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现状研究

1.2.2　关于我国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现状研究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出版的整体实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科技水平与科技实力快速提升对科技出版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科技出版实力和竞争力都是不够强的。那么，我国科技出版竞争力提升过程中到底面临着哪些问题呢？这正是近年来出版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通过文献调查发现，影响我国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科技出版管理体制滞后，科技出版市场化程度低，阻碍了科技出版竞争力的提升

我国出版体制改革滞后于整个经济体制进程。尽管近年来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业已取得较大成就，但是，出版业的计划色彩仍然较浓，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整个出版业市场化程度依然很低。在《中国出版企业竞争力研究》中，贺剑锋博士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用于测算一国市场化程度的“市场化指数”对我国出版业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估算。他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出版企业的市场化指数至今不会超过30%。离真正的市场化运作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出版业要素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需要的程度很低，已严重制约我国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⁴⁵⁾

由于科技出版不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属性，因而对其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探讨更是成为出版体制改革研究的热点。在2001年3月28—29日召开的部分中央与地方科技出版社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科学出版社社长汪继祥就曾强调指出：“在出版业中，多年来一直把管理放在较重要的位置，而发展问题则相对滞后。要发展，体制问题仍是根本问题。不少出版社在内部管理和上规模、上效益方面已练了不少内功，但如果没有体制上的真正转制和改制，不进行产权制度、人事制度等的改革，不进行资产重组、资本运营、兼并联合的话，出版社难以有真正的大发展。”⁽⁴⁶⁾2005年汪继祥社长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采访时继续对科技出版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我国的专业出版与国际专业出版相比，无论是在经营规模、技术手段，还是在经营模式、管理理念、国际化运作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无法与它们进行有力竞争。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原因，我国的专业出版还停留在部门所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层面上，相当一部分专业出版社市场化程度较低，还依靠主管部门输血维持。”中央虽然将几个出版社转制成企业进行试点，但是“目前在部门所有制和主办主管的体制没有突破，现有国有专业出版资源不能以资产为纽带进行重组的前提下，试点单位转制成企业后仍然难以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⁴⁷⁾。再如，方薇强调，我国的出版业“一方面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另一方面又受到各部委、各行政隶属单位的保护，还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解脱出来，离完全的市场化也有相当的距离”⁽⁴⁸⁾。又如，俞志华指出：“我国的企业体制与制度的改革2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科技期刊出版领域可以说相对滞后，尚待进一步深入。例如：体制上，计划管理色彩浓厚，事业管制条件太多；机制上，以财政拨款为主，市场化运作程度低；管理上，科技期刊编辑出版部门的自主权被卡控过死。”⁽⁴⁹⁾同时还有学者从科技期刊的视角指出了现行管理体制的危害，例如李斌指出：“体制制约是科技期刊面临的首要问题……我国应打破现有的分块模式，调整期刊布局，实行优化配置。”⁽⁵⁰⁾由此可见，来自管理体制方面的制约严重影响了我国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

在计划体制的束缚之下，我国科技出版产业存在严重的布局与结构不合理现象，进而影响到科技出版产业水平和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严云锦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我国出版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产业布局基本没被打破。这种按行政区域划分形成的条块分割的产业结构、市场划分和出版资源的平均分布，使得在出版单位的构成及数量发展上，形成各地均衡发展和区域贸易壁垒。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出版资源总量失衡、选题重复、图书质量参差不齐、出版资源的极大浪费，难免造成管理失控，市场混乱。中国出版业目前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均源于此。”⁽⁵¹⁾

基于以上共识，学界普遍认为，只有彻底改革现行管理体制，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和科技出版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创新科技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才能真正释放科技出版的产业竞争力。

二、科技出版水平低，科技期刊影响小，导致高水平科技出版内容资源大量外流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内容制造商已经成为传媒产业竞争发展的新的制高点。谁能将有竞争力的优势内容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谁就能获得市场优势地位。”⁽⁵²⁾“出版业属内容产业范畴，出版产业竞争力的形成高度依赖于以内容为核心的各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源禀赋条件的优劣对出版竞争力的形成具有几乎决定性的影响……毫无疑问，内容资源是科技出版的战略资源，是决定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的基本资源要素。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出版内容资源禀赋条件的优劣是决定其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最关键因素。”⁽⁵³⁾

