新中国成立前民营报纸的一种典型类型——同人报：一无财团资金的经济背景，所以非“商人办的商业性报纸”；二无党派阵营的政治背景，所以非“党人办的政治性报纸”；三无持续赢利性的经济支持，所以非“文人办的论政不参政，经营不为营利的报纸”。^[27]而国统区民营报纸的基本生态主要有两种：一是不被当局政府“因言治罪”而查封停刊，“刀把子操在他们手里，他们可以随时摧毁你的报纸，而生存至上，事业第一，是我们办报的信条”^[28]；二是不受读者青睐而缺乏运转资金。因此《大刚报》的知识分子是为生存而存在的，必须依附于权力，这种依附即指知识分子同“别人”的结合。应该说，《大刚报》的知识分子处于一个凭借无力的窘境，较多地存在无奈的自卑心理。我们所体知的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表征，应该是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和对现行体制的批判，是“不自由毋宁死”的独立人格。然而他们“心甘情愿让人在脖子上套上轭，并且受宠若惊地亲吻那金黄的轭”，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不得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悲哀。

“别人”的指向，在王淮冰看来，在前期以毛健吾为代表，后期以刘人熙为代表。在汉口《大刚报》刚刚起步、没有多少赢利的阶段，是毛健吾筹集到汉口《大刚报》的启动资金。这笔启动资金是毛健吾于衡阳和贵阳时期在以实业促文化的“双管齐下”的主张下发展积累的共有产权，除了维持分配给社员的利润，这部分公共积累的存在对合作社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毛健吾利用政治人脉寻求报纸出版发行的机会，直接保证了汉口《大刚报》的顺利出版。在汉口《大刚报》独立运行阶段，刘人熙在体制上创新，采用自下而上的合作制和股份制等方式，以合作、合股的形式由报社成员自愿合作；在股金上采取入退股自由，在扩大股金与公共积累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如利用平价米和平价纸低买高卖的政策优惠，留取公益金等；在报道和言论表述上，并未以较为宏观的政治视野观照政党斗争，而在与政府不断博弈中寻找和看护好自己的位置，保证这份事业的生存和发展，最大可能地尽到报人之职。从这些决定合作社生存命脉的“关键性”问题上来看，《大刚报》的知识分子依附于毛健吾和刘人熙，以积极地与他们合作和自愿地促进合作为荣就顺理成章；合作的结果，是汉口《大刚报》作为合作社的利益得到较好的实现。

王淮冰之所以将毛健吾和刘人熙作为“别人”与报社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不在于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共性，而在于他们处于信息掌握多的优势地位。毛健吾作为《大刚报》创办人，既是一个糅杂着政治与媒体、权力与意识形态、文化与实业复杂形象的自由主义者，又是一个行踏跨越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人的面向，毛健吾从行伍出身到投靠国民党政坛要人，深刻体会到在政治舞台上有发言资格的重要性；在媒体人的面向，毛健吾坚其心志，笃行实践“文化与实业的双管齐下”，带有悲剧性的理想主义理念。刘人熙则大致属于“稳住阵地的保守主义”旧有老报人之流，“跑了多少衙门，看了多少脸色，说了多少好话……请国民党的官僚喝了多少酒，送了多少礼……每天战战兢兢，诚惶诚恐。”^[29]其韧性有余而魄力不足，善于周旋结交而缺乏锋芒。刘人熙在报纸经营方面表现出来的长袖善舞和左右逢源，对外减少了新闻言论与当局的直接冲突，避免报纸被查封和扣压，使汉口《大刚报》在自身经济的艰难处境中独立运行并生存下来成为可能。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王淮冰对熊复评价的误读和理解上的狭隘性。熊复在1949年11月9日纪念《大刚报》创刊十二周年的座谈会上是这样表述的：

《大刚报》曾对中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做过有益的贡献，因此《大刚报》在解放后能够获得人民政府的批准继续出版……过去《大刚报》在国民党压制、摧残、限制的情况下，尽了自己的力量，抗战时反映了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要求，日本投降后反映了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的要求，这些都是《大刚报》对于人民所作的有益贡献……《大刚报》是少数知识分子同别人结合起来办的一张报，这是它和国内其他私营报纸不同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使《大刚报》走向了进步，走向了人民。^[30]

从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出，这是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局长的熊复对汉口《大刚报》在国统区的历史作出的总结，对汉口《大刚报》的肯定是基于其具有“走向进步，走向人民”的基础，即1947年后中共武汉地下党通过几条线长期建立起的与《大刚报》的联系，汉口《大刚报》聚拢了一批民主进步分子，进步势力对报纸实行了渗透和掌控。“别人”的指向，熊复显然指向地下党的进步力量，而绝对不是王淮冰狭隘地指向毛健吾和刘人熙。因为与国民党方面曾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毛健吾、刘人熙之流只能是增加汉口《大刚报》的“反动性”，不可能增加“进步性”。正因为如此，《大刚报》在武汉解放以后才获得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从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舆论的夹缝中，用尽了心机，宣传了民主进步思想，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1]的正面评价，武汉市军管会才允许其继续出版，中共武汉市委才将其改造成机关报。王淮冰对熊复评价的误读，既忽略了熊复的后半段“走向了进步，走向了人民”的总结，又片面地将“别人”想当然地定义为“毛健吾和刘人熙”个人，仅仅站在汉口《大刚报》国统区办报的生存策略的立场分析。王淮冰认为，从本质上来看，毛健吾和刘人熙这样的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一般都对民众的品质没有信心，看不到对人民的尊重，也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本能冲动。所谓的“走向人民”，在知识分子来说是对人民的同情，或是知识分子从请愿者变为权力掮客。

走向进步，走向人民，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只是人们走上这条路，有的自觉，有的半自觉或不够自觉，有的是被迫罢了。走这条路，只有先后之分，快慢之别。毛健吾、刘人熙在历史上都曾与人民对立，他们原来都是国民党

营垒中的人，这是历史，是必须承认的……刘人熙是随着报纸“走向了进步，走向了人民”，又推又拉，一步步走过来的……毛健吾是在香港宣布起义，参加到革命队伍来的……用他自己的话，是“靠”过来的。尽管道路曲折，能够走近人民队伍就是值得欢迎的。^[32]

作为汉口《大刚报》的改造者，陆天虹对熊复的评价的理解如下^[33]：

这不但是对《大刚报》历史作用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对《大刚报》性质的正确论断。因此武汉解放后，《大刚报》就成为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报纸。在全国各大城市，如京津沪解放后也保留了少数私营报纸，而《大刚报》的发展道路，和其他报纸比较起来，却是不同的。《大刚报》经过了短时间的改造，就宣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1951年底停刊，全体工作人员则成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的工作人员。这个历史性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至少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大刚报》是能够顺从时代的变化，适应人民的需要，而确定自己的命运的……第二，《大刚报》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他们尽管出身、经历不同，世界观改造的进程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为人民服务、接受党的领导、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是一致的。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学习马列主义，进行自我改造，终于成为党报工作人员。第三，党对《大刚报》的政策是英明的、正确的……党的正确的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大刚报》工作人员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迅速改造和成长为党的机关报的基本队伍的主要力量源泉，而《大刚报》工作人员的自觉努力是加速进步的主观因素。^[34]

“别人”的指向，在作为《大刚报》的改造者陆天虹看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政权，陆文的言下之意是说《大刚报》算是“识时务者”，懂得及时地“跟着转”^[35]。《大刚报》的知识分子群体很快摆脱了忐忑不安的心情，热烈支持新政权、积极靠拢新政权的自觉态度并非不可理解：“一是对反动而又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失望，二是百年来累累国耻所酝酿的爱国主义情怀，三是人民解放军的辉煌胜利之不可否认的魅力。”^[36]改造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民这个以劳动群体为主体的基本社会群体，既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又是执政党为之谋利益的对象，他们被锁定在工农兵的范畴之内，无产者的联合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革命集体主义。而知识分子则成为人民的相对物，无法进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资源视野，只能是依附和随从。很显然陆天虹对熊复评价的“领会”更加符合熊复的原意，可见“党报工作者不是一般的新闻从业者，而是接受党的委派，运用新闻手段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应该是最富有党性，最懂得党的理论和路线、政策和策略的人”^[37]。如果对此不能“铭刻在心，身体力行”，相反提出一些不适当的口号，使得这个根本原则受到削弱，势必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由此可见，在对《大刚报》“少数知识分子和别人结合”的特点的理解上，无论是王淮冰认同的汉口《大刚报》在国统区办报策略的选择上依附于以毛健吾和刘人熙为代表的权势人物，还是熊复赞赏的中共地下党员深谋远虑，通过长期渗透，掌握了一张具有群众基础和改造基础的民营报纸，甚至是陆天虹理解的汉口《大刚报》的报人群体识时务地迅速而自觉地向新政权靠拢，都说明了合作社组织结构的弹性化使得由于合作对象的异质性所造成的缝隙也能够得到及时的弥合，合作社组织生存的历史条件使得合作关系随时都处于一个普遍合作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