由此可见，只有在科技内容资源的占有上获得优势，才能够保持在科技出版竞争力方面的优势。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无论从高水平科技成果的产出数量，还是从科技成果的水平看，我国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正是影响我国科技出版竞争力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关于这一点，无论是科技界还是出版界，大家都表示认同。近年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也都完全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即使以我国现有的科技水平来衡量，我国科技出版产业竞争力也是相对低下的，它满足不了我国当前快速发展科技工作的需要，难以适应当前我国科技成果传播的要求。正是这种不适应才造成了我国高水平科技出版内容资源的大量外流。近年来，不少研究人员都以科技期刊为例阐述过这一问题。

目前科技界评价科技期刊的质量与品牌形象，主要依据的是由美国ISI主导的JCR科技期刊评价系统。因此，是否进入这个系统被看成是科技期刊质量高低和品牌优劣的重要标准。遗憾的是，我国进入JCR检索系统的期刊数量极少。2005年JCR Science Edition收录期刊总量为6 088，其中中国期刊为75种，仅仅占收录总量的0.082%。正如贾贤所指出的：“我国的科技期刊虽然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某些国家，但真正被SCI等重要检索系统收录的数量、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不但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某些同处于科技发展中的国家，这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极不相称。”⁽⁵⁴⁾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为提升本机构研究成果的影响，不得不放弃国内科技期刊，转而鼓励研究人员将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投寄到ISI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⁵⁵⁾，从而，造成国内高水平科技出版内容资源外流。

如果从JCR期刊的影响因子来看，中国科技期刊更是无法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期刊相匹敌。正如任胜利和Ronald Rousseau所指出的：即使是被SCI收录的中国的科技期刊，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中国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通常将期刊影响因子作为重要的评价因素，所以中国的科学家都倾向于在海外的知名期刊上发表他们的重要学术论文。因此，中国科技期刊正在遭遇缺乏高质量论文的困境⁽⁵⁶⁾。

不仅出版学术界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新闻出版管理高层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就曾指出：“国内科技期刊由于大多数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内容质量亟待提高等原因造成了论文流失现象。”⁽⁵⁷⁾

三、数字化、网络化程度低，科技出版技术竞争力低下

正如徐丽芳博士所指出的：“回顾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造纸术、印刷术、数字出版等正是促进现代出版产业形成和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技术竞争力是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⁵⁸⁾

20世纪末以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进步正在迅速改变着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整个出版业的生存方式。在这些新技术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的科技出版业纷纷以积极姿态迎接数字化挑战。美国、英国、德国以及荷兰的一些大型科技出版企业和主要科技期刊基本实现了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科技出版的产业升级。不仅科技出版活动的全流程基本实现了数字化，而且一些大型科技出版企业也嬗变为科技内容资源服务商。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出版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则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科技出版的网络化、数字化程度也远远低于出版业发达的国家。正如机械工业出版社社长王文斌先生所指出的：“国内、国外的科技出版者现在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国内科技出版暂时还未明显感觉到数字化的挑战。”⁽⁵⁹⁾新闻出版总署阎晓宏副署长也曾指出：“数字出版在我国仍然是属于起步阶段，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发展的阻力也相当大。”⁽⁶⁰⁾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我国科技出版产业仍然因循传统的出版方式，无论是出版流程，还是出版产品形态，基本都没有实质的改变，现代技术为科技出版所带来的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的潜力未能得到释放。

从出版产业流程看，尽管少数科技出版企业、科技期刊的业务流程实现了网络化改造，但是，从全局范围看，这个比重还很小。大部分科技出版单位仍然因循传统的运作方式。阎晓宏副署长在分析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存在的问题时就曾指出，我国“传统出版单位内部信息化的程度比较低，与整个社会存在着一个数字的鸿沟”。“许多出版单位的出版流程依然没有告别纸与笔，仍然是抱着一大堆稿纸，仍然是夜以继日在纸上看稿子、改稿子，却不知道使用现代的信息工具。”⁽⁶¹⁾

从出版产品形式看，除少数几家集成性科技出版网站(非科技文献首次出版商)提供的是以数据库为基础的多样性科技信息服务外，其他绝大部分国内科技出版企业和科技期刊能够为用户提供的仍然是传统的书、报刊等科技出版产品。陈刚所指出的“科技出版产品形态都已超出传统出版的领域，成为信息资源服务”⁽⁶²⁾的情形在我国科技出版界几乎还看不到一点儿踪影。正如刘颖所指出的：“信息化带来的产业升级在国内业界动作不大……在国内，出版业界仍对网络出版等形态持观望态度，有个别投入，但没有大规模地投入，实质性的运作很少。”⁽⁶³⁾